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祥福 金生亮:近30年来西方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八大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 次 更新时间:2015-12-27 20: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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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祥福   金生亮  

   【内容提要】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是非哲学化,在这个非哲学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与关系,文章将其归纳为八大关系,包括:老问题与新方法、分化与趋同、自然化与社会化、内在论与外在论、个体认识与社会认识、结构实在论与建构经验论、科学哲学、认知哲学与人工智能、科学与形而上学等关系。通过这些关系的揭示,为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者提供参照。

   【关 键 词】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认识论/知识辩护/形而上学

  

  

“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研究正在从原先的形而上传统走向非哲学化”,[1]其主要表现为:从形而上研究转向了自然主义,从纯粹规范的认识论转向了当代知识辩护理论,从一般哲学认识论转向了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些转向表明,一方面,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的形而上研究方法;另一方面,科学哲学所关心的领域也不断分化、不断趋同。然而,无论当代科学哲学的走势如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八大关系。

   一、老问题与新方法的关系

   自从上个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以来,几乎每一位科学哲学家都在呕心沥血地试图解决科学是什么的本质问题,科学知识辩护成为现代科学哲学的主题。科学哲学发展的这一百年,其实就是关于科学知识辩护的百年。在这个辩护中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1.公认的理论遇到了个别反事实的例子,从而否定整个命题的真值,简化式就是:所有的S(a,b,c…n)是P;但n+1非P,所以,所有S是P的命题为假。个别反例的存在能否定普遍性的结论吗?

   2.科学推理所基于的信念是否可靠?我们何以得知以往的信念是正确的?

   3.人们的观察渗透着理论,进而所有的认知都基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个人的背景知识,那么我们何以知道这些认知结果是客观的呢?

   4.所有被认定为“真理”的理论最终随着科学实践的发展都被证明为是不全面的,或者至多是概率的,因而科学研究是不可能得到真理的,既然这样,我们如何相信以往的科学理论呢?

   5.按照认知心理学,一个人认知结果的形成是个体主体的心理过程,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认识究竟是个体主体对于对象的建构抑或是社会集体协作的结果呢?

   这些有关科学知识本质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是哲学家们所关心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在以往均由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来解决。然而,在当今,这种见解已经不适时宜,哲学问题随着科学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随着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的改进以及实验方法的引入,使哲学家们的形而上学态度陡然发生转变,怀疑论占据哲学思维的主流地位,人们开始思考以往哲学思维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一种改变思考问题方法的趋势悄然进入了现代哲学领域。正像施太格缪勒所说:“在科学哲学的范围内,特别有两个因素使怀疑态度加强了:一方面就是在数学和经验科学各学科中,科学的严密程度提高了,特别是对概念结构的精确性、对逻辑和数学证明的严密性以及对综合科学命题的可证实性,都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形而上学的原理,至少在传统的形式中,是不能满足这种要求的。另一方面,就是认识到哲学观点在历史上的相对性。因为,通观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哲学体系不断更迭,但却找不出一条清晰笔直的前进路线。”[2]20

   这就是说,在当代,尽管科学哲学探讨的问题是一致的,但是方法却迥异。采用科学本身的方法来探讨科学哲学的问题会否使哲学失去其该有的性质呢•约翰•洛西在《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一书开篇就对此问题作了分析,明确指出科学与科学哲学是有区别的,但也不至于完全不同,两者是相关的。洛西作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叙述,他说:“试以扬的波动说和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二者孰优的问题为例。判断麦克斯韦理论优越的是身为科学家的科学家。而研究蕴涵着这类判断的、可接受性一般标准的是科学哲学家(或身为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家)。显然,这些活动是互相渗透的。对评价理论的先例一无所知的科学家不大可能恰当评价自己。而对科学实践一无所知的科学哲学家也不大可能对科学方法提出有洞察力的见解。”[3]

   当然,方法的改变也不纯粹是采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实证方法只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一种表现。除了这种实证方法之外,与之相融的还有数学与逻辑方法。这一方面说明,当代科学哲学的研究需要自然科学方法,同时也需要能解决一些当前科学理论所无法解决的前沿问题的数学与逻辑方法,例如,与科学理论的本质密切相关的认知结构问题。所以,施太格缪勒说:“实证科学最初被看作是包罗一切的哲学的非独立的组成部分,在近代已经脱离了哲学,建立在纯粹经验科学的基础上了:代替先验本质法则的是其正确性须受观察和实验检验的法则假设。这种以经验为根据的观点获得了实践上的成功。这样一来,对于哲学来说,就产生了研究经验科学的逻辑程序和认识结构的问题。”[2]20

   新方法的出现表明,老的哲学问题长期以来依赖于形而上的思辨方法,但是由于方法的陈旧性,使得老问题未能产生新答案,唯有通过方法的改进,才能走出传统的藩篱。这主要是因为:第一,在当代,“物理学世界概念日益增长的非直观性和抽象性,关于经验陈述的可检验性以及保证它的有效性的全部问题,变得尖锐起来了”。[2]21由于非直观的实在诸如质子、中子等的出现,客观实在的世界与我们的现象世界不一定完全相符,“过去联结着物理的实在世界和直观的现象世界的这种最后的纽带也被破坏了”。[2]22鉴于此,传统的思辨哲学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得重新论证其合理性。第二,“现代数学的发展也引起了大量的认识论问题,并且还引起了对一种特殊的数学哲学的期望。此外,这种发展还引起了对逻辑的基本观点的修正。在这里,作为特别重要的方面应该提到的有:现代公理论的产生、建立数学逻辑基础的尝试、逻辑悖论的发现和对于把数学运算限制于构成的思想的要求。”“这样我们就看到,专门科学在最初分别独立以后,就越来越远离哲学,但由于内在的原因却不得不被迫进行哲学的考察,因此专门科学也就给了哲学运动一种新的推动。”[2]23

   二、分化与趋同的关系

   当代科学哲学发展表明,思辨哲学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因为一切先验的本质都须经受经验的证实、逻辑的论证和科学实践的检验。所以,哲学已不再能和经验科学一样提出关于实在的基础原理,而必须返回到逻辑学、科学理论与基础研究领域中去。

   另一方面,科学研究越来越专门化。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实践已经与哲学的抽象理论研究渐行渐远,现实的科学研究从表面上看,哲学问题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问题却远离原来哲学的总体性分析方法。简言之,原先的哲学理论已经无法解决当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例如粒子物理学中的非充分决定性、量子实在的真实性等等。在此情况下,一些哲学理论随之发生了分化,例如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非实在论的出现,哲学家们就这些问题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在认识实在对象的真实性和理论究竟能做什么、表象与实在等问题上,意见无法统一,派别林立。因此,考虑确立现代科学命题或陈述的不容怀疑的基础,是现代科学哲学乃至其它哲学的一种理想选择。但是,正是在这个建立基础的问题上,各种哲学付出了大量劳作,结果导致有多少种哲学流派就有多少种寻求知识基础的观点。早期的实证主义者要求把命题还原为可以被经验所证实的;先验哲学则企图把每一特殊对象的先验性固定在先验主体中;现象学则想通过它的还原论和加括号的方法对本质进行严密的研究;分析哲学则试图用一种精确的能够满足各种精密研究的科学语言来代替日常语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就从观察出发是否能推出不可观察物的真理而争论不休;自然主义则认为,应该把一切有关科学理论基础的争论诉诸自然科学本身或心理学,如此等等。“不同流派之间的哲学家之间相互疏远和越来越失去思想联系”,“研究基础的哲学家与研究世界观的哲学家对哲学研究工作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同样,关于存在的研究者与从现象分析出发的思想家,对哲学研究工作的理解也是完全不同的”。[2]28他们彼此间存在学术上的分歧,所选择的出发点或思想方法迥异,以致他们相互之间不通信息,既不沟通,也无法一起讨论。“他对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工作也感到迷惑不解。他不仅再也不知道另一个哲学家所说的是什么,而且他甚至再也不能说出另一个哲学家所从事的,以及他用‘哲学’这一名称所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活动。”[2]29-30我们回顾20世纪以来的科学哲学理论,它们在方法上有着相互对立的一面,而且其概念范畴也不尽相同。这是一幅当代科学哲学不断分化的图景。

   而从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趋同性来看,则体现在对科学知识本质的心理学倾向以及对理论结构的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理解上。

   众所周知,认识是与人的意识、认识对象等相关的,离开人类的意识就不存在所谓认识,更谈不上认识的真假。这样就归结为一个问题,即真或假的现象是意识领域表现出来的。这就要求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布伦塔诺认为,每一种意识都是关于对象的意识,全部现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理现象,另一类则是心理现象。物理现象是我们所能理解的物理客体的集合,而心理现象则是表象、感觉、判断活动、情感活动等。区别于物理现象的是,心理现象具有意向性特征,它是一种内知觉的对象,因此也是自明性知觉的对象,只有心理现象才是真正的存在。

   但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则反对这种心理主义,认为心理主义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是一种荒谬的偏见。托马斯•玛曼认为,胡塞尔是除维也纳学派等人之外支持逻辑实证主义的另一位科学哲学家。他认为,“胡塞尔形式的科学哲学是现代语义学理论观之先声,这种语义学理论观认为,数学而非逻辑是重构经验论的适当工具”。[4]对胡塞尔而言,重构经验论的必要因素是对其领域进行数学的描述,因为在哲学上只描述语言特征并不能适当地描述经验论的特征,只有对其模型或形式的本体论进行描述,才能够重构经验论的总体结构。玛曼认为,胡塞尔的这种语义学观点比之苏佩斯早了50多年。[4]

   然而,从认识论来说,语义学只研究概念或理论模型,例如对于真理概念,我们就得从模型理论来说明,如果我们在应用过程中来理解真理概念,那么,这就是一个语用学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逻辑的任务就是校正概念关系,以便实现某种理想的意愿表达,规范地理解语言,这就是语义学问题。可是,就是在这理解语言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实际使用过程中的语言与理想语言在意义上的区别,为了把实际发生的语言关系准确地描绘出来,就必须了解与语言一起发生的各种因素,这就需要语用学、心理学。所以,一个认识结果的出现不仅依赖于自然现象,也依赖于人的行为。

   正是因为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相互交织,所以当代科学哲学出现了一种建构论趋势。当然,这种建构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带有严重的形而上色彩的。但是,能够把那种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理解统一起来的也只有这种建构论了。从卡尔纳普的构造理论(世界的逻辑构造),到普特南后期内在的实在论,到范•弗拉森建构的经验论,再到古德曼的“非实在论”的世界构造论,都是建构论的表现形式。建构论一方面强调理论的经验来源,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类背景知识即信念对于理论建构的作用。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建构理论,以致到上世纪末就出现了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观点。

卡尔纳普为了构造其世界的逻辑系统,假定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序列或对象系统。他把对象分为四类:第一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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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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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金华)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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