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芹:王尧先生印象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6-01-11 16: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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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秀芹  

   2015年12月17日晚上八时五十七分,北京夜空清朗,刚去了一拨雾霾,预报的下一拨雾霾还没有到来,我走在硬朗的冬夜,忽然接到友人的信息:王老师走了。我顿时震在原地不动,仰望遥远的夜空里好像有星星远行。

   王老师是王尧先生,德高望重的一代藏学大家。我第一次见到王尧先生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说话声音铿锵,抑扬顿挫,声音带有浓重的磁性,每个字吐得都很重,带着北京话特有的委婉,他的声音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以为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一问才知他是苏北人,可能是天生有学习语言的本领,据说他的藏语十分地道,像母语一样流畅自如。除了汉语、藏语外,他还会好多种文字,区区一个北京话自然不在话下。他身上有很多传奇,1954年他亲历毛主席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共度藏历木羊新年,据说他是胡耀邦入藏时的翻译,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藏学家。我于藏学是外行,可从他的几个颇有成就的学生身上,我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研究路数。他于人是周全的,于事是磊落的,于研究是精进的,关键是他开创了一代藏学研究的新风尚,不仅自己著书立说,于国际藏学界声誉卓著,而且还培养了一批藏学研究的学术后进。他的学生我认识的很多,比如清华大学的沈卫荣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陈庆英教授、浙江大学的谢继胜教授,当然还有其他众多的徒孙们,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极高的造诣和影响力,王老师就像一棵老树,开花结果,名满藏学。

   八十多岁的王尧先生仍然可以用风度翩翩来描述,他南人北相,高大挺拔,加上语言功夫好,说起话来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众人聚会他总是社交的中心。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位收藏青铜佛像的朋友的饭局上,这位朋友是民间私人收藏青铜佛像的第一人。大家先看佛像,再交流,再吃饭。看了人家美轮美奂的青铜佛像,自然需要有人出来说话,王尧先生当仁不让,被采访拍摄好久,他说了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但是他坐在镜头前的那份镇定和坦荡,他的话语表述之有序,让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个有学养、有气派的老先生。有范,有派,从事的又是深不见底的藏学,用魅力四射来形容他极非溢美、过分之辞。从八十多岁的派头可以想象王先生年轻气盛时的风采,在那个整齐划一的年代,他肯定是一位非常牛气的学者,再加上丰富的学识,出色的藏语能力,作为老师的王尧先生曾经是所有学生的骄傲和向往:“王尧先生上课风趣,很少有教授把枯燥的语言课讲得这么生动。当时大家的服装基本上只有灰蓝黑三色,王先生却经常带着一顶十分帅气的八角帽。”三十多年后,当年青涩的学生沈卫荣也成了著名的藏学研究大家,他仍怀着倾慕的语气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王尧先生。我想王尧先生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是学识和追求学术的方法,更是独具一格的气质和修养带给他们的追求学术和生活的动力。就是这顶别致的八角帽,成为一个青春学术之诗意生活的想象。王尧先生对于生活艺术的热爱,对于活泼生活的持守,给了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人多少生活的怦然心动!

   我有幸结识八十二岁以后的王尧先生,此后的五年间我每年都至少可以见他一面,每次见面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我见证了一个藏学大家的衰老与青春。2014年冬天,我约请王尧先生吃烤鸭,当我开车去接他时,刚从医院出来不久的他显然有点迷糊,出于教养和礼貌,上车后他就和我寒暄(一个威武的人即使病了也想控制局面,拥有尊严),用他一贯庄严的口气问我:“您府上哪里?”语调还是那个气贯长虹的重音加磁性,就是吐字有些模糊了。我听着心中难抑伤悲,还没想好怎么回答他,他忽然清醒过来了,好像自嘲似的:“啊,您是北大的高总。”天有些冷,他的衣服很厚重,进包间坐定等上烤鸭的时间里,王老师进入了入定状态,好像这一切都跟他无关。我们随意说着话,有人提到了于道泉先生,他立即睁开眼,忽然清醒起来,开始讲于道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听了不止一遍,但这次他的讲述更加津津有味:于先生每星期要去张广达先生家看洋书,每次进门,不跟人打招呼,直奔书架,找到自己想看的书,看完后把书放回原处,也不打招呼,自顾自地静静离开。“文革”开始,于先生被批判了。于先生家原来雇着保姆,上边说不能剥削劳动人民,于先生就让保姆回老家,很严肃地跟夫人说:“上面要让大家都自食其力,你也要自食其力。”于夫人从来就没有自食其力过,不知道怎么才能自食其力。于先生给夫人买了两只小羊,觉得让夫人放羊,喝羊奶,就是自食其力了。从此,于夫人每天放养两只小羊,成了民院家属院的一道风景。天下雨怎么办呢?于先生说下雨也不能淋坏了小羊,否则你就无法自食其力了,让夫人给小羊穿上雨衣……王尧先生的眼睛开始明亮起来,说起藏学,说起于道泉先生,他又回到了藏学和他的青春岁月。

   一年前他还能大口吃烤鸭,过了半年多,即2015年8月初他突然摔倒,因颈椎骨折而住进了医院。看起来不大的病,大家都期待着他扛过去,学生们还筹划着他九十岁的学术文集。8月中旬的一天,我去医院看望他,他已经只能卧床而无望地看着我们了。跟前年一样,他还是礼貌地叫出了我的名字,只是声音更加微弱,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气势。他想握手,手却不太听使唤了,他好像有些惭愧地低下了头,他为没有足够的尊严而羞涩。这是一个四人病房,同屋室友一看就是一般的病人,四个人合请一个护工。这么大的一位知识分子跟一般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回来后我觉得有些忧闷,就发了一条微信:“前些天去医院探望病中的王尧先生,快九十岁的老人挤在四人间病房,闷热局促,一代藏学大家,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好像无人问津。”微信发出去后,很多人问候和关注,可以看出王尧先生在知识界的影响,乐黛云先生留言说:“想念王尧,他瘦了!很想去看他!”谢冕先生回复:“我认识他,祈福。”也许,所有人在往生的路上是平等的,这也跟王尧先生所致力研究的藏学是一致的,他也许什么都看淡了,从8月初发病,不到半年,那个一年前大口吃烤鸭的王尧先生,彻底跟这个世界切断了关系,他走了。用他得意门生沈卫荣教授的话说:“二十世纪中国藏学最耀眼的一颗星星陨落了。”

   我和王尧先生的交往并不多,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会时时地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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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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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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