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隆万:寻找东京审判中的父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 次 更新时间:2015-12-18 23:5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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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隆万  

   对于现年已经73的向隆万来说,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教授到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这是个大的跨越。“数学跟历史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数学研究是靠聪明、靠天才,历史不是这么回事儿。历史,我觉得甚至都不是逻辑可以解释的,就是靠现实,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有些甚至于觉得逻辑都不大讲得通,但就是会冒出这个事儿来。”向隆万对法治周末记者谈起他对数学和历史研究不同的看法。

   向隆万,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字明思)之子。当年,父亲向哲濬参与东京审判时,向隆万仅仅5岁。在向隆万的记忆里,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父亲,更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而没有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的威严。

   五十多年之后,2002年退休的向隆万开始通过散落世界各地、卷宗纷繁的东京审判资料中“寻找”父亲向哲濬,从数学跳进了历史。

   2010年,向隆万编著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出版,向隆万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这算是自己对父亲的一个交代,对于东京审判的研究也打算告一段落。但是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让他再次回归。

  

   沉默的参与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随后,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和菲律宾11个国家参加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日本甲级战犯:破坏和平罪、普通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开庭以来,日本旁听席上每天都座无虚席,法庭旁听券的黑市价格曾卖到800日元一张,而当时日本人的月薪不过500日元。

   这场历时924天的审判,因其案情庞大、复杂及证人、证据之多,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一场审判。

   1985年,担任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曾经说过:“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

   1946年春,向哲濬由国民政府派往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直到1948年12月庭审结束,他乘船回到上海。这段经历如何,向哲濬谈的并不多。上述的那段表达,应该是他为数不多的评价,言及之少,以至于向哲濬的夫人周芳在晚年对先生的回忆录——《良师爱侣忆明思》中关于东京审判的历史也只有寥寥几页,而当时还年幼的儿子向隆万更是知之甚少。

   在向隆万的记忆中,参与审判的父亲每次从日本回来述职都是匆匆忙忙,跟他们交流很少。“也许父亲觉得,说了有什么用呢,也帮不上什么忙,还不如多工作会儿。”向隆万说。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台父亲工作用的“雷明顿”牌古董打字机。因为当时政府派出的人手不够,向哲濬只能自己准备文稿,打印起诉书。“在东京的时候也是如此,很多应该由助手协助的工作都要自己完成,国际法庭的同事要他多请些人来做助手,但是他无法说出实情,既不好说国家穷,更不能说政府不重视。”向隆万后来才了解到父亲当时的艰苦。

   法庭开庭前的2月7日,向哲濬作为中国检察官向国际检察局递交了中国认定的12名战犯的名单。但是当时的军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国提出的一纸战犯名单,而是要看检辩双方提出的证据是不是有力,能否驳倒对方,并被法官团采纳。

   中国方面没有料到证据法的运用如此严格,由于时间紧迫,国人过去没有保留证据的意识和可能,蒋介石又忙于内战,使得中国代表团在东京处处受掣肘。而日本方面则借口严守军事秘密,投降前后更是下令销毁大量犯罪证据,因此中国检方的工作困难重重。

   当时不仅收集证据困难,派出的人员数量与中国的地位极不相称,经费也常常使向哲濬和担任法官的梅汝璈为难。周芳在用年历本缝制的本子上写道:“明思说过,各国检察官轮流宴请同事,既联络感情,又交流情况。可是国民党下达的经费中并无此项支出,为了国格,明思只能自掏腰包。”

   1946年3月下旬,在向哲濬的陪同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约瑟夫·季南以及法庭其他十多人一起到重庆拜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当时媒体也多有报道此事,但是近三刻钟的会谈并没有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留下痕迹。

   “3月底的日记中并没有提起那次会面,我仔细看了,哪怕说某天下午见了季南这样的话也没有。”不甘心的向隆万曾经两次到美国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他只发现了两次记录,即东京审判的开庭和对东条英机等7名罪犯执行绞决的感想,而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大多记载的是如何跟共产党作战。

  

   被遗忘的历史

   2006年,高群书导演的电影《东京审判》将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事件在银幕上再现出来,让许多人动容,该片甚至被称为“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也正是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段屈辱与尊严并存的历史。

   然而曾经担任向哲濬秘书的高文彬教授却说,扮演向先生的香港演员气质上跟向哲濬很不像,“如果编导和演员能先看到向先生的风采,表演会好得多”。高文彬印象中的向哲濬带着浓厚的书生气,对谁都客客气气,但是上了法庭却又大义凌然、淡定从容。

   此时已经开始收集东京审判期间父亲资料的向隆万认为,由于史料有限,这部影片中一些地方跟事实不符,有些甚至是虚构的。比如,日本右翼分子暗杀中国法官梅汝璈等;比如,出庭作证南京大屠杀的8名中国证人有名有姓,电影却虚构了一个小和尚证人;比如,梅汝璈作为法官不能与身为检察官的向哲濬私下交流,电影里他们在小饭馆讨论案情的情节实属不懂法律的杜撰。

   电影放映时,有人问向隆万,这片子去日本放映会怎么样?向隆万担心,这些虚构情节,反而给了居心叵测、企图抹杀这段历史的人可趁之机。说到这里,一派平和的向隆万有些激动,“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两国的历史纠葛和关系”。

   东京审判的历史在中国的研究相当缺乏。向隆万曾在国内的图书馆、档案馆找寻一些资料,但发现很难。一来资料有限,另一方面即便零星有些资料,也是未经整理地堆积在某个无人顾及的角落。而向哲濬和高文彬在1948年回国时曾带回两套多达几百本的庭审记录,一套送到南京司法行政部,一套则送给高文彬的母校东吴法学院。几经周转,这些写着英文、日文甚至还有法文的装订版材料早已散落不见。“可能有的都当废品丢弃了”,向隆万的语气里多少有些遗憾,在北京的地摊上、台湾的档案馆,有人曾见过这些零零散散的庭审记录,“但事情慢慢就淡了,人也慢慢都走了”。

   事实上,向哲濬也有几次动笔记录东京审判历史的念头。向隆万听母亲说,一次是1956年,向哲濬想就参加东京国际法庭和对日本甲级的审判写一些记述以及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审判的文章,但是“反右”运动中,一些原国民党政府司法界官员被划成右派的消息,让他搁下了这个计划;到了1960年代初,从上海财经学院退休的向哲濬想趁精力尚充沛的时候写点东西,但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一计划再次搁浅。

   “文革”期间,向哲濬的一份“检讨书”中也曾详细地讲述了东京审判的过程,甚至还有对英美法拖延时间、美国偏护日本的意图进行了批判,“可惜后来,原文连同誊写的文稿也都被收走了”。

   后来,淡泊的向哲濬选择与夫人过简单的生活,喝喝咖啡、赏赏花、听听戏,也教教别人英文,送报的、修鞋的,有教无类。1987年,95岁的向哲濬辞世,属于他的那段经历也就一同封存了。

   因此向隆万只能自己去“刨资料”。退休以后,他多次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找寻相关的资料。他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索引卡片上查到父亲向哲濬的名字后,就借来相关资料,复印、拍照、录制,然后带回国阅读、研究。

  

   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审判研究

   东京审判对中日两国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东京审判在中日两国有着很高的关注度。但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却表示,同样是关注,两国的情况并不相同。日本自审判以来对东京审判的各种议论从未间断,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和对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更已达到了相当广泛、深入的程度。而东京审判在中国受到瞩目仅仅始自近年,而且还是拜影视之赐,也因此东京审判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还限于公共话语范围,对东京审判的研究还远远落于人后。

   “因为东京审判一结束就是冷战,冷战后是朝鲜战争,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化东京审判的成果,敌我阵营就已经发生了改变。美国和日本成了同盟,中国和美国成了对手。与此同时,我们国内又是政局巨变,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新中国也成立了。东京审判这批人是国民政府任命的,但是又都拒绝到台湾去,研究东京审判,大家都没了必须的立场。”向隆万分析道。

   1983年,在东京举办的一次关于东京审判的国际研讨会上,作为东京审判的主要参加国的中国却没有能拿得出研究成果的专家出席,只有一位在东京访问的学者列席。2008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法学院的国际研讨会,只有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贾兵兵教授去作发言。向隆万介绍说,这是从0到1。2011年5月3日,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之后,东京审判的研究出现转机,2013年11月12日东京审判判决65周年纪念日,在上海举办的东京审判国际学术研讨会,有20名中国学者发言。

   这让一向谦虚的两位教授在这个问题上自信满满。因为这不仅是人数上的变化,国家的项目支持、研究中心的努力,使得中国在东京审判的研究上已经得到国内同行的首肯和国外学界的瞩目。

   “对于东京审判的评价可以总结为两句话,一是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二是东京审判是一个有缺点的审判。这种话谁都能说,不用研究,不用完全了解历史真相就能说,为什么非要我说这些话呢?”之前程兆奇从来不接受媒体的采访,但是近几年这位只醉心于研究的学者改变了观点,坐在满是东京审判相关材料的办公室里,程兆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朋友劝我说,有研究的人不讲,所以才会这样子,才会出现很多情绪化的观点。”

   虽然不太愿意面对记者,但在满是工作人员的编辑室,来询问工作进展的程兆奇顺势谈起日本教育、中国人扫荡外国奢侈品店的经历,却是意犹未尽。聊完天,大家收起笑容又埋头各自的工作。

   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3日开始,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前后持续两年半之久,共开庭818次,法官内部会议131次,有419位证人出庭作证,779位证人提供宣誓口供,受理证据4336份,英文审判记录48412页。整个审判耗资750万美元。1948年4月16日,法庭宣布休庭,以作出判决。11月4日,审判长开始宣读长达1231页的判决书,到12日才读完。

   这其中需要研究、整理、编辑出版的资料每个项目都数十万字,这也许是程兆奇调节疲劳的方式,用聊天打破只有敲键盘和翻资料的沉默和疲倦。去年夏天,为了出版长达3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附录》,从已经退休的志愿者,到仍在校的学生志愿者以及中心几位年轻的博士后,无一例外,大家顶着高温天天加班。而今年的任务同样紧张,向隆万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缺人的现状。

   向隆万和程兆奇希望通过收集整理资料、讲座、出书,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东京审判,同时也期盼一些年轻学者愿意真正走进东京审判,找寻这段不甚完整的历史。

   “而真正意义上的东京审判研究,可以、也应该不受情感、价值、信仰的羁绊,正如我们对侵略和暴行可以深恶痛绝,不等于我们有权要求审判不严格依法一样。”程兆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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