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叶萍 石秀印:社会结构的散流化及其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5-12-09 14: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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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叶萍   石秀印  

   【内容提要】 我国传统社会属于统合制社会,其统合方式是四个纽带。该社会结构存在内生性危机,危机的来源之一是散流化。当统合制与外来的市场制结合的时候,散流化会增强以致威胁到结构的存续。要预防这种危机,需要与传统不同的创新性治理方式。

   【关 键 词】社会结构/统合制/市场制/散流化

  

  

   本文将讨论劳动就业领域的变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劳动就业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体制上由行政指令配置劳动力转型为通过市场体制配置劳动力;在形态上,劳动就业趋向合同用工、灵活用工和非正规用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在关联形式上越来越多样化,在关联性质上越来越灵活化,在关联时间上越来越短期化,这与另一些劳动者依然处于核心地位、关联形式单一、关联性质固定、关联时间长期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劳动就业的体制和形态改变,导致了全社会的结构变化,由一个组织性、联结性和控制性都很强的“整固型社会”,变成了一个组织性、联结性和控制性都比较差的“散流型社会”。

   中国具有很鲜明的“统合型”社会传统,这与西方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契约型社会,即相对松散和流动的社会有很大不同。在中国,“统合”一向是社会稳定、政治稳定的必要条件。与之相反,“散流”在中国则可能造成较为强烈的社会稳定威胁,尽管在西方契约制社会不一定如此。

   中国传统社会:统合制及散流危机

   中国自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其社会组织方式基本是统合制,其别名是中央集权、集权主义、威权主义或“总体性社会”。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讲的也是这种社会形态。统合制就是将全部人口都与统合体系连接到一起,纳入体系之内,封土建制,编户齐民,整合社会,统一指挥。其基本形态是“整固型”,将个人整合进入体系,成为整体的部分,个人与体制之间的联结相当固定,很少变动、流动、疏散。

   (一)统合制的构建机理

   统合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根据特定的组织方式和关系原则建立起来。其构建机制是“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四维一体。在这里,“机制”即为社会结构的“胶水”,它带有明显的箍合性质。

   管控是借助行政强力(暴力、胁迫)进行组织、管理、控制。“组织”是建立纵向-横向一体化的行政组织,将人口都纳入这个条条块块的网状组织之内。“管理”是以行政权力将个体进行排列组合,制定法律和制度,约束个人的行动。“控制”是一套奖惩体系和资源支付体系,对于服从者予以奖励,对于不从者予以惩罚,对于反抗者予以镇压。

   马克思指出过,自然经济中的农村家庭就像千万个分散、孤立的马铃薯,①而管控的实质是用麻袋把这些马铃薯“装在一起”,在个人与体系之间建立起组织和权力连接。“装在一起”的实现方式则是“箍合”。箍合的日常例子是农村用的木质水桶,这些水桶是通过几个铁条将作为组成单元的木板紧密箍起来的。箍合既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也是一种社会统治和控制方式,还是建立社会秩序的方式。

   宗法是借助于血缘、亲缘一类胶水,将各个个体联结为一体,具有家族粘合和朋党粘合两个层级。费正清曾指出:“中国的家庭像一个小宇宙,像袖珍型的国家,父亲是专制者”,在家庭中俨然像一个“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统领全家的生计,安排儿女包括婚姻在内的重大生活,秉承家法处置甚至处死不听话的儿女等。②家长正是通过宗法赋予的权威地位,通过感情和权力将全家人粘合在一起。传统社会的分封制,是夺取了江山的皇帝把家族成员分封到各地,担任地方统治者。这样,这个国就通过宗法统合在一起。宗法还进行扩展,进行拟宗法化,例如朋党、帮派、亲信等。

   利益是由统合制体系给其中的人们提供好处。在韦伯看来,社会上有价值的好处主要有权力、财富、声望三大类。③拉斯维尔则认为是尊重、安全和收入三大类。④拉斯维尔的尊重指的是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即同样是权力。如果其尊重中还包括韦伯的声望的话,这与由权力位置相联系的社会地位和由收入决定的消费水平相联系。在传统中国,权力并不分给百姓,只分给统治阶级内部。拉斯维尔的收入与韦伯的财富含义是一致的,只是他比韦伯更强调安全这一价值物。这样分析的结果与统合制的实际做法基本一致。给百姓提供的好处主要是两类,一是收入,如劳动生产的条件,以取得生活资料;二是安全,诸如困难帮扶、危机救助、社会治安、防敌骚扰等。用当前的词汇来说,收入和安全都属于民生。

   好处的实质是在个人与体系之间建立起利益连接。统合制实行主权、治权与财产权的合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集中控制,生产成果的集中支配,生产劳动也集中进行。个人可拥有财产的使用权,但没有财产的所有权。这就是集体主义。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则由这个体系提供。统合制的合法性即可被接受性建立在为民造福即利益的基础之上。

   教化是将统合制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人们。所教化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伦理,也辅以道家、法家和释家的思想。对于百姓,儒家伦理主张修身养性,忠君尊父,三纲五常,遵礼守制,集体主义;对于统治者,主张天下为公,仁政德治,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教化建立起统合制管控的价值合理性,实现对百姓的心理和精神的联结和箍合。教化还强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宗法性质,强调宗法关系内自上而下的管控,成为权力管控的辅助力量。

   拉斯维尔分析西方社会权威人物的涌现方式(即成为权威人物的方式),所提出的四个要点分别是象征、暴力、物资,还有实际措施。⑤在中国,最高权威人物建构权力的方式也就是其构建统合制社会的方式。“管控”类似于拉斯维尔的“暴力”,“利益”类似于“物资”,“教化”类似于“象征”。至于“实际措施”,它是象征、暴力、物资的实施形式。中国比拉斯维尔多出的是宗法。

   “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四维一体的集中概括是“管”。汉字“管”集中了管控、宗法、利益、教化四个含义。“管控”是管理、管束、管辖、管制、监管、看管、拘管、掌管等;“宗法”是家长管束、照管;“利益”是照管、负责供给等(例如,“我老了,政府得管我”;“农民遭灾了,政府就得管”);“教化”则是“管教”。“管”字的这几个含义,并非是“无意”地走到了一起。“管”的建构机制,可称之为统合制的“箍合机制”。中国缺乏契约传统,没有西方基督教的《旧约》、《新约》。西方构建起来的是一个由个人主体自下而上彼此缔约的契约制社会,中国构建起来的是一个由自上而下的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统合制社会。

   (二)统合制的联系质量

   箍合效果决定着统合制的运作和存亡。箍合效果可以联系质量来衡量。箍合的目的是将个人与统合制联结起来,联结质量则是个人与体系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和正向程度。联结质量可以通过四个标准进行衡量。

   1.联结维度。形象地说,联结维度指个人与体系之间究竟是通过“几股绳”进行连接的,例如只是单一的管控,还是同时存在宗法、利益以及教化。也可能管控缺位,只存在宗法、利益,等等。联结的维度越多,一般来说个人与结构体系之间的关系越是紧密。

   2.联结强度。这是联结物或联结胶水的量,例如个人从统合制得到了多少福利,统合制对个人的管控力度有多大。还有,联结的纽带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联结的质量并非强度越大越好,而是取决于管控、宗法、利益、教化的均衡组合。当正向组合时,管控—宗法—利益—教化会引发个人对于体系的向心力,支持和拥护这个体系。如果管控过度,而宗法、利益缺位,教化失灵,则会引发不满、抵制和反抗。

   3.联结时间。联结时间指的是联结的持续性,包括联结的持续时间和变动频率。联结的持续时间长、变动频率小,个人与统合制体系的联结质量一般较高。

   4.联结同异。联结同异指的是不同个体与统合制之间联结质量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如果不同个人与统合制之间的联系质量相近,差异不大,并且联结质量都是正向的,这个社会结构的整固性就比较强。相反,如果不同个人与统合制之间的联系质量差异很大,第一部分人是正向的、紧密的联结,第二部分人虽然是正向联结,但是很疏松,而第三部分人几乎没有正向连接,反而存在负面的性质,这样的社会结构就具有不稳定的性质。

   (三)统合制的散流危机

   统合制存续和健康的关键是结构稳定。这个结构在纵向上由各个“条条”组成,每个“条条”分为上、中、下多个结点;横向上由多个“块块”组成,每个“块”成为一个结点;纵、横结点彼此会合和交织,成为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性网状结构。这些结点一般是一个“单位”(机关、企业、事业等组织)。单位内部同样立体性网状化,最终将一个个个人联结起来。统合制的结构稳定依赖于各结点与结构核心的联结质量,也依赖于个人与结点之间的联结质量。

   统合制的主要威胁是结构的散流化。“散”是核心与结点、结点与个人之间的疏离、散开,彼此的联结质量变差。“流”是联结的持续时间短,变动频率快,个人不断变换所关联的结点。统合制的散流化一般是波纹式或同心圆膨胀式的,不仅分化为核心层、中间层、边缘层,而且各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是边缘其“散”的程度越高,“流”的频率也越高。散流化的一个特点是,这里的流动基本是边缘层内部在流动,以及由边缘向流民的流动,较少积极的向中间、向核心流动。一些个人被抛到边缘,处于自由电子状态,随时可能被另一个原子核吸走。散流化使统合制体系呈现出疏松、流动的脆弱状态。

   散流化对契约制社会少有本质性影响,因为那里的个人可以通过订约自治性地连接起来。而散流化对于统合制的影响则很大。一旦散流到一定程度,统合制就难免会解体。中度的散流化可能是统合制解体的前兆。

   统合制散流化的原因是管控—宗法—利益—教化机制遭遇梗阻。在这个自上而下性和网状结点性的结构中,障碍主要来自各个结点的上层以及中层。在作为结构的意识形态基础的儒家伦理中,统合制的根本性条件是“圣人治理”。“圣人”有两个特质,一是“英明”,高瞻远瞩,洞察秋毫,形势判断和决策制定科学而正确;二是“公心”,仁政德治,勤政爱民,廉洁奉公。

   拉斯维尔分析,西方权威人物的“涌现”条件主要是四个,即技能、阶级、人格和态度。“技能”指的是智力、知识和能力,例如希特勒擅长演说和组织,墨索里尼兼有演说、新闻工作和组织工作三方面的特长。⑥这与“英明”基本一致,不过“技能”较偏向于“运作”和操作,而英明的内涵比技能高深。“人格”指的是坚定、仁慈、体谅多于残忍等人格形象,“态度”指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什么行为”,这两者与“公心”有相近之处。至于“阶级”,指的是权威人物是阶级斗争、阶级更替的产物,这与特定阶级的“技能”和“人格”、“态度”有关。总结起来,西方权威人物和中国社会结构各结点上的权威人物在条件上有一致性。不过,统合制得以建立和维系的个人条件比拉斯维尔所说的要高:不但要有技能,还要达到英明的水平;不但要有人格,还要达到“为公”的境界。

   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也是人”。其含义之一是,人是有弱点的。经济学的研究指出,人的一个弱点是“有限理性”。人的智能、知识、信息、时间资源等都是有限的,所做出的决定不可能是完美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指出,人的另一个弱点是“自我中心”,较多地关注自己,追求自己的利益,强调自己的位置。自我中心的极端即是贪欲。有限理性会弱化英明,自我中心会弱化公心。

统合制的各个结点上的人物只受到从上到下的制约,其向“下”的行为基本畅通无阻。畅通有可能带来扩张。在有限理性的扩张下,一些人可能成为“昏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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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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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海》(南京)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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