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济生: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芈月传》的背后社会价值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7 次 更新时间:2016-01-12 16: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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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济生  

  

   看着《芈月传》首先想起来周恩来总理19岁东渡日本时“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诗句,随后又想起来郁达夫《钓台题壁》“歌哭痛处与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的诗句。两个人都是借用鲁仲连“义不帝秦”的典故,表示自己的反抗暴政的决心。

  

   秦国侵略赵国,围困了邯郸。赵国的盟国魏国派出了使臣辛垣衍,来赵国进行说服,让赵国承认秦国为帝,促使秦国罢兵。恰好齐国的游士鲁仲连在赵国。鲁仲连既不是苏秦那样的官迷,也没有张仪那样的野心,更不是韩非、李斯那样的阴险谋士。鲁仲连有一种誓死反抗暴政的正义与自由的精神。鲁仲连鼓动赵国、魏国抗秦。鲁仲连对魏国使臣辛垣衍说:“彼秦,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耳,吾不忍为之民也!所为见将军者,欲以助赵也。”《战国策·赵策》翻译成今天的话是说,秦国是个抛弃礼仪而只崇尚战功的国家,用权诈之术对待士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役使百姓。如果让它恣意称帝,进而以秦国的意志统治天下,那么,我鲁仲连只有跳进东海去死,决不忍心作它的顺民,我所以来见将军,是打算帮助赵国啊。

  

   鲁仲连表示,自己宁可跳进滚滚滔滔的东海,也不做秦朝的顺民。这句话鼓舞了两千多年的仁人志士,是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精神的范本。

  

   后来魏国信陵君和赵国联手击败了秦国。鲁仲连义不帝秦成为千古英雄们争取自由反抗暴政的佳话,其人成为人们敬仰的豪杰义士。

  

   古往今来两千多年文人都还保持一种与暴政秦朝不同流合污的姿态。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2008年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孙皓晖500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开始,颂秦就一个热门的文学体裁。似乎这些人没有经历过思想启蒙,几乎不知道什么是人的价值与人的权利。

  

   《芈月传》究竟有多少真实,芈月是不是以色谋权,与黄歇是不是青梅竹马,芈月的欲望强不强,笔者不想讨论。笔者想讨论一下《芈月传》背后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说,芈月几次议论的商鞅变法的影响力问题。

  

   《芈月传》歌颂的是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官僚统治,但反对那种坏的腐败的官僚统治;国家主义也主张全民利益,而官僚由国家工具异化为国家的唯一主宰,最终破坏了全民利益。古代的国家主义往往与军国主义混在一起,用军事解决一起问题,包括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芈月传》除了宫廷内斗,就是军事、战争决定一切了。

  

   国家主义是忽视社会进步的,忽视民间自由的。商鞅变法的本质是提高国家的地位,压低社会进步,取消民间自由。这在《芈月传》里多次被提及。那么商鞅变法是不是真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统一之后是不是长治久安?下面看看商鞅变法的基本做法:

  

秦国商鞅变法打击商人

  

   商鞅变法一个主要内容是“重农抑商”。经济上重本抑末是历代王朝的根本政策,商人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死对头,商品经济是瓦解极权专治的一剂猛药。在经济上中国古代与西方竟然不同,梭伦改革全力发展商品经济,将商人与其他阶级平等看待,而商鞅变法则把商人看作是四民之末。

  

   商鞅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史记·商鞅传》)“事末利”即是从事商业的商人。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去经商,自己的自由可能存在,但是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要充为“官奴”,能有几个人不顾妻子儿女而去寻找自己的自由?“怠而贫者”是懒惰、贫穷的农民,都被官府收为奴隶。贫者过去是平民,就因为贫,被收为奴隶。这样有多少人成为奴隶?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商鞅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鞅传》)古代特别是当时的秦朝土地非常辽阔,耕地当然充足,一家人人口多一些不一定影响农业生产,有可能出现协作的优势。但是商鞅规定兄弟不分家须交两份税,把生产单位人为地拆散成夫妇两口人(夫妻二人)。商鞅这种一刀切的作法不利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商鞅对平民从经济到政治方面都进行了专政。这种专制具有明显军人专政的性质。

  

   梭伦改革与商鞅办法截然相反,废除雅典公民以人身作抵押的一切债务,禁止再以人身作抵押借债,特别是禁止把欠债的平民变为奴隶。国家竟然出钱把因无力还债而被卖到异邦为奴的人赎回,解放人是梭伦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东西方在改革的原点上是如此的不同!

  

   重本抑末是破坏了生产力内部的平衡,破坏了生产力内在的动力。中国历史上主张重视农业而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思想和政策莫过于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人。他们认为,农业是人民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被排在了最末位。

  

   商人快速的致富、强大的经济实力构成了对封建统治者的威胁。有的商人经营盐、铁、酒,富埒王侯,如进一步将是权倾王侯,什么都天下第一的专制皇权怎能容忍?于是历代有种种贱商的规定,这样就形成一个衡量社会贵贱的标准是权的大小,而不是财富的多少。按照管仲的治国谋略,在至高无上的王权面前,可以让贫贱者富贵,也可让富贵者贫贱。你的富贵不经过皇帝,岂有此理?

  

   邓通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是靠皇帝赏赐发达起来的,将蜀地的一座铜山赏赐给了邓通,由他任意铸钱,从此,邓通铸造的钱币流通天下,邓通之富,举国无比。最后还是皇帝将他折腾一无所有。在古代,经商的人很少,一旦经商,马上会获得暴利,所以人们趋之若鹜,舍本求末。皇帝最怕动摇了专制皇权的国本一一小农经济,动摇农业的稳定。

  

   如此一来,商人是不欢迎商鞅变法的。

  

打击旧贵族,消灭文化

  

   商鞅当时“燔诗书而明法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消灭文化的先河。把有文化的旧贵族变成土鳖,不让他们有文化消费和高档次消费。虽富贵不得荣华。专制帝王用“吏”不用“士”。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概念是士或“士大夫”。士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士分化出一部分为官吏,一部分为师。士处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等级。荀子有“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说法,道出了士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

  

   秦始皇焚书坑儒,其中坑儒就不用提多反动了。就焚书而言,就是野蛮的主要特征。书籍是人们思想的记录,是文化的载体,烧毁书籍,就是毁灭思想,毁灭文化。凡是有一定文明程度的统治者,都是爱护文化的。秦始皇、李斯毫无吝惜之情,在全国烧书,只能用一个词来评判:野蛮。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考证,对于坑杀儒生(据考是两次,一次杀了七百,一次杀了四百六十多)。郭沫若更是愤慨异常:“吕氏门下的那批学者,可能是完全被消灭了。然而……人可以诛灭,真理总是烧不绝的。”郭沫若还说:“书籍被烧,其实还在其次,春秋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

  

   取消灭消文化,当然道德建设不在话下,芈月可以在“性”问题上为所欲为。以至于他儿子在精神上受不了啦,向芈月提出抗议,说国人议论纷纷。芈月居然说谁说就割掉谁的舌头。秦王稷说,全国人民都说,你难道割掉全国人民的舌头吗?芈月就不管了,说他们连饭都吃不上,还管谁家女人傍边睡着谁?

  

   这样一来,商鞅变法肯定旧贵族与“士”是不欢迎的。

  

实行“什伍制”,农民失去自由

  

   里甲制的始作甬者是管仲,《管子·立政》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制度的内容。居民每五家编为一伍,设一伍长,五伍为里,里设里长,负责监督里内每个居民的一切活动。在居民点“里”(闾)的四周筑起围墙,堵塞缺口,只留一条与外界相通的通道,以控制内外居民的进出。在里门的左右各有一间观察室,每天早晚,伍长和里长坐在里面监督居民的出进。里门的钥匙由里长管理,下设看守,负责按时开闭里门,并监督所有的出入者,向里长汇报,凡是不按时出入,行为举止不符合规定者,看守一经发现,都要及时向上级反映。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与其同罪。(参见赵守泽注:《白话管子》,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5~16页。)这是用管理监狱的方法来管治人民,限制人民的人身自由。

  

   一家犯法,其他几家连坐,其发明者也是管仲。“法不可不重。”(《权修》)同时要“罚有罪不独及”,实行族刑连坐,但要审慎。《侈靡》指出:“今用法,断指满稽(階),断首满稽,断足满稽,民死而不服”,因此不可不慎。这与后来秦朝的法家一味强调严刑峻法有所不同。

  

   商鞅变法最厉害的是取消民间的任何自由,中国从此陷入了权力压迫下的政治恐怖生活之中。中国的户籍管理从商代就开始了。与户籍制相对应的是一套严密控制人身的组织系统,它将每一座城镇,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毫无遗漏地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之中,这就是实行层层管制的里甲或保甲连坐制度。

  

   司马迁记载商鞅变法:“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史记·商鞅传》)商鞅变法中的政治管理直接伤害了平民,管理方式超出了对奴隶的管理。残酷的什伍制、连坐制、户籍制致使所有的平民牢牢地固定在自己的住地,不可动弹一步,根本没有过去的自由流动了。谁家出了一点点事情,其他四家,以至于二十四家都要连坐,都成为被专政的对象。告奸更是一个非常恐怖主义的制度,致使人人自危,人人相互猜忌,几乎所有的互助、同情都没有了。告奸制度对远古流传下来的血缘亲情关系都发生了动摇,以至于后来人对于告奸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直接戕害了人类的道德底线。任何一场改革,如果造成了道德滑坡,就是改革的一种深刻失败。

  

   《商君书·说民》有一段话: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复通覆,掩盖)者善也,别而规(规通窥,监视)者奸也。章(通彰)善而过匿,任奸则罪诛。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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