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杰:海洋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海洋公共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0-08-06 22: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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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杰  

   摘要:建设海洋强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海洋公共外交提供助力。中国海洋公共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阐释中国海洋战略、讲好海洋合作故事、扩大蓝色朋友圈、传播传统海洋文化、提升蓝色软实力为使命。中国的政府部门、沿海城市、中央企业、主流媒体以及智库机构普遍具有政治可靠性高、易于统筹协调的特点,因此可重点发挥其优势,形成“五位一体”的海洋公共外交主体布局,协力讲好海洋领域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海洋命运共同体;海洋公共外交;海洋强国

   作者简介:陈杰,男,江苏泰州人,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中东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研究员,文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公共外交、中东研究。

   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如果说“建设海洋强国”体现着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抱负的话,那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则体现着中国基于丝路精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两者构成彼此促进的互动关系,而海洋是它们共同的载体和纽带。

   目前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如我国海洋战略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需要在全世界更大范围内进行阐发,蓝色伙伴关系需要拓展广度和深度,中国在海洋领土问题上的声音还不够响亮,有些国家对中国海洋战略蓄意误读甚至刻意“污名化”。公共外交在提升国家形象、消解污名、拓展伙伴关系以及建立互信等方面可发挥政府外交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海洋问题的多样化、敏感性和复杂性增加了各国应对海洋事务的难度……单靠政府间的对话无法解决所有问题,这就使得海洋公共外交成为未来公共外交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但是,海洋公共外交在助力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重点依赖哪些主体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都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一、海洋公共外交的概念

   从逻辑层面来看,海洋公共外交是海洋外交(maritime diplomacy)与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的交集,具体来说,是海洋外交中以公共外交手段开展的那一部分,或公共外交中事关海洋议题的那一部分。海洋公共外交的命名既与智库公共外交、企业公共外交、城市公共外交等以公共外交行为体命名不同,也与文化外交、宗教外交、旅游外交、体育外交等以具体领域命名不同,它是一种议题型的公共外交,即海洋是公共外交实践所围绕的议题,而海洋议题又牵涉经济、军事、旅游、文化等多个领域。就好比在探讨中国的海洋战略时,可将其看作是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多领域的综合战略体系。

   目前国内外对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已较为丰富,普遍接受公共外交主体的多元特征,公共外交行为体从单纯的政府主体扩展到媒体、智库、社会组织、企业甚至是个人在内的多元行为体,这也构成了传统公共外交与新公共外交的重要分野。相比之下,国内对海洋外交的理论研究尚较为滞后,导致对海洋公共外交的认识和研究也就显得更加不足,无法指导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实践。譬如,在一些学者看来,海洋外交主要是一种政府外交,地方政府、大型海运公司、港口物流公司等在内的非专职外交行为体或非官方行为体不构成海洋外交的主体。否认海洋外交主体的多元性,相当于自我捆绑,不利于为包括海洋公共外交在内的中国海洋外交实践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和更多的想象空间。再如,有学者指出,海洋外交按照强制性高低和社会属性差异,可分为炮舰外交、海军外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交五种实践形式。这一分类指出涉海民间外交是海洋外交的一种形式,然而,民间外交也只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并非公共外交的全部,因为公共外交“涵盖‘政府对政府外交’以外的各种对话方式,包括双方或多方的官方—民间或民间—民间的各种直接交流。涉海民间外交作为一种单纯的民间对民间的外交行为,仅构成海洋公共外交的一个侧面。此外,海军外交和海上合作外交也都承担着一些公共外交的职能。以前者为例,中国“郑和”号训练舰在2012年沿着当年郑和的航迹先后到访14个国家的港口,传播“和谐海洋”理念,就是一次系统的公共外交实践;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历次“和谐使命”任务亦构成一次次生动的公共外交实践。

   迄今为止,国外学界虽没有明确区分或命名海洋公共外交,但对其开展的大量相关探索实际上是存在的。这些相关探索通常涵括在两类研究中。一类是在“海洋外交”研究或“海洋环境外交”“海洋科学外交”“海洋教育外交”等子领域研究中将公共外交视作实施手段。另一类研究虽也没有直接使用海洋公共外交的整体概念,但类似的概念,如“合作性海洋外交”或“海洋软实力外交”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公共外交。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里斯蒂安·勒米尔(Christian Le Mière)是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其著作《21世纪的海洋外交:动因和挑战》将海洋外交分为“合作性海洋外交”(co-operative maritime diplomacy)、“劝服性海洋外交”(persuasive maritime diplomacy)和“强制性海洋外交”(coercive maritime diplomacy)三类。其中,“合作性海洋外交”既包括访问港口、联合海上演习或训练、海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也包括海洋领域的教育项目、个人访问和合作办会等形式,“这些活动在本质上是赢得人心的尝试”,“合作性海洋外交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每个事件都在寻求建立影响力、联盟或信任。合作性海洋外交的目的不是欺凌、威慑或强迫,也不是强行说服,相反,它通过吸引、同化和激励等手段来诱使其他政府合作或令其安心”。因此,除联演联训外,“合作性海洋外交”的主体就是海洋公共外交。而“劝服性海洋外交”,其目标是“提高对一国海上或总体实力的认识,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声誉”,它“不针对特定的接受者,也不是为了让潜在的对手感到恐惧”,而是“说服其他人,使其相信自己的海军(或广义的军事力量)是存在的和有效的”。显然,“劝服性海洋外交”与公共外交也有较大程度的重叠。此外,印尼穆罕马迪亚大学学者纳贾穆丁·哈鲁尔·里亚尔(Najamuddin Khairur Rijal)在克里斯蒂安·勒米尔的基础上研究了“合作性外交”、“劝服性外交”代表的软性模式与“强制性外交”代表的硬性模式的融合,提出了“海洋巧外交”(smart maritime diplomacy)的概念;美国佐治亚南方大学学者纳兰达·罗伊(Nalanda Roy)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做法为例提出“魅力外交”概念,指出“魅力外交”的目的是“为了赢得邻国信任”。因此,无论是“通过吸引、同化和激励等手段来诱使其他政府合作或令其安心”的“合作性海洋外交”,还是“为一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声誉”的“劝服性海洋外交”,以及“为了赢得邻国信任”的“魅力外交”,都与公共外交的旨归趋于一致,那就是“吸引人、鼓舞人、说服人、打动人”。

   虽然从国内外已有的对海洋外交的研究中均难以找到对海洋公共外交概念的现成界定,但是,随着海洋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出于对公共外交对一国海洋战略实施重要性的理解,有必要为海洋公共外交设置一个整合性的界定。当然,对海洋公共外交的概念界定一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即便对于其上位概念“公共外交”来说,其界定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学科不同而侧重点有所不同,诚如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学者埃坦·吉尔博阿(Eytan Gilboa)所说,“学者和实践者们对公共外交使用了形形色色的令人困惑、不完整甚或存在问题的定义”。即便是“公共外交”概念提出者埃德蒙·格利恩(Edmund Gullion)的定义,也存在多方面的不足。

   本文尝试将海洋公共外交定义为:一国政府或代表其利益的相关行为体为了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进国际海洋合作、引导涉海国际舆论或提升海洋软实力而面向国外公众开展的信息或观念传播活动的总和。根据这一定义,海洋公共外交的主体既可以是一国政府,也可以是代表其利益的其他行为体,如城市、企业、媒体,甚至是个体,这些行为体从政治传播的角度可称为“代理人”,它们凭借“不同的能力、不同的优势和未开发的潜力”在公共外交领域各具影响。行为体范围的扩大契合了外交平民化、社会化的总体趋势,也符合新公共外交对行为体多元化的要求。海洋公共外交的目标对象则是广义上的“国外公众”。基于此,海洋公共外交就存在“政府—>民众”、“民众—>民众”以及“民众—>政府”这三条进路。在实质方面,海洋公共外交是“信息或观念的传播”,这构成公共外交对国外公众产生影响的核心因素之一,也正如1965年埃德蒙·格利恩在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所称的,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信息和观念的流动”。在目标方面,海洋公共外交既服务于“引导涉海国际舆论、提升海洋软实力”,也通过“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促进国际海洋合作”服务于海洋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兼顾了国家海洋形象的构建需要和国家海洋利益的实现需要。至于海洋公共外交的具体手段,则因行为体和目标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和使命

   一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和使命,常因意识形态、国家整体实力、总体外交战略以及海洋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定位而异,甚至与一国的文化传统也有密切关系。以美国海洋公共外交为例,其目的是制造特定涉海舆论、培植当地亲美势力、对他国公众施加政治影响进而对他国政府涉海决策进行“战略性干预”。因此,美国海洋公共外交中的对抗性思维以及干预性、功利性特征异常明显。而印度的海洋公共外交理念则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显著的狭隘性。“主流分析人士的叙事话语是,印度正在东盟地区建立深层次的战略联系,以抗衡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相比之下,中国海洋公共外交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在理念和使命上必然有别于美、印等国。

   2.1 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

   2019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应邀参加中国海军成立70周年海上阅兵庆典的各国海军代表团团长时指出:“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我们人类居住的这个蓝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个孤岛,而是被海洋连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各国人民安危与共。”由此,打造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念性公共产品。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打破了某些西方国家的霸权式海洋治理思维,有助于促进国际海洋秩序朝着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因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是基于“互信、互助、互利”原则的互动型蓝色伙伴关系的建立,其中,互信是前提,互助是过程,互利作为结果,同时也增进互信,从而形成良性的海洋交流合作循环发展模式。从具体路径来说,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需要对接各国海洋发展战略,把海洋交流合作和海上互联互通落到实处。

当然,中国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是纯粹为了与西方海洋治理观竞争而提出来的,它是中国海洋观发展到新时代的必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洋领域的直接反映,更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之中。从历史溯源来说,中国的海洋公共外交理念从一开始就具有和平的特征,且一以贯之。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的海洋公共外交实践就是明证。从文化基因来说,中国海洋公共外交的理念中传承了天下情怀与友好互助精神。如果说《汉书·高帝记》中的“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天下情怀,那么《论语·颜渊》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孙子·九地》中的“同舟而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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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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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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