刘凤云: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7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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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云  

   清朝的灭亡,标志着传统王朝统治在中国的终结,同时也意味着一部完整的清王朝的历史呈现在治史者的面前。百年以来,清史,特别是清代政治史的书写及研究,在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经历了不同观念、理论和方法的打造以及历史谱系的构建与重大史事的解构。伴随史学观念不断更新的是人们对于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上的不断探索与重置,而史学的镜鉴功能也在不时提醒着人们去反思自身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回顾历史研究的历程与回顾研究历史具有同样的意义与价值。

   政治史研究一向是清史研究的主阵地,不仅集结着众多的学者,且其研究领域的维度甚广,几乎没有哪个问题不与政治史有所牵缠。所以,要对政治史研究进行全方位的梳理,不仅限于篇幅,也实在力所难及。本文将从观念带来的热点转换这一线索试说政治史研究的发展及其趋势,论及之话题或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或仅就方法路径与问题意识而言,且难免挂一漏万。

   一、重大史实的考订及旧史学的奠基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后世修前朝历史的传统,清亡未久,自1913起,在短短数年间便有汪荣宝、许国英的《清史讲义》、吴曾祺等人的《清史纲要》、刘法曾的《清史纂要》、蔡郕的《清代史论》、黄鸿寿的《清史纪事本末》等十余部清史著作问世。①

   动荡的政治局面与突变的社会现实带给时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复杂变化,不同的立场观点也反映在清史研究之中。肯定清朝,进而为之唱挽歌者有之,如诸葛汝楫在《清史辑要》中对“从开国之原”至“共和告成”的一切反清运动都持否定态度,均称为“贼”、“匪”,将太平天国称作“发逆之乱”,说“发逆洪秀全倡乱于广西”,对捻军则称“发捻回诸匪,纷纷而起,民遭涂炭,且与英人启衅,连年用兵,东南各省,糜烂已极。”②

   但在更多的撰述中却流露出时代的信息,对清王朝的尊崇之情日渐衰微和对部分反清运动的含蓄首肯,已然为这一时期的叙史特征。如吴曾祺在《清史纲要•例言》中指出,“凡人民抵抗的吏之举动,大都由政治不良而起,即有一二魁杰但为少数人谋私利,并非救民水火,亦究与寻常窃盗行为不同”,所以书写中将官书奏报中的“寇贼”、“逆匪”等字样予以删改。直言曰:“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本无定位。”陈怀的《清史要略》,虽对太平天国仍用“内乱”一词,但却对其失败充满同情和惋惜。且书中不乏对清政府的指斥之言,称“(慈禧)太后骄侈淫佚”。③

   这一时期的清史著述,虽然仍未摆脱天命观、英雄史观,但在治史的观念上已悄然变化。他们或从政治立场,或于指导思想,或在学术内容与体例等方面,已与传统史学发生了分离,可谓20世纪初叶史学的新事物。然而,其最大的意义还在于开启了中国史学中的清史断代研究之先声。正所谓“20世纪的清史学,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部分、一个分支”;“断代清史研究最早从近代历史学土壤中破土而出”。④

   刚刚诞生的清史研究,还根本谈不上有政治史、经济史等方向的分野。所幸是,当时几乎所有的研究热点都集中在政治问题上。所以,本文的讨论也就从清代的几部通史论著谈起。

   至30—40年代,清史研究的突出成绩,除了官修的《清史稿》外,有三位学者的成就最大。首先是孟森以《心史丛刊》、《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所奠定的清史考实的基础,接着是萧一山的鸿篇巨著《清代通史》所开启的以政治叙事为纲的通史研究“丽作”,稍后又有郑天挺所著《清史探微》的刊行,寓意研究起于考证之细微。他们的成就,在研究内容上拓展了新的领域,在学术观点与风范上又是不同程度地各领风骚。

   《清史稿》于1929年出版,被认为是清朝遗老宣扬清朝统治、反对辛亥革命之作,并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禁书。但是,《清史稿》的断代史意义及其在编纂体例、资料汇拢等方面的奠基作用,是其他任何成果无法取代的。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问题与史实研究的精品,首推孟森的系列之作。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武进人。他的清史研究始于清亡之际。自1914年,孟森以“心史”名号发表了《心史史料》第一册,从澄清历史的角度开始了他的治史之路。鉴于清朝对入关前史,也即臣属于明朝的历史多有隐讳,并有肆意篡改、焚毁之事,孟森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了《满洲名义考》、《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等系列考实文章。1916年又由商务印书馆将上述部分论文汇编成册,以《心史丛刊》之名分三辑发表。而后,在《心史史料》的基础上,孟森的《清朝前纪》于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明元清系通纪》于1934-1937年由北京大学出版。而同一时期,孟森在国立北京大学还开设了《满洲开国史》、《明史讲义》、《清史讲义》等课程。其中《清史讲义》也在1934年出版。

   建国后,孟森的研究,诸如《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八旗制度考实》、《孔四贞事考》、《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以及《女真源流考》、《横波夫人考》、《太后下嫁考实》、《董小宛考》、《世祖出家考实》等计85篇文章,由其弟子商鸿逵编辑成《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刊》,于195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通观孟森的研究,可知其着力于史事原委的考订及史料的梳理,诚如商鸿逵在编辑说明中所指出的:其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作两类:一、历史事实的论述,二、文献资料的考订。”⑤而就是在这两点上,也可以看出孟森对问题的把握与史实判断上的精到敏锐。诸如他的“八旗制度考实”、“建州考辨”等篇,至今仍为学界奉为定论之作。他对满洲族称国号、族源等的研究,奠定了清朝开国史研究的基调。而他对清朝统治者多次篡改《清实录》目的的分析,以及《四库全书》修纂过程中的毁书用意的揭露,以及《科场案》、《奏销案》等对专制政治的鞭辟,都可说明其史识、识才的难能与可颂。

   在《清朝前纪•叙言》中,孟森表述了他治清史的目的,曰:“盖清帝逊国以后,国人以习知清世禁纲之密,清纪载之难信,于是妄造瞽说,流传失实,多污蔑清室之谈”,“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从流俗好奇之听。”⑥表达了他作为史家的担当。他要澄清清朝近三百年的疑案,同时也要厘正辛亥革命以来对清朝的一些偏激成见,强调不应把民族革命的政治立场用于学术研究,而视清朝的历史真实性于不见,把清朝和满族的历史置于一个客观的基础上。正是在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下,孟森开拓出清史研究的一片天地,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孟森在清史研究中有披荆斩棘之功,可被视为清史断代研究的鼻祖。

   但孟森的研究仍受制于他生活的年代,作为旧史学家,孟森依然无法摆脱英雄史观的时代窠臼,“他把一代的兴亡治乱归结为帝王将相等少数统治阶级首脑的奋发有为和荒淫燕嬉。”“对农民起义还加以敌视。”⑦

   孟森的学术成就,既源于在治史方法遵循传统的考据学,又得益于五四时期近代思想的影响。商鸿逵有曰:“心史师治史,多本中国传统之方法,而于史料分析甚详,于史事论述极明,又不尽同于传统史学,从而开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心史师治史重于考证,对所论之事,辨误纠谬,力求明了史事真相。”⑧这对清史走上真正的研究之路具有重要的示范与促进作用,其研究风格至今仍为部分清史研究者所秉承。

   孟森研治清史,前后不过三十年,其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非后辈之学所能望其项背。而孟森于1938年去世,而1937年也被学界作为清史研究的一个时段。

   在旧史学家中,萧一山是又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他生于1902年,卒于1978年。江苏徐州人。萧一山小孟森30余岁,而能够与孟森齐名,是因为他以一人之力用两年的时间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体系完整的《清代通史》,在体例上,他一改以政治史文明史混搭的治史时弊,堪称新创。更讶人者,是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两册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萧一山不过是一个21岁的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在校学生,而当时的名家梁启超、李大钊、蒋百里、蒋梦麟、朱希祖等前辈及日本今西龙博士皆为之序,称萧一山为“奇人”。1950年,萧一山又对《清代通史》进行修订,历时12载,完成下卷,全书共400余万字,距上卷之脱稿问世,已近40年。

   同孟森一样,萧一山也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并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学者,《清代通史》的撰写也以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入手、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广为搜罗与爬梳的基础之上。1922年,北京大学在明清史教授朱希祖与孟森的倡导下,建立了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组织力量对清代文献进行清理,而萧一山适逢有幸参与其间。由此,他接触了大量原始资料,诸如誊黄、敕谕、诰命、实录、考卷、题本、库表等等,其内容涉及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营、军饷、垦牧、河政、盐行、课税等经济、政治、军事各个领域的资料,从而为《清代通史》的写作积累了丰富的原始素材。他曾十分感慨地说:“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⑨虽说萧一山打造的是一部通史,但书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以国家政治为纲所形成的对清朝历史演进的宏大叙事,使是书构建起清史研究的脉络与脊梁。

   萧一山是一位旧史学家,但他却是梁启超所倡导的痛批君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新史学”的身体力行者,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一定意义上可称之为“国民史学”或民族革命的史学。

   首先,萧一山对大众革命极尽讴歌。诸如,他称天地会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开山鼻祖,把义和团运动看成一种民族自觉。他尤其推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编纂了大量有关太平天国及秘密会党的史料。对此,李大钊在初版序言中有中肯的评价:“萧子一山,以绩学之余,著《清代通史》一书。书成,执以示愚。愚受而读之,知其书之性质为有清一代之中国国民史。置之史学系统中,当为普通史中之记叙的国民史。取材既极宏富,而于文明及政治诸象,统摄贯通以为叙述,且合于社会诸象悉相结附不能分离之史理。余故乐为之叙,冀著者之益精厥业,以此著为重作各史之先声也。”⑩

   其次,萧一山对清朝的统治及其历史多持否定态度,将自身置于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上。如他在《清代通史》中有曰:“清以夷酋入主,威行专制,明世遗民,不惟抱亡国破家之痛,更具有光复中兴之心。盖以种族不同之故。”(11)而在他的研究中更渗透着对现实的关怀。正如他在《民族文化概论》导言中说的那样,他最初发表这些论文的时候,原本就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阐发民族的潜德幽光。

   可见,生活于清亡未久的萧一山是一个深受辛亥革命思潮影响、主张国民革命和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激情仍是他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与追求。而当民族革命的历史观构成萧一山史学研究的核心思想时,也如同一把双刃剑影响到他对清朝历史的判断,其研究难免失于过多的否定。

   在旧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中,郑天挺的史学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王钟翰曾有言:“回首百年,给清史学贡献最大的,首推孟森先生,他对清史研究做出的开创之功和取得的丰硕成果,至今无人可望其项背。次席者为萧一山、郑天挺两位。”(12)

郑天挺(1899-1981),又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人。郑天挺的清史研究始于30年代初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期间。其所著《清史探微》也于1946年出版发行。有关郑天挺的清史研究,诚如其弟子冯尔康所言:“早期的重点在制度方面,除前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之外,有《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清代包衣制度和宦官》、《清世祖入关前章奏程式》、《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释阿玛王》、《清史语解》、《清代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等文,并汇集于《清史探微》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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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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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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