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奎: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 一场经济思想史的旅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20-11-30 15:4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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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井奎  

  

   【摘要】劳动分工的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并非亚当·斯密的制针业模型所能全然涵盖,实际上有其更为深刻的内涵。本文围绕经济学中的劳动分工思想,上溯至古代希腊、古代中国以及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对这一思想的最早阐释,然后途经亚当·斯密直接的思想先驱——晚期的重商主义者们的小册子作品,最终综合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经济学体系及其现代的发展。对劳动分工这一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中的演变和发展,通过一场历史性的概略阐发,揭示了劳动分工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永恒魅力以及在当代经济研究中所焕发的新的光彩。

  

   【关键词】劳动分工专业化 自然自由 城市化 人力资本

  

   【作者】李井奎,浙江财经大学经济系副教授(浙江杭州 310018)。

  

   在经济学号称世之显学的今天,如果去问一位当代接受过主流经济学训练的学人,除了亚当·斯密所讲述的那个关于扣针生产的劳动分工理论的著名例子之外,对于劳动分工经济学还有多少其他的印象?相信所得到的绝大多数的答案都会是“止此而已”。或许他们还会这样质疑:劳动分工的经济学不是早随着亚当·斯密时代的那类手工业作坊而一去不返了吗?事实上,在很多经济学家的脑海中,劳动分工与现代经济学关系不大这种印象已然根深蒂固。

  

   事实的情况却是,劳动分工这一概念不但有其丰富多彩而又源远流长的历史,其丰富程度远非人们所熟知的那个通俗化的扣针生产模型所能涵盖,而且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劳动分工经济学的研究又卷土重来,劳动分工在经济学中不但没有消亡,而且还处在非比寻常的复兴当中。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出色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意味着在个人、家庭、企业、地区乃至国家之间,主要通过各种交换而使得彼此的依存度不断提高,市场因之得以扩大和深化,社会经济生活得以组织的各种方式也都会受到此类变化的影响。一言以蔽之,研究劳动分工,就是在研究市场和经济。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隐含的原因,那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对于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原理,心中怀有一种久违的激赏。

  

一、亚当·斯密之前的劳动分工思想


   (一)古希腊、古代中国与古代伊斯兰的劳动分工思想

  

   劳动分工与专业化能够带来报酬递增的思想从古便有。在古希腊,最早可以上溯到德谟克利特,他曾经首先认识到劳动分工与资源分布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精心阐述的两个著名思想,即劳动专业化会带来报酬递增、劳动分工又将受制于市场范围的局限,也早已明确地见诸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

  

   色诺芬和柏拉图对于劳动分工和城市的形成之间的关系均做出过清晰的表述。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曾这样描述,在小城小镇中不同的商品是由同一人所为,而在大都市,各种特定的手艺则会由不同的个人来完成,城市的规模与劳动分工的效率之间的关联是非常明显的;他还使用居鲁士的御膳组织的分工情况来说明劳动分工所带来的报酬递增现象。柏拉图更是预见到了18和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观察结论。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类文明成为可能之不可或缺的条件。在《理想国》中,他论证了劳动分工是城邦得以产生和存续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柏拉图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关于城市形成的理论模型。柏拉图指出,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带来了专业化的报酬递增现象,这是城市扩张带来的收益,同时城市的扩大也会带来生活和管理成本的上扬,这是城市化带来的成本,两者之间的权衡,就决定了城市的规模。而且,柏拉图还特别强调城市之间的联络和贸易,认为这是城市得以存续的决定条件,他说:“要在一个地方建一座完全自给自足的城市,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柏拉图在讲述劳动分工时常使用纺织业作为例子,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亚当·斯密的著作亦未尝稍改。但是,应该予以指出的是,柏拉图认为劳动分工乃是基于人们才能之间的差异而产生,这一点却与亚当·斯密截然不同。在斯密的体系中,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的个体之间也可以进行劳动分工,而人类才能的差异往往可以被看成是劳动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此外,亚里士多德基于家庭经济管理中的分工问题而对私有产权制度的辩护,对后世、尤其是中世纪神学家的影响极大,为他们提供了诸多思想上的灵感。

  

   在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也对劳动分工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当数管仲、孟轲、荀况,此外还有西汉的司马迁。管仲很早就认识到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士农工商”四民的划分就是出于管仲之手。管仲认为,是不是圣贤,关键看他的组织社会职业分工的能力,能够通过对社会职业的组织,使得众人各司其业、安其位,这就是圣贤要做的事情。和管仲一样,孟子也表达了他们对劳动分工的必要性的认识。孟子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对于所有自己所需都做到自给自足才行,那这个人必将是没有任何时间可以休息,这就会把整个人类社会置于危险境地。荀子同样也把劳动的社会分工看成是文明的先决条件,他在解释社会的起源和劳动分工时采纳了一种充满着功利主义色彩的立场,他认为人们有能力获取知识,也有能力组成社会,有识之士要谋求建立有助于劳动分工的制度,以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追求。而阶层的划分、权利的界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是这一制度的具体体现。司马迁更是从他对人性的敏锐洞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入手,认为没有政府的干预,市场可以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以至不同行业的从业人员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可以自然地带来整个社会所期待的某种秩序。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首先论述了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接着,他抛出一问:“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司马迁认为,存在着一种自发的市场秩序使得人们各司其职,而又能各取所需。

  

   尤其值得关注的还有中世纪伊斯兰哲学家对劳动分工思想的智识贡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思想界的漠视,对于中世纪伊斯兰哲人在劳动分工经济学方面的贡献,学术界知之甚少,这的确是相当不公正的。事实上,中世纪伊斯兰人的学术思想在为拉丁语经院哲学家们吸收之后,对重商主义者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生活在公元11世纪的安萨里对劳动分工所做的一般性的处理,不但认识到了市场交换与劳动分工之间的关联,还将社会主要部分划分为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与后世的马克思有着惊人的相似。生活在13世纪的纳瑟尔·图西不但在其《纳瑟尔伦理学》中提纲挈领地说明了货币对劳动的社会分工之必要,而且还进一步探究了劳动分工的含义,这些都远远超越了亚里士多德,事实上已经在呼唤着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了。中世纪的伊斯兰学者在经济方面的论述,填补了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到13世纪的拉丁学者之间五百余年的间隙,这一间隙就是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所指称的“大缺口”时代。

  

   经由这些伊斯兰哲学家们的媒介,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哲人们的思想,他们对私人产权和商业活动进行了辩护,这些辩护不仅在进一步从智识上对劳动分工进行探究十分必要,而且也对后来欧洲的商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意义相当深远。

  

   (二)重商主义者与劳动分工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从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见证了西欧历史上两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一是民族国家的显著发展,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加剧,另外一个就是贸易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这两个变化基本上重塑了之后的欧洲和世界。民族国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保护和累积通过适当的贸易政策而获得的财富,这样,在当时世界上最无可争议的强权国家——英国,就涌现出了一大批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对于经济通过复杂的交换关系而彼此关联的概念之形成,以及对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之理解,为后世经济学家完成这一思想的系统发展和阐释,准备了基础。而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形成初期,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学的思想在其间具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有关这个方面,需要从威廉·配第首先说起。

  

   威廉·配第被马克思称为是“一门新科学的奠基者”“英国政治经济学之父”。在他的《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曾用布料的生产作为例子,阐明了提高劳动分工专业化程度所带来的收益,并且指出这一收益也同时受益于海外贸易的市场扩大。他还特别观察到,劳动的垂直分工程度是取决于市场的,对此他以荷兰的船运业和造船业作为例子增加了依据。需要予以指出的是,对于晚期重商主义者而言,像配第这样支持自由贸易者并非绝无仅有,尼古拉斯·巴尔本和达德利·诺思也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转变。

  

   熊彼特曾在其《经济分析史》中这样评价斯密的劳动分工政治经济学体系:“该部分没有任何富有创见的东西,但却应该提到,有一点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那就是,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 而思想史上的事实却是,早在1720年,恩斯特·路德维希·卡尔就已经这样做了,卡尔在1722—1723年这段时间里写出了他唯一发表了的著作,一部三卷本、大约一千五百页的专著,而出版之后,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关注。这是一本精彩的杰作,可以说是在理查德·坎蒂隆之前第一位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巨著。在这部书中,卡尔认为,在财富增长和主要经济部门中的生产方面,劳动分工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他还认为人口规模扩大对于劳动分工也有益,这是基于专业化收益的观念而作出的判断,因为人口增加会带来需求的增加,进而会使得各种专业化职业有了实现的可能。卡尔还看到,国家像个人一样,也应该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基于外生比较优势而进行专业化。这些对于那个时代的重商主义而言,都是颇为超前的,也基本上奠立了政治经济学体系化努力的方向。然而,这种努力尚且欠缺一个关键的因素,而这一因素是由曼德维尔大夫所促成。

  

正是伯纳德·曼德维尔大夫在其关于造船业和织布业的分析中,创造了“劳动分工”这个术语。曼德维尔发现,能力平平的人类,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而创造出惊人的成就。在他对造船业的伟大成就所做的诗意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之体现。但是,曼德维尔真正的贡献在于,他以一种演化的视角来理解社会和经济制度,并把个人主义哲学概括为自由放任的坚实基础,这对于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以及经济自由主义哲学的创立,发挥了关键的作用。遗憾的是,曼德维尔如诗一样的语言反而遮掩了他在思想上的原创性。在解释人们何以取得如此高超的技艺和成就时,曼德维尔发现原因恰在于能力平平之人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认为这是“依靠不断的努力劳动,再加上多少代人的共同经验,方才做到的”,因此制度体现了人们不断试错的过程所积累出来的经验和行为中所得到的智慧。正是这种演化观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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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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