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逸民:现代文化的异化或悲剧

——析西美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诊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3 次 更新时间:2016-01-29 22:34:46

进入专题: 异化   现代文化   劳动分工   西美尔  

蒋逸民  

   【摘要】西美尔从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理论立场出发,把文化看成是生命主体同化外部对象的过程。文化一开始就包含了生命主体与外部对象之间的冲突倾向。这种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它具体表现为物的文化形式严重束缚人的主观创造力的发挥。西美尔把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劳动分工看成是这种冲突的原因,并主张通过艺术的总体和开明的文化政策来消除这种现代文化的异化。西美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剖析反映了他浪漫主义反资本主义的思想特征以及方法论上的非历史主义。

   【关键词】西美尔 文化 形式 文化的异化 劳动分工

  

   西美尔是本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所生活的年代西方资本主义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逐步陷入由经济的片面发展而带来的社会文化的危机之中。西美尔在对西方社会的诊断中,揭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潜在危机。他详细阐述了这一危机的表现形式,并把它的内在原因追溯到现代社会发展的经济根源劳动分工。西美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和异化的观点,对于我们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实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美尔的文化概念

   西美尔对文化的理解以及对现代文化异化的剖析很大程度上是在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的框架中完成的。尽管他早年曾一度倾向于实证主义,但是他晚年的思想观点更接近于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学。在他看来,文化世界的内容只有经过各种精神形式的组织和构造才能成为经验、认识的对象。像康德一样,西美尔把形式看成是一个范畴或多个范畴的集合,这些范畴具有先验图式的构成性功能,通过范畴的构造,分散的、互无联系的外在对象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由于世界是经过特定形式范畴的加工而再现,因此形式又是构成的过程和构成能动性的产物。

   西美尔认为,仅仅从形式构成的角度来认识文化世界是不够的,对文化世界这一复杂对象的认识还必须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加以理解。遵从生命哲学家柏格森,西美尔把生命看成是创造运动的永久力量。他使用“更多生命”(life is more life)和“高于生命”(life is morethan life)这两个术语来说明生命的创造本能。他说,生命的本性是 带来“更多生命”实现种的繁衍,不仅如此,生命还会在精神领域带来“高于生命”的东西。这个“高于生命”的东西就是生命超越自身而创造的艺术作品、宗教教义和组织、哲学原理、科学体系、道德戒律、法典和法律制度等文化对象。这些文化对象的总体西美尔采用黑格尔的术语称之为“客观精神”。西美尔的文化概念就是说明个体精神和客观精神之间一种特殊关系的范畴。

   西美尔反对实证主义把文化看成是一个由客观知识和行为方式组成的和谐统一整体的观点,而主张文化从其本性来说是分裂的、矛盾的、冲突的。他认为,文化只与对象发生关系,包含了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灵魂”和“对象”。所谓“灵魂”就是天然地存在于个体生命之中的潜能,这种潜能只有通过教化的过程才能得以完全实现。“灵魂”作为一种深层的内在冲动,对完美性具有内在的和先验的追求。不过西美尔并不认为,纯本能的内在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就是他的统一、文化发展。在他那里,真正的文化过程需要借助外在工具、对象才能加以展开。

   西美尔举果树栽培的例子来说明他的文化概念。他说,野梨树在自然状态下只会结出酸果,而在人的智慧和意志影响下,经过精心培育,野梨树将会成为枝繁叶茂、果实鲜美的梨树。从梨树的例子,西美尔对他的文化概念作以下说明:一、文化是一个培植过程,即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更高、更完善状态的转变,而未来状态必须潜在于主体的自然结构关系中。比如把梨树制成桅杆就不是培植过程,因为桅杆这一形式并不是梨树本质所固有的趋向。二、文化的始初状态是个体的自然状态,即个人进入世界的那个状态。文化是个人全部潜能的展开和发展。就梨树而言,园丁所做的工作只是开发了蕴藏在梨树天然生理结构中的固有可能性。如果个体仅仅发展了他潜能复合体的一个方面,而造成其他潜能的萎缩退化,那么,这样的发展就不是个体的真正发展,而是对个人发展的歪曲。三、文化过程需要借助于外在于个体的对象,质言之,文化是个体内化外在对象的过程。果树的培植需要园丁的帮助,如果没有园丁的技术帮助,果树是不可能结出味美爽口的鲜果来。

   西美尔用梨树的栽培来说明他的文化概念,并不十分贴切,因为果树的生长与人的文化发展并不是一回事,而且果树也不可能具有追寻某种发展目标的自我意识。西美尔本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补充说,尽管动植物有文化趋向的现状,但这种现状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存在过。因为动植物在自然阶段中从来不是主动性的,而且也不像在人的灵魂中那样可以达到完善。西美尔解释说,用梨树例子来解释文化概念,不过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而已,他认为他的文化概念可以作以下概括:“文化表明个体的完善,这种完善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借助于同化或使用主体之外的一种超个人的结构才能加以实现。”〔1〕

   文化就这样将生命内容置于主客观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点之中。从本质上说,人可以经验作为对像的客观精神的要素,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经验的产物,像人自身一样是一种生命的表达。如果个人成功地实现了教化过程,那么他在人所设计的宇宙中象在家里一样舒适,他的人格与对象世界是和谐一致的。西美尔认为,古希腊时代的客观精神领域,比如哲学、科学等,其结构非常简单,风格也相对一致,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能够掌握。但现代世界由于客观文化领域越来越大,人们已无法同化它们,并使之全部进入自己灵魂的发展过程。这样,本来和谐一致的文化世界就出现了裂缝、对立和冲突。

  

   二、现代文化的异化或悲剧

   实际上,当西美尔把人类的精神产品看成是永不停息生命之流创造物的时候,就埋下了文化冲突的种子,在西美尔看来,生命和对象世界的每一极都不是完整的、自足的,每一极都依存于另一方。主体生命充满活力不知疲倦地流动,但是这种流动是不定形的和盲目的,只有赋予了形式,生命之流才有了方向和形状。因为形式是生命之流所必需,没有形式的生命之流将是一片混乱。但是,生命之流有了形式却受到阻碍和约束。这是因为形式化的对象由于其自身内在“逻辑”而是自足的,它约束着永恒的、内在的生命之流。形式强加了秩序,并阻止、反对生命之流。结果,生命的活力一定要继续与固定的、僵死的和无生命的形式进行斗争,抵制它的束缚,并努力超越它们。

   生命和形式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是西美尔文化悖论的关健。文化使生命富足,但其产品是可分离的,并背叛了它始初创造的主体。形式一旦与其生命之流相分离,就成为超生命的东西。形式是生命潜能和创造力的现实化,但同时也是僵死的、无生命的东西。形式有自己独立运行的逻辑和尺度,而这点更加剧了生命之流与形式之间的冲突和对立。

   对于上述的观点,西美尔在其名著《货币哲学》(1900年)等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引起了符号和技术形式逐步增加的多样性,正是这一渐增的多样性使人们同化文化对象的能力日益衰竭。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艺术、科学、宗教和法律,需要内化这些文化价值观念,使它们重新完整地进入自己的生命之流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但是文化在它发达时期却出现了一种反常现象:人类创造了文化旨在让文化服务于人类自身,但是文化却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一条固有的发展规律,并试图表现出异于人的其他东西。文化既脱离了它产生的原因,又脱离了产生的目的,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趋势的结果使得现代人感到他自己深深地处于一个不可认识的世界之中。多种文化因素对他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也没有什么根本的意义。文化因素压迫着人,因为人不能完全吸收他们。各种文化客体在自治世界中的相互联系变得越来越少,而人和人的愿望情感的联系却变得越来越淡漠。文化是人创造的,然而对个人来说,似乎从来没有创造过这个世界。客观文化领域的发展进步反而使个人的创造力变得更加枯竭。虽然人需要文化,自己受到教化,但是人创造文化和吸收文化的能力却越来越衰竭。

   西美尔满怀道德义愤强烈控诉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的文化形式对人的主观创造力的限制和压迫。他认为,现代社会既定的文化形式与主体创造冲动之间矛盾并不是个别、暂时的现象,相反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表现在艺术、宗教、哲学和爱情等各个领域。

   在艺术方面,这一矛盾主要表现在自然主义文艺表现派和未来派的异军突起。这些艺术流派的出现代表了对那种艺术仅仅是表现一成不变的客观形式的思想的反抗。它们标志着传统的艺术形式已不能适应当今生活的需要,当今生活希望热情地讴歌自己、表现自己,可惜尚未找到新的适当今生活的需要,当今生活希望热情地讴歌自己、表现自己,可惜尚未找到新的适当的表现形式。

   哲学领域的情况也许比艺术领域更加严重。西美尔认为,整个哲学机体已开始变成空洞无物的外壳。通过精神表达来证明我们生活内容的手段又远远不够。它们不能深入我们所要表达的东西,它们要飞跃、要突破、要寻找新的形式。目前逻辑上成立的两种概念之间抉择已经失灵,人们要求尚未成章的第三种解释的出现——这正宣告了令人痛心的哲学危机。西美尔还讨论了实用主义,认为实用主义努力使知识的追求和现实生活过程相结合,由此可以把它看作是对那种与现实生活思考相分离而单纯寻求知识为目标的哲学的一种反动。

   在宗教领域,现代人很少把宗教生活当作正确的表现形式来追求,因为传统的基督教形式已不能充分地表现纯粹的宗教情感和冲动,人们干脆拒绝各种宗教生活形式,而热衷于超越宗教信仰的神秘主义。这种无定形的神秘主义之所以有很大的吸引力,是因为它主张宗教灵魂可以直接享有宗教生活,不受任何教义的束缚。

   在两性关系方面,西美尔认为,男女之间在一种美妙自发的感情极深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生活过程,可以期待要受到婚姻关系的客观文化形式的支配。最后在经济领域,西美尔运用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概念,指出从人类创造活动中产生出来的物质产品变成了一种似乎遵循着无人格的市场规律的客体,而这种客体显然与它们的创造者的意愿、目的和需要完全无关。结果,人们感到与他们自己的创造力相分离或相异化。

   对这种既有文化形式的压迫或束缚,西美尔的态度是悲观主义的。他认为,物的文化形式对主观创造潜能的束缚或压迫是很难加以消除的,这是因为它源于人类文化的本质——个人主观生活及其创造潜力的成熟和发展都需要依赖于内化现有文化的某些成分。虽然一个创造者可以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最终超越、甚至抛弃那些已经内化的文化形式,但是现存的形式作为创造新形式的出发点还是很适当的。西美尔提醒人们,一旦人们专心吸收现有的文化素材,他们的创造冲动可能不知不觉地适应现有的文化形式,并为其俘虏。这样,一个人的主观创造性可能会受到既有文化形式的限制和束缚。西美尔对活跃的生命之流寄予厚望,相信它不能长时间被限制在沉闷无声的现存的形式范围内,而一定可以超越这些形式。

然而,日益扩张的事态文化、客观思想文化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精细,其扩展的范围无穷无尽。个人把这个更大的文化领域内化得越多,他们就越加感到存在着他们永远不能达到的完全内化的广阔领域;与这个广大无边的文化基础相比,个人想要为文化思想增添任何创造性的贡献都似乎毫无意义,十分渺小。个人创造潜力的主观过程变得与这个客观文化世界更加疏远。西美尔以一种绝望的心情预言道:“未来的牢笼”(韦伯语)将把人类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完美的客观世界的实现将以人的心灵衰退为代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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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6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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