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程秀生与“中心”故人点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1 次 更新时间:2016-02-15 09: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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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嘉明 (进入专栏)  

  

   后排左一为程秀生。图片来自程秀生同学后排左二杨明轩博客。

  

   1月15日傍晚,收到李善同经我夫人柳红转来的微信:“请转告嘉明,程秀生于1月11日晚因肺癌在京去世。”那天的台北,正是投票日的前一天。一些朋友专程来观选。入夜,风雨交加。可能是这些年人在海外,接到了太多来自国内朋友的噩耗,对于秀生之死,我并没有太大的震惊,但是,确有一种深沉的悲哀。自1981年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创建之始与程秀生相识,至今已有35年。我与他有四年同事经历,从月坛北小街2号院到中南海工字楼,那是充满希望、努力做事,所做之事对社会进步能起推动作用的岁月。

  

   程秀生(1944-2016,安徽宿州人)是当年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之一)所精选的第一批四个研究生之一。他是1962年考进北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文革后第一届清华经管系研究生。巧得是,他的大学同学,而此时北大数学系研究生毕业的李善同(1944年生)也同时被招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自1980年代后期,技术中心的“青年”一辈先后离开,他们俩位数学出身的同学“元老”却一直呆下来,在发展中心干了一辈子,直到退休。除了这两位老大学生,第一批招入的另外两位研究生则是文革时的中学生,后来去农村插队,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是皮声浩(1949-2008),一个是许小年(1953年生)。而此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刚由马洪创建,只有孙尚清、张泽厚和我。

  

   最近读何维凌手稿,才知道1962年高考的特殊之处:“从1957年起到1976年止,整整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几乎被淹没在人为制造的阶级斗争的阴霾中;而1962年却偶露天光。......1962年又是“文革”前高考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全国应届毕业生的报考与招收比例为10比1。入学的学生因硬碰硬考进来的,多是业务尖子,多自负,多‘怪’才”(《何维凌手稿》第5页)。

  

   李善同说他们数学系,在62,63,64年扎扎实实念了三年书。二年级分专业后分为数学两个班,计算数学一个班,力学两个班,程秀生在数学一班,李善同在数学二班。1965年9月开始到正定参加四清,1966年5月回京。1967年毕业后,程秀生在农场劳动锻炼一年,然后就到青海的化工厂工作,1979年考到清华经管学院。据张泽厚回忆,马洪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招什么样的青年,有三点指示:一是主要从三个地方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二是,成绩优秀者;三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程秀生入选。1990年代后,程秀生历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综合部副部长,部长,企业所所长,信息中心主任等职。主要研究方向是公司治理、民营经济、城镇化等。在旁人眼中,他在官学两界的地位兴许还不错,但是,我却为他惋惜。如果不是“文革”,原本,他有可能成为一位出色的数学家。这个国家应该更需要数学家。

  

   在我与程秀生共事的日子里,私交不算多。这不仅因为大家各自忙碌,还因为那时的我惹了太多单位之外的事情。在我印象中有这样几个有趣的片断--

  

   一是,他讲话慢条斯理。谈问题强调逻辑和推理,还不忘数字,这无疑和他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有关。二是,与人为善。他比我大六岁,那时的我,常有狂傲不羁,有些同事对我有意见,而在程秀生那里我总能感到的一种笑咪咪地欣赏。1982年整党时,入党不久的我,还担任个支部副书记,自然因为“自由散漫”的行事作风受了很多批评,程秀生替我做过不少解释和辨护。三是,程秀生做事仔细、踏实。在中心当时研究2000年的中国的大课题中,他做了相当贡献,担当了好几个领域的研究主力。

  

   后来,我离开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在河南省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中信国际所等地工作。那年春夏之际到海外,与国内很多师友都断了联系。唯一保持联系的人是和程秀生同年进中心,后调入中信国际所的老皮(皮声浩)。在2000年我到联合国工发组织工作后,曾与李善同就《工业发展报告》有过合作,老皮和善同也来维也纳做过访问。而再次见到程秀生,则是2008年的事儿了。在老皮的牵线和安排下,那年春节,老技术中心的同事们聚会在隆福寺的一家饭店。其中最年长者是王慧炯(1925年生人),此外还有李伯溪,张泽厚,苗复春,皮声浩,程秀生,李善同,鲁志强,曹思源,于伟加等等。做东的是苗复春。程秀生一反我年轻时对他性格内向的印象,逢年过节的问候从来没有少过,也是聚会的热情张罗者。就在头一次聚会不久,就又约了一个小规模聚会,地点是在万寿路,有上次缺席的许小年。席间,谈及中心的老人马宾,有人说,他就住在附近,于是,吃罢饭,大家立刻去马宾家拜访。不知道地址,只凭一个信息:全院惟马宾家没有封阳台,我们就顺利找到,并在那里做了些交谈。按中国不伦不类的“左”“右”划分,我们那天见面的人的“左”“右”光谱可能最为宽广。之后,是小年送老皮和我们回家。我们与老皮告别于南小街。已患癌症的老皮是乐观的,而我的预感是不好的。不出所料,这次见面之后才一个多月,老皮就去世了。

  

  

   左起:皮声浩、程秀生、朱嘉明、张泽厚、李善同、许小年

  

   2015年过年,中心老人又在北京聚过一次。那天刚做过癌症手术不久的曹思源来了,人瘦了不少,激情与热情不减当年。他还将自己所写有关中国的前途、总统制方面的文章发给大家。遗憾的是,程秀生出差在外,未能赶上。当他几天后回到北京,又向我们发出聚会邀请。然而,我离国时间不能改变,未能聚成。

  

   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是在1981年春天,地点是中南海。院子里盛开着粉红色的桃花,生机盎然。马洪创建中心的初衷就是要突破既有的体制,不按官制序列,从“中心”这个名称,到“总干事”这个头衔,都有创新的意思。他雄心勃勃,想建设中国的兰德公司,成为独立智库,为政府提供技术经济方面的决策咨询。那时的马洪不过60岁出头,孙尚清不过50岁,张泽厚不过40岁,我也才30岁。30多年过去,马洪、孙尚清已成为故人,老皮走了,思源走了,秀生又走了。年岁越大,越懂得亲人和朋友在生命中的重要性。我为自己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与故旧见面交谈而深深地遗憾。是的,那个曾经生机勃勃的,有点像传说的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已经远远脱离了它最初的轨迹。与这个中心相连的第一代人已经凋零和衰老。他们为那个时代所做的贡献和在八十年代留下的印迹,已经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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