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事、老校友程秀生于2016年1月11日病逝。
秀生走的匆忙，71岁生日刚过11天，距本命年仅28天，比北京市民期望寿命（81.81 岁）低了10岁多。秀生之殇，除却失去33年同事的心痛，还需隐忍物伤其类的悲凉——我俩都属甲申猴。
一
秀生的“简历”名实相副，“简”之又简。他一生只生活过三个地方：家乡安徽宿县（今宿州）、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和首都北京，两个小县城和一个超级大都市。他一生只工作过两个单位：青海光明化工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一个是生产重水的国防化工大企业，一个是国家著名的政策研究机构。
但秀生的遭遇却跌宕坎坷、蹉跎多彩。1944年，秀生于战火纷飞中出生，在共和国草创中成长。六年中学（1956-1962年），前三年恰逢中国政治运动活跃期——“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教育革命”、“科技革命”、“勤工俭学”、“放卫星”、“赶英超美”、“大练钢铁”、“除四害”、“反右倾”……，大小运动摩肩接踵，树欲静而风不止。那时的中国，处处热火朝天，人人亢奋激进，共产主义指日可待。后三年，冰火逆转，“三年困难时期”不期而至，普遍的粮食短缺，饥饿的雾霾肆虐，学校停体育、减自习，以保体力、防“浮肿”。六年大学（1962-1968年），前三年是“调整时期”，政治冲击略敛，经济日渐恢复，教学重趋正常。未料后三年“阶级斗争”再续纲常，秀生下乡参加“四清”工作队，尚未收工还校，“文化大革命”即在北大引爆，学校陷于狂烈的“文攻”，残酷的“批斗”，血腥的“武卫”。折腾两年余，直到工宣队强力接管北大，平息武斗，秀生才分配到青海——毕业已拖晚了一年。此后的11年（1968-1979年），秀生“老九”在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到光明化工厂当工人，进而技术员、车间主任。直到1979年清华经管系招收第一届研究生，35岁的秀生才考取研究生离开青海，并于1982年进入中心。
秀生的前38年，经历如此多的磨难，见识如此多的反复，付出如此多的努力，真可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描述。我无法考证：这一切对秀生的人生，对秀生的性格，影响几何，是福是祸。但可以肯定，没有这些遭遇，秀生将是另一种人生，也将造就另一个程秀生。
然而，秀生堪称幸运儿，平生不乏命运眷顾。秀生没有非富即贵的家世，更没有显赫霸气的背景，但上苍却赋予秀生聪明的“数学”脑袋，赐予秀生坚韧不懈的毅力和不甘平庸的志气。脑力加努力，秀生逢考必中，所中即所愿。纵观秀生一生，有两大节点：一是高考，考取北大，成为“天之骄子”，奠定命运基调。二是研究生考试，重返北京，跨上人生新平台。拥有北大、清华两个顶尖大学的毕业证，环顾四围，能有几人？
认定秀生幸运，还因为这两次决定命运的蜕变，都巧逢国家政策拐点，宽松的政治环境，稀缺的人生机遇，似如约双至。这样的鸿运，可遇不可求，几近偶然：
1961年9月，中央批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强调学校以教学为主，要求提高教学质量。”“修订政审标准，将录取的决定因素由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修订为主要看本人的表现，严格坚持分段择优录取的方法。”今日读来，“强调”、“要求”、“修订”和“坚持”的，都是“本该如此”的常识。但在那个时代，却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变化，直接影响着学校教学，决定着学子们的命运。北京工业大学老校长宋硕曾说：“1961年，全国有近200名超清华录取分数线很多的学生（注：约占清华录取名额的12.5%），只因家庭出身或严重海外关系而不被录取”。1962、1963是多年来，少有的规则公平、政治开明的年份。而秀生恰在1962年参加高考，沐浴着这束天光，顺利考取北大数学系。
1976年，恣虐10年的文化大革命戛然而止，国家百废俱兴。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并扩大招生名额。1979年，秀生顺利考取清华第一届经管系研究生。1981年5月，中央批准成立“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秀生恰于次年3月毕业，成为中心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秀生顺风顺水的几年，起得早赶得巧，秀生抓住了机遇，一切似天佑神助，只能以“幸运”形容。
说秀生幸运，还因为人生低谷时，在青海邂逅夫人小吴，两人相携相扶，守着美满家庭，一子一女，走过了一辈子。
梳理秀生一生，比照自己，发现我们竟有那么多的相似：不仅命运走势基本同步，经历轨迹大抵相仿，婚恋家庭也几分仿佛。夸张一些，只需调整几个名词和时间，我俩的简历就可互换。不同处是，缘于我生性被动，平添了两插曲：
插曲一：1968年，我毕业分配到鞍山钢铁公司修建部当铆工，粮食定量54斤。铁心要扎根鞍钢，认命当一辈子工人，遂“就地取材”，撞到女友王玉英。她是医生，中医世家。谁知，风云不测，她的职业竟会摇身变为“道岔”，一举扭转了我的人生轨道。1969年，全国落实“六二六指示”，辽宁规定一半医护人员下乡当“赤脚医生”，她的医院全员下放到昭乌达盟。想到一个女孩子骑马到草原行医，人生地疏，愁坏了她的父母。后来，惊动了昆明的大舅哥，才出面求人将她调到昆明。为获“家属”身份随调云南，我1970年匆忙登记结婚。在北京转车远赴昆明，听到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奏“东方红”，时断时续的，只觉那么飘渺，那么遥远。那个年代，调动工作难于“蜀道”，其过程一言难尽。所幸，昆明市通用机械厂收留了我当钳工，那是个不足两千人的小厂。
插曲二：1978年，夫人得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开招研究生，遂雄心萌动，跃跃欲试。不知那根神经错搭——她医术已小有名气，不到30岁就是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现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中医科负责人，两个儿子7岁3岁，日子虽紧紧巴巴，却居安业乐，离家何为？她的如意梦：脱产提高理论水平，回云南还长一级工资，辛苦三年，合算。她如愿考取了，却没料到，人算不如天算，突然风传：所有首届研究生，一律留校或留中日友好医院（在建中）工作。面对变故，夫人束手，急令：“儿子可随妈进京落户，你只能自己考户口”。无奈无辙，被逼一搏。白天上班，照看儿子，只能早起晚睡备考，狼狈之极。十年荒废，一朝恢复，谈何容易？为确保录取，只敢报考清华母校，辛赖命大运好，侥幸成功。
我和秀生经历相近，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函数，首要影响因子是政策和形势，国运即命运，个人禀赋和努力程度反降其次，选择机会更少的可叹。这些阅历，影响着我们的性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无论能否认识，敢否承认，是否喜欢。
二
说起来，我是程秀生“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
1983年春，我忙着毕业答辩。一个周日，外出很晚才回到宿舍。室友急忙转告：“经管系程秀生找你，问是否同意去一个什么新单位”。这是第一次听说程秀生名字。什么单位？室友记不清楚（名字太长），干什么的？室友也说不明白，只笼统记得选人三条件：成绩优秀文笔好，有实际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让我哭笑不得的，是几位室友得意地表功：“觉得你挺合适，我们替你答应了”。找不到程秀生，也不知如何纠正和厘清所有的糊涂，唯余听天由命。很快，接到派遣证，发现名头吓人，找到报到地点，吓一大跳，怎么是中南海？几经犹豫徘徊，方仗胆走向站岗的解放军叔叔。记得，是皮声浩、丁宁宁到传达室迎我，李泊溪接谈，张泽厚办理报到手续。细节淡忘了，印象仍在：新单位简单朴实，言谈直白，清新自信，是我喜欢的氛围和风气。
摄于中南海紫光阁，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部分成员照，应是1984年秋。
后排左起：李金昌、丁宁宁、许小年、苗复春、程秀生、朱兵、陈越；二排左起：李善同、皮声浩、鲁志强、邓寿鹏；前排左起：郭励弘、王慧炯、谭依群、庞帮选。
报到时，技术经济中心仅20余人，新老搭配组成：各部位调来的“老”同志，有王慧炯、李泊溪、张泽厚、李金昌、董齐亮、邓寿鹏等，及青年“老”同志于伟加、谭依群；“新”同志有程秀生、朱嘉明、皮声浩、许小年、丁宁宁、曹思源、苗复春、惠小兵、唐若霓、陈越等，分别来自社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和我同年的清华学生，还有郭励弘、庞帮选和周林。听说，圈定四个院校，确定选拔条件，选调理工科学生，都是马洪（著名经济学家，时任社科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中心总干事）的思想和决策。也是马老力主，研究人员要以青年为主力。几十年过去，历史验证了马老的远见和卓识。还听说，马老为我们4人，曾亲自带队去清华工字厅，再次确认我们的去向，唯恐生变。事情不大，却暖人心。这样的单位，哪里去寻？这样的领导，何处可遇？
上班后，却始终未见程秀生真身——他在太原参加“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课题，不常回京。个把月后，才第一次见到秀生，印象深的：一是，烟瘾超大，手不离烟卷，稳居中心烟瘾“三甲”。按照现代医学理论，抽烟应是他肺癌的直接诱因，可惜他戒烟太晚了。二是，秀生就读顶级大学的数学专业，却偏偏发不准“数”（Shu）的读音，总把“数”说成“烁”（Shuo）——不知是他的乡音残余，还是数学家的特定发音。三是，秀生属猴，人也偏瘦，但平和、沉稳，说话做事慢条斯理，毫无“猴”性。那时的中心，活力爆棚，开放坦荡，多数人敢说爱说能说，开会争先恐后声高话急。秀生不算纳言，却生生被“大炮”们逼成了寡言。在这个年轻活泼、生气勃勃的单位，秀生的认真多思也成为调侃话题：说秀生打桥牌，叫牌慢，出牌慢，甚至第13张牌（最后一张）也不肯撒手，还要继续琢磨——搞不懂他思考什么，猜不出还有什么可深思的。
秀生温和，很少着急发火，30多年里我只碰到一次。应是1995年冬，他在综合经济研究部长任上，急匆匆气呼呼找我，说：京九线课题会就要开幕了，XX（时已退休且在病中）给来宾打电话：“这是瞒着中心党组开黑会，不要上当出席。”重启京九线课题，秀生找我说过，有正式报告和孙尚清主任批复。记得还提醒他：要知会原课题负责人XX，有他同意和支持最好，以免生事。秀生专程拜访了这位老同志，征求重启京九课题方案的意见，并聘请他任顾问。当时XX满口称赞秀生做的好，表示没有意见，答应全力配合。没想到口是心非，临阵生乱，食言下“绊子”。我让秀生等着，立刻跑去找尚清。听明白事情原委，老孙气得说：“告诉秀生，让他放心开，明天我到会讲话，问XX我能不能代表党组。”会议顺利召开了，这是我在中心30多年，所遇最下作、最不可理喻的事件，所幸只此一例。
秀生为人宽厚，思虑周密。1984年，马老欲破格提拔年轻干部，民意调查，秀生获全票推荐。39岁即破格升任办公室负责人（副局级），成为“新”人中第一位“升官”者。1985年，国务院下属的三个政策研究机构合并，秀生任办公厅副主任。1986年的一天，秀生手夹残烟到技经部，慢悠悠地对我说：“想辞去办公厅副主任，重返研究岗位，正考虑到哪个研究部好。”我脱口而出：“那就到技经部来吧。这里都是老技术经济中心的老人，人好处，工作好开展。”秀生默默抽着烟，稍后开口：“你是好意，但我不能来，我怕挡你和郭励弘的道。”回答太意外，当时秀生是唯一提拔的“年轻”干部，我的梦里根本还没“提拔”这一齣。但秀生的顾虑深深感动我，30年了还记得他坦诚认真的样子。
秀生做事认真，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呆板”。1996年，孙尚清主任意外去世。第二天一早，秘书处通知全体紧急开会。秀生接到电话问：“什么事？”回答：“老孙的事。”正式开会，才愕然发现，全场唯有秀生手拿笔记本和笔——他误以为是孙尚清布置工作。秀生做梦也没有想到，健康帅气的老孙竟会一朝辞世，秀生脑子里的第一闪念是工作。我至今还记得通告老孙去世时，秀生惊愕、茫然的神情。
秀生对领导决定，从来是服从多反对少，即使有意见也会委屈执行。1998年，秀生被委派筹建企业所，两年后，企业所初具规模，走上正轨。党组考虑调秀生去信息中心，接替上调的李克穆任主任。我担心：秀生愿意离开刚建好的企业所吗？得到的回答是：有些不情愿，但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最终，秀生去了信息中心，一直干到退休。我不知今人如何评价秀生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但我知道，一个好的研究单位，要尊重个体和个性，重视个人意见和尊严，贴近员工意愿和偏好，这是保持机构活力和凝聚力的充要条件。但要发挥团队力量，通盘考虑，个体的牺牲和委屈有时实在难免。假如换我，能如秀生一样反应么？我不敢肯定。
与秀生交往的33年中，秀生明确表示“不同意”，我只遇到一次。大致是2004年，我和秀生都临近退休，恰好中国经济时报社长余斌需回调中心——那是中心对余斌去报社任职的承诺。为挑选继任者，王梦奎主任征求我意见。想了几个人选都有些问题，王主任突然说：“有人向我建议，你去兼任社长最好。时报是你手上筹建的，社领导和骨干都熟悉，业务也了解，工作会很顺畅。而且，退休后还可继续多干几年。”建议有些意外，我认真回答：“王主任是好意。问题是以后，现任班子都退了，我这个老社长会让年轻领导不舒服，我也为难。与其那时再辞再撤，不如现在不接。”继续商量，我想到了秀生是合适对象，他是中心资深司局长，且在信息中心管过杂志和编辑工作。王主任让我先谈谈看。正巧中心举办党员学习班，秀生也参加。当晚，我请来秀生，问他愿否接任时报社长。秀生听完，半天没吱声，最后说：“我考虑考虑，明天答复。”第二天一早，接到秀生电话，明确表示不想去。理由是：“与你不同，我是中心“老人”，对时报却是“新人”，又不像余斌年轻有时间磨合。”估计秀生一夜没睡好，辗转琢磨一宿，生怕征求意见变成最终决定，遂一早来电话说明。其实，这次真的只是征求意见，跟本就没打算逼问：“如果党组决定呢？”60岁的老同事，何至于让他为难。结果，又“委屈”余斌多当了几年社长。
三
秀生有个值得玩味的现象：一生少有“跳槽”经历，却创造改行记录。算下来，大改两次，小改六、七次，唯独没干过数学专业。
分配到青海光明化工厂，是文革分配政策所致。那时，强调“四个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要接受“再教育”，只能当普通农民、工人，要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不得强调所学专业。因此，学数学的搞重水既不反常，也不特别。反过来，要想从事所学专业，幻想调出军工单位，调离偏僻青海，则需阿拉丁神灯的魔力。“从一而终”主要不是出于选择，而是自觉，是本能，甚至是无奈的潜意识。但秀生没有安于现状，没有得过且过，尽到了最大努力：一个学数学的，居然成功改行，当上了重水厂技术员和车间主任，风马不接，其中的艰难和付出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以后，人员流动常态化，中心亦难例外。七、八年间，老技术经济中心的“新”人，陆续离开者十之七八，留下来的反成少数（仅4人留成了“元老”）。细想每个去留者的具体详情，套用老托尔斯泰的句式：留下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走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去者或有新的追求，或志向有变，或失意而去，或欲看世界，……。原因不一，难以尽数。好在对人员流动，中心一直持开放平和的心态，从未有人对去职者进行任何价值评判。
中心历史上，曾发生过失血般的人员流失潮。1990—1992年，社会“下海潮”的冲击如海啸击岸，160人编制的中心，先后竟有近40人离职。筹建的社会部惨到只剩一官（岳颂东）一兵（葛延风），以致次年“三定”撤编，转而成立“人才交流中心”专司“停薪留职”者。那三年，也是中心最混乱的时期，四个中心合并，班子不团结，管理失规矩，人心浮动，外诱内乱，研究人员“用脚投票”，积涓流成大潮。庆幸的是，中央迅即改组领导班子，力推系列措施，强化制度建设，加强科研，改善待遇。很快，颓势逆转，中心重焕勃勃生气。回想那段历程，中心能够度过风雨，再次“中兴”，与秀生等“老”人们的坚守息息相关。他们与中心休戚与共，不离不弃，珍惜中心，相信中心可以“涅槃”重生，犹如脊梁支撑中心渡过了那段岁月。如果说新人是未来、活力和梦想所在，那么，“老”人就如“老红军”，传承着中心的灵魂和基因。基于此，我对中心所有的“老”人们，总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
秀生在无钱无权的中心一呆33年，历经中心的辉煌、衰落、再生和奋起。我不知道，他抵御了多少诱惑，忍耐了多少不快，放弃了多少机会，是否有过动摇？以秀生智商，“跳槽”不难，体面离去不过一念耳。但秀生却坦然直面平淡，坚守30年，其中的考虑已经永远无法探究了。我相信，一定有一种力量，一种信念，一种追求，一种责任支撑着秀生。
秀生是中心职务变动最多者，无人比肩：1982年入职中心；1984年任办公室副主任；1986-1990年任信息部副部长；1990-1992年任经济综合研究部副部长；1992-1998年任经济综合研究部部长；1998年至2000年任企业研究所所长；2000年12月起任信息中心主任。算下来，平均三年即调换一次职务。秀生职务变动何以如此频繁？细滤一遍，似乎皆有正当理由和原因。然而，何以是秀生而非他人，却又无从作答，只能以“能者多劳”、“适应力强”应付了。
秀生有不少学术兼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中国政策研究会、中国国情研究会、中国旅游学会、中国工商行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地研究会、中国房地产经济研究会理事；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专家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人民日报海外版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等。这些兼职多而杂，涵盖了宏观经济、信息经济、企业管理、旅游经济、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跨越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也突出反映了秀生的学术水平和社会知名度。令人不由感慨：如此多面手，中心少有；如此频繁的转换研究领域并取得成就，中心亦少有。秀生难得！
程秀生是中心第一个提拔的年轻干部，资历最深的司局长之一，是中心第三代“猴”中第一位离世者（中心属猴者众，曾有五代猴之说）。秀生走了，带着抱负和不甘，带着眷恋和缺憾。留给我们的，是不尽的遗憾和思念。
怀念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