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猎身”经营——不平等社会结构与印度IT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1 次 更新时间:2011-08-13 2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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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  

  

  “印度的明天是IT”,这是印度前总理阿·比·瓦杰帕伊的宣言。印度信息产业(IT)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被认为是印度 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最大的亮点,而且被看作冷战后全球发展的一个方向。《世界是平的》一书开篇就用印度班加罗尔的例子来宣布一个全新世界的到来;班加罗尔成了我们进入新纪元的一个入口。但是IT不能当饭吃,究竟IT对印度社会和世界经济在长期会有什么作用,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IT引起如此大的关注,除了其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能力,除了和印度在国内、国际政治上的某些考虑有关(印度IT业的发展是和印度右翼势力的上台、宗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逐渐亲美的外交策略有关的),也反映了上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即对所谓“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推崇。

  “ 信息革命”是我们今天所能够谈论的唯一的“革命”。信息技术通常被说成是当今人类社会一系列重要变革的主要动因之一,甚至被视为一种要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全新历史阶段的力量。主流媒体和官方话语都强调知识和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甚至有人说,未来的战争将是争夺人才的战争。在解释印度IT业为什么成功时,一般的观点都认为,IT业需要的是人力资源,而对一般的基础设施和金融资本的需求有限,所以印度可以凭借其大量的受英语教育的科技人才在这个领域迎头赶上。在几次技术股市崩盘、特别是在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人们对新经济的信念可能有所动摇,但是人才战略的正确性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印度和中国作一个简单对比,技术人才的决定性可能不再显得那么不言自明。印度IT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数量和速度外流的时期;美国的技术工作签证H-1B签证因此获得“印度人签证”的绰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海外人才回归在2000年以来速度迅猛递增,以至于 “海归”变成“海待(带)”甚至“海藻(照)”。回归者中IT人才是主要的一部分。而中国IT业的发展却无法和印度相比。为什么印度在IT人才存量上迅速外流的情况下迅速增长,而中国在IT人才数量高速增加的条件下作为一般?看得更广泛一点,印度的识字率不到65%,中国是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拥有电脑,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这一令人疑惑的现象,正是中国各界对印度IT业的经验特别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这些看似矛盾的情形,可能正解释了印度为什么在IT业、特别是软件服务业上发展如此迅速的原因。印度IT业的发展,靠的正是大量的人力外流而不是回流(印度的全国软件服务业协会在每年的经济预测中,都要把美国的签证政策当作一个影响)。印度的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要归功于高等教育上的成绩,但也很可能是其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基础教育方面的失败而造成的意外结果。当我们用人力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印度IT业的成绩时,我们沿用的是一个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把资源秉赋看作决定条件的思路。在这样的思路下,一个国家的某种要素存量多,这个国家在整体上就具有比较优势,在某一方面就发展得快。对印度经验的分析,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视角。

  我要强调,印度IT服务业的成功,是因为印度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国际经济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接。这是全球经济和地方社会的对接;国家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不是决定性的单位。同时,资源秉赋是在特定的结构性条件下才被动员和利用起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果而不是因。

  作为全球化劳动力配置方式的“猎身”

  把印度的内在社会结构和当前的国际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体系。业内称这一作法为“猎身”。在国际、国内对印度“IT奇迹”的讨论中,很少涉及到这个问题。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bodyshops,本文称它们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就完了,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等。

  因此,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减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等待下一个职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劳力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项目,他们就采取联合行动,随时将 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虽然我们不可能精确估计全球猎身的业务规模,但毫无疑问它相当庞大。在2000年至2001年期间的任何一个时点,在全美国可能有上千家公司专门提供临时印度IT工人。我的一位调查对象曾告诉我,当他的一个朋友在美国申请一份会计工作时,却被安排了一个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当她询问为什么的时候,得到的答案是:“你是印度人,你能干这个。”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的是:这个全球化的劳动力供给和管理办法,与印度官方所鼓励的技术劳务出口,虽然都叫“猎身”,但并不是一回事。在“正版”的猎身模式下,印度公司将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派到海外为客户提供现场软件服务;外派雇员在印度保留他们的常规工资,同时领取海外津贴,在海外计划完成之后他们将回到原来的公司。

  “猎身”的提法最早可能出现于1974年,那时印度第一家出口导向型的软件服务公司,塔塔资讯科技顾问服务公司(TCS),在孟买成立。TCS当年就靠正规的猎身起家。与我们通常设想的大大相反,软件开发和软件服务是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在编程、测试和检错(排除程序设计中的错误)的阶段尤其如此。大多数被猎身到海外的印度IT工人正从事这些沉闷乏味、单调、且收入偏低的所谓“驴活”。一些被访者表示,正因如此,猎身被称为猎身:身(而非 “头”)者,简单劳动也,“猎”者,迅捷寻找和购买也。这与针对高级IT职位和其他专业的“猎头”一词相对应。

  TCS当年正规的猎身经营为印度日后的IT产业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IT业真正高速发展是在1990年代,这是和新版的猎身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版猎身和早先的“正规版”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板凳”工人是它的一个普遍做法。简单地说,劳力行在没能确认在接受国存在工作空缺之前即把IT工人用临时工作签证招到目的地国家,这样工人在到达时就闲置在冷板凳上。在完成一个项目之后、得到新的项目之前,工人又被闲置。板凳期间工人只有象征性的基本生活费(“板凳费”)而没有工资。第二,劳力行在猎身中很少单独行动,而总是和不同规模的的职业代理公司合作,从而形成“中介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公司客户现在将他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给一个或少数几个大规模的职业中介公司,而劳力行的经营者们都是清一色的小老板,几乎不可能和大公司客户挂上钩,因此不得不通过与大型职业中介公司、甚至和与这些中介公司有关的小型公司合作,来获得工作空缺。链条上每一环的代理人都要扣下工人每月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利润。我用“劳力行”一词,仅指从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从事“新版”猎身业务的印度咨询公司。

  如果说早先的猎身(现场软件服务)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填补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缺口,那么像板凳工人、中介链条等现象则反映了全球IT产业发展中的新逻辑。要理解这个新逻辑,我们必须超越IT业本身来看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各个经济部门的生产和管理的“去地域化”(即生产和管理不受地域限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厂商为赶上去地域化的潮流而产生对IT工人的巨大需求。同时,由于软件包要适应不同项目的特殊需求而必须“客户化”,这就需要 IT专业人员不断从一个项目现场转移到另外一个,把软件包调试成符合当时当地情况的工具。如果说这是猎身业兴起的技术性原因,那么高科技工业在1990年代后期的“金融化”,则是提供了猎身业兴起的经济动力。

  在“金融”格局下,产业的兴衰不完全取决于其实际的经济业绩,而在很大程度上由股票市场的起伏所决定,这使得大规模的人员雇用和解雇成为日课。因此,IT工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能满足缺口的劳动力本身,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劳动力群体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适应市场波动。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网络公司的大起大落,猎身和板凳则成为业内的普遍做法。

  除了这些经济原因之外,猎身的兴起也有其深刻的制度背景。一方面,发达国家近年来大幅度改革它们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IT专业人员;如美国在 1992年出台H-1B签证制度,允许外国专业人士在美国工作三年,然后可以续签直到六年。超过一半的H-1B签证持有者都是IT专业人士。但是另一方面,为保护当地的劳动力就业、尽量减低国家福利的负担,政府仍旧对用人单位多有限制。比如在澳大利亚,公司不能在没有确认工作职位空缺的情况下为外国工人提供入境担保,而一旦工人入境,不管有没有活公司都必须付工资,否则工人都能把公司告上法庭。

  然而同时,IT行业迫切需要一个完全没有阻碍的彻底“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猎身靠逃避国家的法规而解决了这一矛盾:劳力行把自己假装成雇主,在没有实际工作的情况下宣称自己将雇用工人引进,让他们“ 坐板凳”,这一做法使得客户公司可以在任意时间挑选和辞退工人;在“中介链”中,劳力行的小头目负责 “灰色操作”,大型的IT公司和职业中介代理因此避开劳动法规的制约,又没有违法之虞。一个高度自由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必然是高度外部化的市场,即用人公司不直接雇用劳动力,而依赖于数目巨大的工人个体与众多的大小中介随时撮合,满足用工需要;“中介链”的安排使得这样高度外化的市场从用人公司的角度看变得有序和容易控制(比如说,用人公司一般只跟非常少数的中介联系,出了问题知道该找谁)。中国国内近年来,在企业生产成本不断提高、利润空间日益狭小、同时劳动力管制又逐渐规范化的情况下,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应运而生,也有类似的原因。此外,由于移民工人自己承担了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不稳定而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成本(比如接受“板凳费”而非工资),猎身对劳动力接收国的国家和公众利益几乎毫无损害。

  这样,劳力行不仅可以将工人从印度带到另一个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而且还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将他们送到第三国或者第四国。短时间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完成多次流动,这对于其他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印度的IT工人却稀松平常。猎身使流动的劳动力与流动的资本相匹配,猎身因此深刻整合入全球化的新经济之中。这样,猎身可以越滚越大。同时,猎身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员外流、劳动力输出过程,而是一项技术服务项目,从而每个人的外流在统计上就直接体现为印度IT服务业的产值。

  这显然和中国科技人才的流动是很不一样的。中国人才外流的主要途径是留学生出国学习,是个体或者国家行为,根本没有嵌入到国际的科技产业和市场脉搏中去;而中国人才近年的回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鼓励,虽然科技园、技术投资洽谈会等等意在鼓励科技的市场转化,但是其流动本身仍然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科技产业内部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才流动,基本上还是被看作人力资源的问题。

  印度IT业的兴起与“做人的生意”

  猎身可以把IT人才外流和印度的IT产业发展直接联系起来,更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印度IT科技人员借猎身把自己转变成企业家。在印度,IT人员是和原先科技人员很不一样的一个新阶层。印度早期的科技人才(特别是大量流到西方的医生、工程师和科学家)大部分是来自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等主要都市的上层社会,他们崇尚知识,但是很象中国的士大夫,推崇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愿意涉足工商之事。而大部分的IT工人来自于印度的中小城市,大部分不是婆罗门,很多人有从商的家庭背景。相当多的IT人来自不讲印地语的南部,他们对美国社会更熟悉、更向往,象比尔?盖茨这样在车库里发起IT商业革命的神话在那里耳熟能详。他们具有有很强的企业家精神。一个20多岁IT人员告诉我,他“心中燃烧着一股怒火”要自己做生意。

  印度IT技术人员要做生意,但是不一定要做猎身的生意。事实上,大多数的劳力行老板告诉我,他们并不喜欢“做人的生意”;因为作为专业人士,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公司,以开发自己的原创软件包为最高目标。因为开发一旦成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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