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小建:人权的公共性与革命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11: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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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小建  

  

   一、公共性的现代变迁

   在现代人眼里,“人权”无疑是一个受到普遍赞同的词汇。然而,在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时代,“普遍赞同”如果不是依附于外在的强制,就极有可能只是针对那些空洞的无意义“口号”。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想有所建树的人权学说,不会只停留于空洞的宣扬或虚无的“启蒙”——事实上,“启蒙”如果脱离了特定的历史语境,就可能成为一种道貌岸然的道德压迫。作为现代性的核心话语,在理性的解释和论证方面,在纯理论的和理论的方面,人权问题展现了每一个人所承认的道德和形而上学(或反形而上学)确实性的全部体系。[1]易言之,对人权的系统阐发,立基于一套逻辑自洽的理论与信念体系。然而,在各种完备但却彼此相左乃至对立的信念或意识形态并存的现代语境下,在经验上看来已然成为公共话语的人权,又是如何获得公共性?

   公共性问题本质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哲学根据的追问。人类生活方式经历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韦伯用“祛魅”高度概括了从传统宗教神权社会向现代世俗社会的转型过程,即从一元型的宗教道德权威到个体价值浮现而形成的价值多元。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性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转换,亦经历了深刻的现代性变迁过程。

   一元型的宗教道德权威意味着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从中艰难生长的差异性被视为新生的进步力量。此种语境下的公共性,被赋予了反抗不平等的等级关系、追求社会多样性的意蕴。[2]这一公共性的思想资源,来源于与“人”及“人性”密切关联的“天赋人权”学说,即,每一个人都是天生自由和天生平等的,只要是人,即拥有人权;人权是符合人性需求的。“人权”与“人”形同一体,二者经由“人性”互相证成。“人性”也成为自由主义政治与权利理论的逻辑连接点。[3]不过,政治意义上的人性,却难以简单以“人性善”或“人性恶”的二元区分来断言——任何立论,都可以经验上的反证予以推翻。思想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逻辑预设,都似乎可以推导出自然法上的人权,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作理论论证。这一现象恰恰符合上述特定历史情境下的“公共性”的特定使命。由此可见,启蒙思想家立足于“人性”论证“人权”,其意不在于探讨或证立人性是善是恶,而力图从一元宗教权威中凸显个体意义的人性自由,从而打破神权、君权营造的人性枷锁,恢复和塑造了人的独立自由形象,开启了自由人的新时代。[4]

   当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建立了属于“自由人”的王国,现代社会迷醉于自由竞争所带来的繁荣进步,却在某个历史瞬间,陡然发现掩盖在“自由人”表象下的巨大社会分裂,渐至凝聚成自由国度如何共存的时代忧虑。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笼罩下,这一忧虑尤显尖锐,有关人类如何共存的公共性追问再度浮现。在最悲观的意义上,现代社会是否已丧失了公共性,从而堕入了主观主义盛行、人生目标低俗化、生存意义困惑的所谓西方文明的整体危机之中?[5]失去公共性支撑的文化多元,不蚩于价值混乱;以人权之名倡言的各种新思潮和新运动,如果剥离了人权话语据以证成的公共性资源,势必自断根基,极易膨胀为一种拒斥包容和沟通的“唯我独尊”——“诸神之战”成了为抢夺道德制高点毫不退却的混战。现代文明已发出深沉的警示,人权的公共性亟需重新证成。

   在现代社会,个体拥有价值选择的自由,因而,能够平衡各种个体价值的“共识”是很难寻觅的,因为它所面对的是一个价值间“不可通约”(伯林语)的“诸神之战”(韦伯语)局面。在此情景下,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只能顺应现代社会个体主义的立场,将纷繁复杂的个体抽象而成自由主义式的“人”,进而预设“作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要素,凝练为“人权”,如此可包容诸种个体价值,成为多元价值并存之最大公约数,充分彰显其“公共性”。反过来讲,权利赋予了“人”在现代话语下的实质内涵。个人权利是个体存在的身份表征,并在自由主义政治框架下使得个体成为一个主权单位。由此,个体对于利益和独特生活方式的追求就被定义为正当的,在人权的旗帜下,作为经济人和原子人的个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切价值的计算单位,于是,基于个体概念的各种价值就被说成是普遍价值。[6]这就是“人权”凭借其“人作为人就能享有权利”这一简单而富有力度的界定升华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的基本逻辑,也是其公共性证成的基本逻辑。

   “人作为人就享有权利”的界定方式,是对依托人性证成人权的逻辑延续与深化,但二者的历史语境及其意义却显著不同。前者面对宗教一元权威的价值封闭,旨在彰显人性中的自由因素,以图获得个人自主和平等的独立发展空间;后者则面对多元缤纷的价值并立格局,旨在寻求诸种价值间的调和点,于是诉诸作为共同价值主体的人的相同构成要素,以此缓和日益加剧的个体价值冲突。如果说前者的意义仅限于“破”,而后者则致力于“立”。而一旦涉及到如何建构的问题,无论是“人性”还是“人作为人”都摆脱不了的模糊性,必然会影响到人权是否能够以清晰而无疑义的方式担当现代公共性的守护者。

   论及此,人权作为现代公共性守护者的悖论凸显出来:一方面,现代社会人权消解了诸种价值间的紧张关系,由此也获得了普遍认同,成为评判政治优良、主张利益诉求的终极标准,乃至有上升为现代“世俗宗教”的趋向;而另一方面,人权获得普遍认同,部分得益于关于“人作为人”之界定的广泛包容性,确切地是是模糊性,这一模糊性实际上回避了孰是孰非的决断性评判,压制了“人权”概念本身的冲突,于是,那些相反乃至势不两立的主张,似乎都可诉诸“人权”以求道义支持。如同赵汀阳教授所深刻分析的:“当人权从最初的前卫思想转变为固定信仰,人权观念就不再被反思和怀疑,它在思想上就死了,只剩下思想的遗产——盲目信念。”[7]当这种盲目的人权“信仰”一次又一次地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并且以一种理直气壮的态度对各种事务点头品足,甚至被拿来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人权就慢慢地把自己给吞噬掉了,也从最初的促成建立自由社会的美好梦想走向了反向极端——为一个物欲横行的自私社会张目。

   人权的这一潜在危险已经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不幸地在现实中显现出来。这一危险在如下三个对比逻辑中不断被强化:人权天生具有的革命性逐渐消解着公共性;将个体塑造成抽象的原子化个体,并在利益相关点将个体置于社会之先;促使个人动机成为道德判断的源泉,颠覆了公共善的传统,使权利获得了优先于善的尊崇地位。这是现代性的逻辑,亦是现代性的后果——当现代性翻转了古典传统之后,持续性地自我强化业已使其丧失了自我规约的能力,由此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物极必反的另一极端,人权所引发的纷争不过就是这一极端的某种典型呈现而已。

  

   二、革命性消损公共性

   展示了现代性逻辑的“人权”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现代性的“革命”话语。它通常指向实在法层面上的法律权利所无法达到预期但为“人”所要求的领域,以其强大的道义色彩迫使实在法做出符合其要求的相应改变。因而,人权的本质是超法律的。它以既存秩序的调整为方式来呼应现实诉求,不断帮助法律制度克服着因体系自足而衍生的自我僵化和封闭倾向,在自治性的法律系统与高速变化的社会形势发展之间架构起相互沟通的桥梁。可以说,此种方式有效缓解了追求不断革新和进步的现代性与倾向于保守和稳定的秩序之间的固有紧张关系,这恰恰是现代性在短短数百年间就创造出前所未有之辉煌,并在当下危机频显但仍根基稳固的奥秘所在。

   然而,人权话语的这一革命性特征,却如同一把既可用来自我防卫又可行凶的“利刃”,如把持不当,便会平地而起诸多纷乱。在现代社会个体至上的语境下,这些纷乱不唯是构成现代性危机显性表征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更直指作为现代性危机本质内容的道德困境。

   作为核心价值的人权之“普遍”性,来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然而,这一普遍性,仅仅是形式层面上的,并不具备真正的“普遍”意蕴。因其无法精确界定实质内涵,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八面玲珑”或“左右逢源”的——这一空泛性,亦可称为广泛包容性,哪怕是那些再浅薄或任性的一己之私,也可堂而皇之地将自己声称为“人权”。空泛性的“人权”似乎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奴婢”,每个人都有符合自己利益定位的“人权”定义,“人权”也自然能够获得人们的普遍同意。在此层面上,个体诉求便求得了与社会核心价值的一致。这也正是尽管利益冲突激烈但人们仍能普遍认同“人权”的缘由所在。不过,这种一致,只能是最为肤浅的表面一致,它迎合了个体的欲望,也由此沦为部分个体和利益集团各种可疑利益的装饰,“人权”原有的厚重伦理意蕴日渐被越趋分化的社会集团的私利所覆盖。[8]因而,这种一致,实际是个体道德对于社会核心价值的遮蔽,从本质上讲,是社会核心价值的“虚无化”表现,此点构成现代社会道德困境的深刻肇源。

   应该说,在流动的现代性之下,稳定的秩序需求是人类生活的基本保障,因此,以既存秩序的调整顺应人权要求,需要一种有关秩序成本和人权收益的比例判断。这一观念可能被斥为有违人权保障精神的“工具性”利益计算,但不可否认,它是符合现代理性的: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最基本的“公共利益”,对于这一公共利益的呵护,是人类生活的整体福祉所系。然而,人权一旦成为趋利避害的个体的利益包装,就会理所当然且理直气壮地拒绝合理的成本评估,而一味强调“权利至上”。在“权利至上”的话语下,作为社会核心价值的人权,将会日益丧失公共性,不仅不能引领歧异纷呈的多元时代重新达致共识,反而还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业已频繁而激烈的价值冲突。

   迎合了个体欲望的人权价值,可以轻而易举地激起民众对于自我利益无节制的偏爱,但却“忽视了我们遗产中的另一半——一个共和国的憧憬,在那里,市民积极地为维系一种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而承担责任。”[9]共和国理想的消褪,是个体不断自我强化并无限膨胀的个人主义的必然。托克维尔在对美国进行了八个月的考察后,对其不断扩大的个人主义,提出了颇具前瞻性的警告:“(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因此,当每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根源,既有理性缺乏的一面,又有心地不良的一面。”“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个人主义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10]个人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慢慢遗忘:它只想自己获益,而不顾社会公益;更危险的是,它甚至乐意社会公益为其买单。所谓共和国的理想,不过就是个体私利的集散地。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权日渐失去其对于人的价值的终极关怀,而将自身降格为工具性色彩浓烈的“利益保障工具”。这种权利观念用纯利益计算式的功利考量取代价值判断,去除了“善恶”判断的空间,进而渐渐失去了判断好坏的能力,彻底沦为利益的附庸。

   这种唯个体权利马首是瞻的现代生活态度,造成了公共生活萎缩、社会碎片化的后果。现代社会生活的中心是在钢筋水泥组织的城市当中,钢筋水泥透不出一点人情味,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和彼此防范所造成的心理隔阂恐怕要比钢筋水泥还要深厚。而这种生活状况,则为一种新的“极权专制”提供了可乘之机——极权并非仅与道德一元论的压制和暴政之间有逻辑关联,当个体封闭于私人领域时,公共领域的虚无将为极权主义腾挪出巨大空间。

另一方面,从“人权”的界定方式来看,人作为人就享有权利,实际上是非常虚幻的。每个人仅凭人都享有无差别的权利,意味着这种权利仅是最低层次的“平均主义”,相对于具有统一意志的权力而言,每个人享有的权利,可以渺小到忽略不计的程度,更无从谈起“以权利来限制权力”,这就是托克维尔所言的披着民主外衣的“柔性专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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