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5 次 更新时间:2015-12-05 22: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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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  

   如果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2015 年也许象征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的终结。在2015年前后,出生于1960年以前、所接受的教育不完整不连贯、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学者全面退出领导岗位,大部分人停止教学工作。同时,接受了完整的正规教育、几乎没有学院之外的生命经历的“70后”成为学界的主流。有知青背景的学者在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既是领导者、也是生力军。因此构成了一个“知青时代”。2015年8月13日我的硕士导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起了重要作用的王汉生教授猝然去世(年仅67岁!),似乎更提醒我2015年的这个象征意义。

   知青时代的终结,决不是指这些学者的学术生涯的结束或者是影响的削弱。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是“后知青”学者在近期可以全面超越的。他们提出的命题、观点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知青时代的终结,指的是那个以他们为领导的、具有独特风格和气质的学术实践方式的终结。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演进,也许不完全依循托马斯•库恩所说的范式建构(知识渐进积累)和范式转型相互交替的路径;社会科学的演进,可能更多的是不同代际之间学术实践方式、知识的习得和积累方式上的变化。如果不去把握积累方式的转变,可能就谈不上有效的知识积累。

   知青时代的学术实践,是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以非正式圈子为重要组织方式,带有强烈使命感的开拓性、发散式的探索。2000年以后的学术活动,是在正式机构中正式立项,以争取资金、争取认可(体现为学校排名、领导人赞扬、学者个人的职称知名度等)为主要目的的职业化操作。知青时代创造出半民间的研究空间,但和国家部门保持有效沟通,通过揭示新问题、形成公开讨论甚至社会思潮“倒逼”政府改革。后知青时代,研究操作是高度专业化的,但学术又是作为行政管治的对象而存在的;民间半民间的专业知识生产不复存在,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是以强化政府管治效果为主要目的、以封闭的“智库”咨询、命题作文为主要方式的,对政府的思路罕有震撼性的影响。

   和社会科学的知青时代同时结束的,是国家官僚的知青时代。2010年以后绝大部分局(地、市)级以下的干部没有知青背景。他们和高校中的学术人员在社会背景、学习经历、知识结构、生活方式上高度一致。公务员的知识化和规范化给官僚系统带来新的合法性,但也使得它成为一个日益坚固、以维护自身利益为主要动机的群体。虽然公务员和体制内学者在2014年以后都反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维稳”政策,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要维稳的。维稳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在课题选题、工作方法上“唯上”,心中的目的是要“维稳”。

   这与中国1980年代的格局几乎截然相反。当时,在政府研究机构、高校以及半民间文化团体的知青学者,和部委里的中下层干部,以及各地地方干部(很多有知青背景),形成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同盟,互相联动,提出新思路、探索新做法,不断突破政策的条条框框。直到我1990年代中期去浙江、湖南等地调查,还因为王老师圈子的关系,沾了这样的光。地方上的干部还热切地问:原来体改所(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特别是农研室(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那班人最近有什么新的说法?得势的干部滔滔不绝地谈创新的思路,不得势的干部希望我通过调查 “揭露一些问题”。他们都希望讨论。而今天的干部似乎都小心翼翼地心平气和。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口号下,坚决地维护自己的政治安全和利益。

   今天和1980年代更大的一个反差是,在社会科学和官僚系统的知青时代终结的同时,高层政治似乎迎来了知青时代的开始。从1990年到2013年期间,出身工程师和“文革大学生”的领导人强调制度、规范、和谐;2013年之后的重点则是突破、意志、理想。小组政治,大刀阔斧。高层的这一“知青气质”,和知识界以及中下层的公务员群体是格格不入的。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和公务员这样的中介,高层政治如何有效地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也成了很大问题。这一格局是我们理解知青时代终结的历史含意的重要背景。

   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和高层政治知青风格的凸显同时发生,不完全是巧合。它们在起源上是一致的,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这其中,知青和国家体制的关系是关键。在1980年代以来有关知青的谈论中,人们往往强调他们的“民间”性质,即他们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在林彪事件之后,如何通过“地下”阅读、独立思考,批判“文化大革命”。这是相当片面的。在198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恢复重建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两个彼此交叉的圈子,一是以《走向未来》丛书和《20世纪文库》为代表的学者圈,二是以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和原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为中心的“智囊圈”。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学习的研究生也积极参与这两个圈子。从他们中间走出了重要的学者,也走出了今天的政治家。这些知青学者、学生能够形成那么大的影响,完全不是因为他们的“民间”立场。他们提出的问题所以引起关注,首先是因为它们是来自社会主义发展内部的问题。欧洲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是他们主要的思想来源。苏共内部的矛盾、1956年之后欧洲左翼对社会主义的反思、1968年之后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潮(如萨特、加缪)、南斯拉夫的改革等,尤其重要。在自我意识上,他们有很强的“共和国情结”,天然地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子,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提出得问题是中国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最关键的是,很多活跃的知青学者,特别是带头者,是高干子弟。否则他们根本不可能在文革期间接触到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文革”后,最高统治集团认为这些年轻人是自己人,地方政府把他们视为无冕之王。这样的背景,使他们形成了舍我其谁、轻视权威的自信自负风格。

   1990年以后,国家体制和这批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人被指定为接班人,他们低姿态地进入重要岗位,退出思想辩论。另一批人则不再是“自己人”,其中有志学术者回到学院,致力于建设规范化的学术研究。这一所谓从思想家到学问家的转变,不仅是出于对发达国家的学术工作的推崇,更重要的是对80年代激进思想运动的反思。90年代的知青学术时代的主题,是意欲在和政府保持距离的条件下,建设专业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通过规范化、系统性来寻求相对的独立性,从而让学术成为稳健的民主建设、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今天在政治上的知青时代的来临,几乎是必然的,变数无非是具体人选的问题。而学术上知青时代的终结,则让人始料不及,它归根结底意味着,通过学术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来促进社会民主的努力,没有成功。形式上规范化的学术被全面体制化了。社会科学院体系的变化尤为明显。在这一转变中,如应星指出的那样,知青学者在1990年代后期起了关键作用。但是和应星的解释不同,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归咎于他们的人格两面性(“创新与气虚,开拓与贪婪,务实与媚俗”),不能认为学界的变化是知青这个群体的道德蜕变的结果。更值得关注的,是知青学者们学术实践内在的矛盾。本文仅关注在社会学界比较突出的两对矛盾。一是知青学者擅长非规范的、非学院式的研究方式,但是一心要促进学术的规范化。二是知青学者拥有其他学者们难以企及的丰富生命经验、并且以推进经验研究为己任,但是又把经验处理成为理论服务的材料,要建立超越多样经验的统一思想体系。矛盾不同侧面之间的互动是1990年代学术生态的一个内在动力。知青时代的终结,意味着矛盾的运动的终结。而矛盾的具体侧面不仅继续存在,反而因为其对立面的消失而变得僵化,成为我们负面性的遗产。而知青时代可供我们利用的财富则被淹没。规范和非规范的矛盾,现在变成了体制化;相对狭隘的经验观,使学术工作缺乏扎实、自主的创新根基,从而不仅阻碍了研究的突破,也使我们在体制化面前缺乏抵制能力。这些矛盾的运动不是知青时代终结的原因——其原因非常复杂,而且主要不在学界内部——但是这些矛盾给我们梳理历史如何变化提供了一个线索。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这个线索能够指示出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主要困境。

   我于1991年在接受了一年封闭式的军训之后进入北京大学,大概在大学二年级(1993年)的时候加入了王老师组织的“流动农民工”课题组。在1990年代,北京社会学家之间有所谓“王汉生工作坊”的说法,即以王老师为中心,一批对中国社会学做出核心贡献的中年学者经常聚会讨论,组织课题合作。我在1995年正式成为王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到1998年毕业,更深入地接触了这批老师。从他们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即一套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学术实践。作为王老师的学生,我有幸不仅亲睹其人格魅力(这是很多人对她的为人处世的概括),而且有机会体会这魅力是由具体的生命经历积淀而成,是一个群体现象。只有把人格魅力还原为具体的历史实践,我们才能和它建立有效的联系,才知道我们今天是否可能继承以及如何继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说的“知青”不是一个特定人群,而是一系列社会历史因素的载体。知青学者的为人为学方式在不少“后知青”学者身上依然可见,但是我们所处的总体格局已经大不相同。不是知青学者的进退决定了学界的变化,而是历史的变化通过这个群体的起伏而体现出来。

   为什么规范化导致了体制化

   “特别能聊、特别犀利”这是很多学者,特别是来自港台和海外的同行,对知青学者的典型评价。聊,是当时知青学者们重要的工作方式。1990年代初,在大学和研究院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分到带有客厅的宿舍。速冻饺子和火腿肠等方便食品的普及,也使得即兴的彻夜长聊成为可能。聊和写有本质的不一样。聊天要抓的是“点”:正中其点、点到为止,从一个点跳跃到另一个点。抓的点要有冲击力和爆发力,要在两到三分钟内能够说清楚。如果要把这个点延展成线,要把点放在文献背景下考察,那就聊不起来。而写,重在画线。写之前需要在脑子里形成能在纸面上画得出来的框架,写的过程就是在不同说法之间画出关系。要作清晰的归类、划分、界定,要缜密、细致、绵延。突破性和冲击力不是主要目的。专业学术的写作不是要让读者兴奋,而是请他们认可(最重要的读者无非是编辑和评审人,总共不超出五人)。连口头发言也都变成照本宣科,学者和官员都一样。革命家不是不写,但是密室里的辩论和广场上的演说更为重要,连夜急就的报纸评论和小册子是辩论和演说的延展。“说”的这一即席发挥、不可预测、难以控制的特征,也往往让保守势力不安。英国首相艾登(Anthony Eden)对当时的埃及总统纳塞尔颇为反感,原因之一便是他觉得纳塞尔的演讲方式像墨索里尼和列宁。这为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埋下了伏笔。

   聊天的思维必然是分散的、跳跃的。聊天靠高度的想象力维持。大家要想象彼此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其观点从哪里来、有什么潜在的含意,要时刻琢磨怎么从无趣的现象里引出有趣的话题,以防冷场。知青学者超乎常规的想象力,也可能和他们当时学术咨询的相对贫乏有关。有一次我和孙立平老师说我对某个问题不懂,孙老师问:“谁懂?!”随即仰头眯缝着眼说道:“我们有时候觉得海外的文献特别有启发,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看懂。懂和不懂之间,我们替‘外国学者’想了很多。”误读引发“悟读”。不讳误,大胆悟。思想的自主性把资源的匮乏变成了创新的源泉。想象力也和他们要对社会现象形成总体性判断的欲望有关。不管讨论什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何处去”等是知青学者心中萦绕不去的问题。因而要从点跳跃到面。他们的跨学科或者说无学科取向也进一步丰富了他们的想象力。既然要对中国社会形成总体评价,思考自然同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各个领域。

聊天必然是集体行动。聊天追求的是思想的电波在朋友间的震荡,没有署名权的考虑、没有第一、第二作者的问题。1990年代中国进入家庭电话时代,小范围内的联系和动态传播非常有效。当时的互联网基本不具备文献搜索功能,但是个人电脑、打印机和复印机开始普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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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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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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