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格瓦拉来到了新时期

——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6 次 更新时间:2016-03-02 22:58:39

进入专题: 格瓦拉    

黄平 (进入专栏)  

   【原编者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惹起激烈争论的电影文学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多年来消失在当代文学史的主流论述中。本文重返“改革”起源阶段的历史现场,分析剧本创作座谈会、《时代的报告》、《文艺报》三方基于不同的思想立场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阐释与论争,并结合对于作者王靖本人身世的考证、思想脉络的辨析与周边文本的细读,讨论作为《在社会的档案里》思想核心的“格瓦拉主义”与“新时期”的复杂关联,并以此反思如何超越当下“新左派/自由主义”的思想分野,回到纷争背后贯穿于当代中国历史实践的问题本身。

   今年适逢文革结束四十周年,无论左中右,反省官僚主义应是共同的底线与出发点,黄老师此文正是从这个基点重返历史现场。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刊物上的标题为《重温1980年围绕<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论争》,现恢复原本更有意味的标题《格瓦拉来到了新时期》。

  

引言

   1981年4月22日,报告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出版增刊(一份八个版的报纸),沿街叫卖,据说前后印了三十万份。在繁华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南口,报贩高声叫道,“哎!快来看反动作家白桦用眼泪向社会主义进攻!……”[1]同一天,《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在《中国青年报》第十四次记者会上就“文艺问题”发表演讲,他带着增刊到现场发放:“今天,《时代的报告》增刊出版了,我们有位女同志给会场带来了四十份,听说你们订了一百份。各方面需要量很大,今天第一批印了十五万份,还不够分配,这一期发表了《苦恋》剧本的全文,发了几篇分析《苦恋》的评论。一篇登在第一版,叫做‘本刊电影观察员’,题目是《〈苦恋〉的是与非,请与评说》。另外一篇是‘本刊文艺评论员’,署的我个人的名字……《时代的报告》增刊就在那位女同志手上,一毛五分钱一份,如果要订阅的话,今年预备出十期,交一块五毛钱就够了。(笑声:作广告了!)”[2]。

   这大概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增刊,这份增刊与两天前出版的《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一起,掀起了对于《苦恋》的大批判,是谓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苦恋》事件”。2014年的秋天,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中读完了创刊以来的《时代的报告》,在“《苦恋》事件”之外,发现《时代的报告》在前一年即1980年曾经掀起对另一部电影剧本的大批判,这一剧本是《在社会的档案里》,作者王靖,刊于《电影创作》1979年第10期。这场批判随着《时代的报告》一起湮没在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处,但是和“《苦恋》事件”相比,这场从来无人研究的批判,比对于《苦恋》的批判要复杂的多。这场批判从《在社会的档案里》开始,重点批判作者王靖所推崇的切·格瓦拉与作为剧本意义支撑的《格瓦拉日记》;而化名王靖、以“业余作者”为掩饰的剧作者本人,居然曾是“文革”期间红卫兵运动中叱咤大江南北的风云人物,他的真实身份一直隐藏到今天。从贯穿着“前三十年”与“新时期”的“反特权、反官僚主义”为视角重返历史现场,我们当下所以为的思想分野上的“左/右”,那些西方学院左翼所预设的框架,似乎渐渐变得面目不清……

  

1.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在社会的档案里》

   《在社会的档案里》属于1979年掀起激烈论争的几个剧本之一,也是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上热议的对象。文代会结束之后,1980年初随即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重点讨论该剧(也包括《假如我是真的》《女贼》等其它争议剧本)。这个电影剧本开场于1971年6月25日南中国的边境,在雨夜中,青年王海南带着《格瓦拉日记》试图越境打游击,最终在国界被边防战士拦截,而这已经是王海南第三次越境。边防战士再一次将王海南送回他那个军队高级领导的家庭。时光倒流到1969年夏天,王海南和首长父亲与弟弟小京不合,他无法忍受家庭的庸俗,对父亲表示“我看不惯你们的做法,也弄不懂你们的革命”。在运动失败后,王海南终日翻阅《格瓦拉日记》作为寄托。唯一能谈得来的,是家里的军区护士李丽芳,两个人暗生情愫。然而李丽芳被首长父亲和弟弟小京先后玷污,被迫复员到机床厂工作,和王海南断绝了来往,嫁给了厂医赵清。新婚夜丈夫赵清因贞洁问题把李丽芳赶出家门,李丽芳的工人父亲觉得丢脸,也对她大打出手。李丽芳彻底堕落,离家出走,整日和当地的流氓厮混。王海南从边境被遣送回家后,无意中遇到了李丽芳,他和李丽芳身边的流氓打了起来,被刺成重伤,后在医院中不治身亡。调查这起事件的老警察尚琪多方寻找,拼起了事件的完整线索,然而相关记录最终被迫销毁,尚琪也被军代表逮捕。但作者借尚琪之口表示:“这些材料的命运只有被销毁。不过,任何罪行都写在社会的档案里,登记在受害者的心里,这是谁也销毁不了的!”这是《在社会的档案里》的大致情节。

   《在社会的档案里》发表之后引发轰动,这一期的《电影创作》印了十万份,依然一刊难求[3]。一份电影文学类刊物,居然引发黑市交易,价格一路攀升,“据《电影创作》的同志介绍,该期刊物的黑市价格比定价高达十倍,甚至二十倍”[4]。读者对这个剧本反应热烈,《电影创作》编辑部“收到几百封读者来信,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对作品采取肯定的态度,并且不是一般的肯定,往往是最热烈的赞扬”[5]。剧本随即被制片厂看中,筹备开拍,“甚至在杂志上预告了剧组的名单”[6]。当然,争议剧本最后都没有被改编为电影,在1979年11月,“上海市委下令暂停《骗子》的演出。同时暂停的还有《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的电影拍摄”[7]。

   在剧本创作的变局之外,就更大的政治与思想背景而言,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代中国迎来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改革”时代的大幕徐徐拉开。重返新时期起源阶段的历史语境,在1979年这一年,对于“改革”的道路,各方大致在“现代化”的总任务下达成共识,但具体怎么走,边界在哪里,当时还充满着各种可能,各种思想争论十分激烈。而且,伴随着1979年对于“真理标准”的补课,以及对于“凡是派”的进一步揭露与批判,势必冲击原来的意识形态禁区。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全面平反与对于“文革”前历史旧案的清理,披露出很多骇人听闻的材料,动摇了以往不容置疑的定论。尽管立足点在于“拨乱反正”,但依然是一场不小的思想震动。同时,民间的思想运动风起云涌,各类自发组织和民办刊物开始出现;“上山下乡”运动也步入衰亡,大量知青用各种方式返城或上访,冲击着当地的社会秩序。在变革开启的时刻,一切都处在充满生机与危机的动荡之中。

   就思想领域而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即召开著名的理论工作务虚会。经叶剑英提议,1978年12月13日,时任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宣布,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希望理论与宣传战线统一思想,进一步团结起来。1978年12月胡耀邦就职中宣部部长,上任后重点抓理论工作务虚会,1979年1月18日会议开幕,会议由中宣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与会代表160余人。这次会议的讨论十分激烈,与会者贯彻“思想解放”的号召,畅所欲言,总结历史经验,激烈批判了“文革”的历史与实践,批判个人迷信,倡导民主法制,触及到诸多敏感的理论与历史问题。同样,也正是在这个会议的第二阶段,“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提出,将“解放思想”与“四个坚持”统一起来。当时的高层领导希望既保持理论探索的活力,同时将思想的力量有效地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轨道,推进改革的同时避免失控。

   就文学而言,其历史演进的轨迹,几乎复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结构,在1979年底召开类似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第四次文代会,在1980年1月召开类似于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剧本创作座谈会。第四次文代会意味着新时期文坛正式进入“改革”时代,在批判“文艺黑线论”乃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些“文革”死老虎的基础上,也要直面就在文代会召开之前兴起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这股文学潮流的挑战。1980年1月23日,剧本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历时22天,在2月13日结束,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地剧作家、文学评论家一百余人。据刘锡城回忆,“会议主办单位名义上是作协、剧协、影协三个群众性文艺团体,实际上则是由中央宣传部直接组织和主持的。不仅由当时任党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作主题报告,而且全部会务与文件起草工作,都是由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持操办的”。[8]会议名义上是关于剧本创作,实则是通过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讨论,统一文学界在“文学题材”、“写真实”、“干预生活”等问题上的思想认识,确定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方向。诚如胡耀邦在座谈会讲话中谈到的,“我们希望座谈会的内容不限于剧本创作的问题,而是能够对文艺创作上大家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流一下看法,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思想。这就是我们召开这个会的目的和希望。”[9]

   在胡耀邦的大会讲话中,他首先坦率地面对文代会期间的“不同意见”,“党中央认为,第四次文代会具有重大意义,明确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但文代会未开完时,中央就知道会上对有些问题议论纷纷。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对文艺工作的历史、方针和文代会的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一个是对当前一些作品有不同意见。”[10]这里的“当前一些作品”,主要指的是《在社会的档案里》这些作品。夏衍在第四次文代会的闭幕词中曾直接触及到,“歌颂与暴露的问题;以及在题材多样化中有关反对封建特权、官僚主义的问题等等,我认为都有大胆地正视现实而又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的必要。”[11]胡耀邦在文代会闭幕之前,找到周扬、朱穆之(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商量过两条办法:一条是用中央名义下发文件,一条是召开这个剧本创作座谈会:“对于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和几个作品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觉得,用中央发通知做结论的办法不妥当,延长文代会开会时间的办法也不好。因此我们商量,最好开一个座谈会,请一些同志来交换意见。”[12]

   我们今天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理解,来自于剧本创作座谈会的阐释框架。由于剧作创作座谈会上将《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三部作品做整体性的讨论,几部作品共通的地方更受到关注,比如都以“青少年犯罪分子”作为主人公,都触及到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社会的档案里》的主人公从王海南转移到李丽芳,会议发言对于李丽芳这个人物形象讨论较多,对于王海南讨论较少,更不必说对于切·格瓦拉和《格瓦拉日记》的讨论。剧本创作座谈会对于《在社会的档案里》的批评,大多集中在以“青年犯罪分子”作为主人公这一点,强调作品要注意社会效果与社会影响。周扬在开幕式讲话中就提到,“但今天青少年犯罪是否都是因为官僚主义、特殊化造成的,因此犯罪就可以原谅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大家认为骗子、小偷都值得同情,那就不好了。……任何写作品的人都应考虑自己作品给人的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13]。夏衍在开幕式的讲话中也提到类似看法:“青年作者可能没有这个经验,但是今后写作时应该考虑到,把一些坏行动和下流话在银幕和舞台上展示,对青少年是有害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和《女贼》这两个戏都有这类问题”[14]。

作品对于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黄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格瓦拉    

本文责编:lihongj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世界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7509.html
文章来源:微信公号“保马”

2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