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0 次 更新时间:2016-03-01 02: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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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 此文是2015年9月17日在德州学院的讲座的录音整理稿。该活动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德州市、董子书院合办。)

  

   摘要:董仲舒的思想,过去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有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且有学术界本身的原因,就是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以宋明理学的眼光来打量董仲舒。实际上,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他是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在思想学术上的完成者,确立了帝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他的公羊学在方法论上对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儒学现代转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的威权政治理念对于中国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政治理念也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董仲舒;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但是,说老实话,我不是董学专家。在座的有很多董学专家,让我来讲,属于典型的班门弄斧,呵呵!当然,我对董子也有一些想法,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写成文章。今天趁这个机会,我把我的想法讲出来,向大家、特别是在座的董学专家请教。

  

   从昨天开始,我们在董子书院进行研讨,主题是董仲舒的思想,大家特别关注董仲舒思想的地位问题。很多专家谈了很好的见解,我大致归纳了一下,主要是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讲,董仲舒的思想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原因何在?另外一个方面,从正面来讲,他应该享有崇高的历史地位,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给董仲舒定位?我今天的报告也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时间有限,我只能很简单地谈谈我的一些想法而已。

  

   一、董仲舒的思想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有学者谈到,其原因可能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法有关,例如“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样的对子。用这样一种方法去研究董仲舒,就会把他归入唯心主义,而且是唯心主义的一个很典型的代表。确实,董仲舒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学者谈到,到了“文革”的时候,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更加向“左”的方向偏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董仲舒不仅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更是地主阶级的思想代表,诸如此类的帽子很多。

  

   我想,这些方面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还是比较晚近的、外在的。其实,更大的一个原因是:这些年来,可以说从现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的研究,重点都放在宋明理学。很多学者都是研究宋明理学出身的。研究宋明理学的人,很容易以宋明理学为标准,用宋明理学的眼光去打量董仲舒,这样一来,就有问题,就容易发生历史的错位。

  

   宋明理学家,尤其是程朱理学,对董仲舒是不大看得起的。昨天有学者谈到,中国历史上,排得上号的一流的伟大思想家,从孔子开始排起,其中有朱熹。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朱熹的地位很低,甚至是个“反面角色”。但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观点,我在一些文章中谈过这个问题。宋明理学是帝国时代的后期的哲学,尽管精致,但两千年帝国儒学的基础并不是由他们奠定的,而是由董仲舒奠定的;宋代以来的帝国后期,是中华帝国走向衰落、中国的“内生现代性”发轫的时期,但在这个历史时期的儒学中,程朱理学并不是“开新”的一派,而是“守成”的一派。[1] 所以,我对朱熹评价不高。

  

   反之,我认为,董仲舒的历史地位应该重新彰显出来。不能按照宋明理学的思想观念的框架去看董仲舒。他的思想怎么会和宋明理学一样呢?他的思想方法当然是不一样的。你站在你的立场上去看他,他也可以反过来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看你,这都是很主观的,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我认为,董仲舒之所以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不仅仅有现当代政治上的原因,还有学术本身的原因,就是学界关于董仲舒的研究方法是很成问题的。

  

   二、应当怎样给董仲舒思想的定位?

  

   这里我想讲三点:第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第二,董仲舒思想对于社会转型的意义;第三,董仲舒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如何给董仲舒的思想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其前提是:我们要对中国历史本身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框架。这相当于说:如果你要给一个点定位,首先就必须建立一个坐标系,否则你没法给它一个准确的描绘,说明这个点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历史人物同样如此,你必须有一个历史哲学的架构,一个坐标系。

  

   在座的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历史哲学框架是这样的:据说我们从原始社会到了奴隶社会,又到了封建社会,又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应该……等等。这个框架大家是很熟悉的,但是今天学术界基本上不用这样的框架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了,因为这个框架说的是欧洲的事情,不是中国的事情。

  

   中国的历史,有可靠史料的历史,从社会历史形态的角度来讲,曾经发生过第一次社会大转型。这次社会转型,简单说,就是从“王权时代”转向“皇权时代”。转型以前,夏、商、周三代是王权时代,其基本生活方式是宗族生活方式。天下的政治结构,学界通常把它叫做“家-国-天下同构”。比如说,周武王把天下打下来了,分封诸侯,封的是谁呢?绝大多数都是姬姓宗族子弟。这意味着:天下的结构就是姬姓宗族的家庭结构。那么,在众多的诸侯国当中,有一国是周国,这是最大的宗主国,是由天子直辖的,这个国就是姬姓宗族的核心。所以大家看到,当时是“家-国-天下同构”,这个“同构”就是父系血缘家庭。《礼记·大学》讲“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实就是这个逻辑。

  

   但到了秦始皇的时候,中国社会转型了。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帝”呢?就是说,在这之前,没有这个意义上的“皇帝”,即没有帝国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到了这个时候,天下的结构不再是“家-国-天下同构”了。比如说,皇帝要派一个大臣出去任职,这个大臣并不是他家的,不是他一个家族的人。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宗族”时代,而是一个“家族”时代。中华帝国两千年,主要的社会斗争并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各大家族之间的斗争。你可以翻翻二十四史,这是很明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

  

   在王权列国时代和皇权帝国时代之间,有一个转型期,大家很清楚,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大转型的,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型,也就是雅斯贝尔斯(K. T. Jaspers)所说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2]。这个时期,诸子百家兴起,儒家是其中的一家。儒家的学说最终取得了国家哲学的地位,这是在汉代才完成的,众所周知,董仲舒在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我特别想指出:儒家,从孔子开始,接下来是孟子、荀子等,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社会转型阶段,有这么一个思想发展的基本趋向,那就是逐渐走向与历史趋势一致的方向,即从王权儒学转向皇权儒学。例如《周礼》所说的“王”,其实已经不是王权时代的王,而是皇权时代的“皇”了。[3] 到了荀子,他着重论证的就是要建构一个帝国、或皇权专制的制度。但这个思想转向的最终完成,其实是在董仲舒那里。

  

   我们知道,荀子作为大儒,培养了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后来被归入所谓“法家”。其中一个是李斯,他是个政治家、实践家。荀子还培养了一个学生——韩非,是理论家。很多人说韩非是法家,和儒家没关系;其实,韩非就是荀子的学生,怎么会跟儒家毫无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所谓“法家”和儒家的关系。[4] 韩非这样的法家,其实就是从儒家中生长出来的。他顺应了社会转型的时代需要,即从列国时代转向帝国时代这么一个时代转型的需要。所以我经常讲,韩非是“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不过,韩非这个“总设计师”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的制度设计确实跟儒学的关系不大,而且仅仅是在学术上进行的纸上谈兵,严格来讲,秦始皇采取的很多政策措施,尽管和韩非的思想有相当大的吻合,但他未必是从韩非那里学到的;再者,秦朝的帝国制度是有很大缺陷的,所以很快就灭亡了。

  

   儒家和政治权力的真正的双向互动,是在汉代。在这之前,不论是荀子也好,韩非也好,他们思想上的建构主要是理论上的东西,并没有真正落实到现实的制度安排上;或者说,当时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现实的很多情况还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的具体的制度设计是有很多问题的,不太适用。

  

   整个帝国时代,真正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国家“基本法”、“宪法”的这么一个东西,是汉代的东西,那就是《白虎通义》。《白虎通义》认为:“(孔子)已作《春秋》,复作《孝经》何?欲专制正法。”[5](《白虎通义·五经·孝经论语》)[6] 这里“专制”是关键词,这是皇权专制制度的自觉的理论表达。而《白虎通义》的“三纲六纪”,则是两千年帝国制度的核心的制度安排。作为两千年帝国制度的“大宪章”的《白虎通义》,特别是它的核心建构“三纲”,即大家很熟悉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那是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制度安排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7]

  

   但《白虎通义》并不是一本“专著”,而是一个集体性的东西,相当于是一个御前会议的纪要;[8] 不仅如此,它的许多基本思想,特别是最核心的“三纲”思想,就是从董仲舒那里来的。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9]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的思想理论建构,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上,最终真正完成这一工作的其实是董仲舒,可谓集大成者。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董仲舒的伦理政治哲学,那么,整个两千年的皇权帝国制度,特别是它与儒学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法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才是真正的“中华帝国制度的总设计师”。

  

这就是我给董仲舒的一个历史定位。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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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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