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菲尔 法沃罗:福柯最后的日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79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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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菲尔   法沃罗  

社会学家丹尼尔•德菲尔一直拒绝谈论米歇尔•福柯的去世。他作为福柯的生活伴侣长达二十多年之久。那是1996年,在他位于巴黎十五区的公寓中。那天,他已接受谈及此问题,为了正在计划的一本书,那些参与了这场抗击艾滋病斗争的人们将通过此书迎来整场战斗绝无仅有的时刻。在诸多“事态突变”的情况中,米歇尔•福柯的去世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种种误解、谎言、医学和政治方面的权威,更多的是,死于硝石库医院这一事件透露出的虚伪假面,丹尼尔•德菲尔决定将他的悼念变成一场“斗争”。1984年12月,他创建了艾滋病协会,不仅动摇了艾滋病(VIH)这一流行病在法国的势态,对健康问题也是一种震撼。

在其伴侣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2004年6月19日),丹尼尔•德菲尔同意《解放报》公开此次访谈的内容。



1984年6月,米歇尔•福柯入院不久。


米歇尔只住过一次院,直到最后去世。几个月前,他接受过一次门诊治疗。开始只是咳嗽。米歇尔忍受了痛苦的检查过程,比如纤维内窥镜检查术,当时人们做这项检查使用的麻醉措施比现在所用的要少得多。米歇尔苦苦忍受,痛苦难耐。做完检查出来,米歇尔直接去了国家图书馆,这是在向我隐藏些什么。1984年1月,他的抗菌药物治疗颇具成效。当时,艾滋病的表现就是一种突发疾病,快速致死。但依我们判断,情况并非如此。因而,1983年12月人们频繁提及的对艾滋病的猜测在疗效面前终于消失。既然他正在恢复,那就说明不是艾滋病。

一切如常。1984年2月,正值春季,米歇尔结束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课程,并完成了两本书,每天早上坚持做哑铃训练。即使他身体瘦削而虚弱,但生活维持常态。六月,再次发病,三周的住院治疗以其死亡告终。


为何此次住院对于创建艾滋病协会具有决定性意义?


仅仅是因为我明白了一些事情。住院的几周时间里,在我看来,整体医疗水平不堪重负。我没能立刻想到,是艾滋病导致情况一直以来如此糟糕。


那么医生作何解释?


医生声称不知道他的病情。这是一贯的管理方式,托尔斯泰(Tolstoï)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作了如此描述。从1983年12月起,医生们就提出种种假设,而对于快速做出艾滋病这一推断,他们确实作了合理的保留。这看起来太过简单:同性恋就等于艾滋病。他们不会过早想到这一点,或者说过于专断。雅克•雷波维切尔(Jacques Leibowitch)二月的时候在塔尼耶医院(Tarnier)做了一次报告,然后从他去美国旅行时起,米歇尔的治疗团队就面临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大限将至,毫无疗法。也应该提到,米歇尔的主治医生之前就并不希望进行规范化的治疗,认为最要紧的是留给他时间,完成写作。我很晚的时候才知道,当时医疗团队的主要考虑的是给他安静的环境,以便全身心投入工作。“与自己的死亡之间的隐秘关系”,几个月之前,他在朋友菲利普•阿瑞斯(Philippe Ariès)的讣告中这样说道。


患艾滋病的可能性一直未被提出,无论由您,还是由医生们……


我在12月份的时候有所猜测。他们跟米歇尔很清楚地谈到这一点,而这在他看来不无可能。鉴于此,米歇尔在一月份,也就是在抗菌药物治疗成功之后,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之前有想到可能患艾滋病,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还是要说,不要忘记1984年初,人们对艾滋病并不了解多少。当然,美国朋友们一直会谈及艾滋病,但只是幻想。一位与同性恋医学新闻界有关系的纽约朋友在家里过圣诞节的时候,总在说起这一问题,但什么都不懂。一切只是围绕卡波济氏肉瘤(Kaposi)展开,这一皮肤性恶性肿瘤会产生一些可怕的斑点。然而,米歇尔并未患此病。当我向医生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就在距离他去世没几天的时候,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如果他患有艾滋病,我就会给你做检查的。”我早已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

后来,我觉得这一点才是让我真正受伤的,因为这是一种直面而来的谎言。而且这一谎言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负重,因为我得意地跟他说过,病情不是这样的。相反,米歇尔却认为这是事实。于是我陷入了绝对的不安。


住院过程本身还顺利吗?


我对医院里的各种权力关系非常敏感,深有体会。


能举例说明吗?


起初,一个周末,米歇尔晕倒在家里。我联系不到他的主治医生。他的弟弟是一名外科医生,在他的照顾下,我们住进了离家不远的一家医院。每周一,我们去见主治医生。很快,街区医院再也不能忍受这个令人反感的病人,不出所料,他被转到硝石库医院。显然,医生们已早作安排,使得米歇尔不会住进明显表明是“艾滋病”的院部。他们将克劳德•贝尔纳医院与维利•罗森鲍姆(Willy Rozenbaum)负责的部门分开。我们到那儿的那天是圣灵降临节。他们等了我们一晚上,我们是中午之前到的,受到的待遇就像九柱戏里的小狗。米歇尔极度疲倦,不再进食,精力耗尽,我们就被困在走廊里。他们对我们说:“房间还没准备好,我们只能在晚上等你们来。”还需要自己去要椅子,还有盒饭,这种种疏忽我至今没有忘记。

我注意到,他甚至都没办理住院登记。我去了挂号处。回来时,一位新来的监护跟我打招呼,人很好,一直道歉,并说道,房间一直没准备好,但一切都在安排之中。米歇尔随即住进了一间舒适的病房。不久,我听到一位医生问护士:“房间进行全面消毒了吗?”我可以想象答案是没有,因为时间不允许。大约两天后,米歇尔肺部感染,猜测在部门内纷纷传开,说他是在住院期间被感染的。他被转到了特护房。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种行事方式,一位监护没能说清是因为房间还未消毒,所以只能等,而在这期间,另外一人已经想到住院的是福柯。可以推测,院部领导已被告知,终于米歇尔很快住进了病房,这一切都归于院级领导的人情关系。我就是这样了解到了医院部门内部各种权力关系和真实关系的运作。


接下来就是去世的消息,还有其他谎言。


他去世之后,我被要求去硝石库医院的身份登记处。负责人已然表现出恼火:“听着,这些天记者一直骚扰我们,企图获取诊断说明,确认是否是艾滋病。该是时候出一份公报了。”当时是13点30分。我需要一段时间,以电报或其他方式通知他的母亲,他的姐姐也已经从普瓦捷(Poitiers)附近出发了。工作人员说:“最晚17点。”17点的时候我返回医院,一并回来的还有他的弟弟丹尼斯•福柯(Denys Foucault),以及从12月开始就一直跟随他的医生,这位医生曾在法国卡波济氏肉瘤流行病史上确诊了首例病例,这也是我在很晚的时候才知道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纸,我认出上面有我的笔迹。那是一份死亡报告,我不觉得拿来看有何不妥,于是便看到:“死亡原因:艾滋病。”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获悉的。我一直以为死亡原因不会出现在行政文件里。


他的医生就在您旁边?


是的,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她回答我说:“您放心,这会被销毁,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稍等,我说的并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在一种暴力的情境之中,我意识到关于艾滋病的一个事实:在难以想象的社会问题面前假装。我感觉到这种社会的恐惧,它已震颤了整个真实关系。我无法接受的是,一些人,很年轻,仍处于人生的起点,却无法与自身病情的诊断结果,也无法与周围亲近之人,保持一种真实的关系。

对我来说,一个重要而直接的关键在于:对他生命的掌控。这一问题已经和米歇尔谈过。死于哪里?一位医生之前建议过回家,但他可以自由选择。那时天气非常炎热,这样可行吗?他愿意回到家里,过完最后时日吗?我们对此有过争论。那为什么要回家呢,家里能像医院那样身边有医务人员及设备,能对他提供帮助吗?


听您这么说,很明显福柯是注定要离开的。


医生认为,是的。在我看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我从没陪过一个将死之人,我也不懂。在我最亲近的人中,哲学家罗贝尔•卡斯特(Robert Castel)刚刚失去他的妻子;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人把这种陪伴变成了一段激情跌宕的故事,深深印刻在我心里。弗朗索瓦兹(Françoise)死于米歇尔住院的三天之前。罗贝尔•卡斯特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他跟我讲,他们两人之间做了任务分工;因为妻子是医生,所以医疗方面的事情由她处理,而他就负责精神上的沟通。


你们二人也是这样做的吗?


米歇尔精通医学。所以,医疗方面是他的事。而我,负责剩下的关系问题。这并不容易。院方一直困于记者披露事实、以及图片和诉讼引发的恐惧,因此以医治为由剥夺了与外界的联系,这一点无法忍受。米歇尔一直想见德勒兹,康吉兰,马蒂厄•兰东,而这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能临时接任去陪伴一位将死之人吗?


我一直不具备某项本领,但这并不能与守在至亲之人身边或者陪伴他之事相提并论。但是,正如我一直和您说的,我始终拒绝谈论医学问题。别人可能认为我不想了解,也不想弄懂。一天,医生想和我谈谈,我拒绝了他:“您和米歇尔谈吧。”然而,在艾滋病协会里,大家完全致力于了解并应对医学问题。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与我目前的行为有很大不同。此外,我不去想死亡,我一想到他会离开,我尤其会联想到自己。我觉得,为了不受任何约束,应该驱除他会突然离开的猜想。或许我做了一些压抑自我的事情,但这完全是一种管理,从中我可以取用、推测、尝试。我一直在临时充当这一角色。而且人们一直跟我说这不是艾滋病,所以我以为事情在可控范围之内。


外界有传闻说福柯因患艾滋病住院吗?


我很少与医院之外接触。我清楚的是,直到住院,塔尼耶医院部门主任让•保罗•埃斯康德(Jean-Paul Escande)和奥迪勒•皮卡尔(Odile Picard)医生在最大程度上采取了保护措施。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些事情无法忍受:某种疾病既是社会贪婪地想了解的对象,人们却又无法获知。距离下葬两天之后,我走进一间咖啡馆,碰到之前有过交情的一位记者。他看到我,满脸惊愕,就像看到什么恐怖之物。我读懂了他的眼神。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是全巴黎唯一一个人们可以想到患有艾滋病的人。福柯死于艾滋病,那我也就有艾滋病。在与某人的正面交锋中,我认识到了艾滋病。就在那时,我意识到必须要做一次检查,否则我将无法承受这一永恒的较量。


何时萌生了抗击艾滋病运动的想法?


我完全说不好是什么时候。福柯去世之后,我开始有了掀起一场运动的想法。原因有多种。首先是个人原因,与我们之间的共同历史有关。我和米歇尔之间,有着一段斗争的过去,必须要提及的是,我们共同掀起了监狱运动,一场围绕沉默,乃至有关监狱的缄默,以及社会与道德之禁忌的运动。监狱信息小组(GIP)成立之初,最先的宣传是关于囚禁之人的沉默与话语权。某种程度上讲,是一场我可以称之为社会伦理与政治的运动。因此,该怎么说呢?我希望的是,在哀悼福柯之死的同时,继续书写一部关于话语权之伦理关键问题的共同历史。


您很快就对周围人谈起这一想法了吗?


我出发去厄尔巴岛,同埃尔维•吉贝尔(Hervé Guibert)谈论这一计划。埃尔维极其不支持这一想法。他表现出敌意与恼怒,完全一副作家的样子。我回到巴黎,在《解放报》发来的邮件里读到一封声称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的男孩写的信,他知道诊断结果,痛苦难挨。这一点又让我置疑之前关于知情权的考虑。这个男孩之前也写过一封信,未留下姓名。我通过《解放报》与他取得了联系,也是费了一番周折。他不愿见我;但九月的时候,我们终于还是见了面。这是我第一次与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的人见面。从他那里,我得知生活是多么艰难。我们之间最初的交谈内容可以在艾滋病协会初期的宣传材料中找到,尽管是由许多人共同完成的。


1984年的秋天,您知道您的艾滋病血清检验呈阴性吗?


不知道。我只想一次只做一件事。但我之前和医生朋友谈过。雅克•勒巴(JacquesLebas)和奥迪勒•皮卡尔督促我去做检查。当时还没有关于检查工作的任何专著材料,都还处于试验和人工阶段。


检测工作具体是如何实施的?


当时每周去硝石库医院抽两次血,所有待测者都集中呆在医院里,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给我抽血的护士在大厅里拼命地喊着:“LAV(当时对病毒的命名)的代码是什么?”即便如此,我从未感到恐慌。一个月过后,我又去医院:没有结果。医生对我说过一个月再来。我又去了,依然没结果。这叫人不可忍受,我想到一位导演朋友。其实说到底,还是有关知情权的问题。我很紧张,他当着我的面立刻给化验室打电话,得到回答说,化验结果呈阴性。


在1984年秋天,您和其他协会之间有过联系吗,比如国外的协会?


1984年的8月,和每年一样,我在伦敦大不列颠国家图书馆度过,在那里我读遍所有能找到的书,以求获得关于艾滋病(英文是aids,在中间加上e就使这种疾病变成一种互助)的医学知识。我就是这样发现了特伦斯•希金斯信托(Terence Higgins Trust),首个于1983年在英国成立的协会。一种有趣的工作方式:十几个人在由英国议会(撒切尔夫人时期)提供的一个肮脏的场所进行电话联系。我一直觉得我们重新投入了一场70年代就已被人知晓的斗争,一场少数人的、边缘化的斗争。一年之后,我发现在美国,协会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还设有办公室,就像法国的社保体系(Sécurité sociale)一样。尽管如此,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能够激发人的热情,我学着与他们保持电话联系。就这样,逐渐开始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还与纽约的男同志身体健康危机组织(Gay Men’s Health Crisis)建立了关系。这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回应。在那之前。我本能上考虑过采用法律模式,为此我还在84年夏天给十几位参与斗争的法学家和医生们写过一封宣言。


初期,艾滋病血清呈何状态是每位预加入艾滋病协会的斗士所面临的问题吗?


这一问题一直未被提及。我认为大部分人应该想到他们并未患病。回想起来,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之一就是:参加初期聚会的人中,大部分人已经患病,但是并不知情。这富有一点悲剧色彩,因为我们当时一直不想落后,希望能做一些比美国更超前的事情。我们认识的病患并不多。事实上,我们以为当时已被发现的只有294例。很久之后我们得知,在法国这一流行病很可能在70年代末就出现了。人们被感染,但是不知情。他们前来加入艾滋病协会是出于一种互助精神,一种初期同性恋斗士的责任感,或源于当时被视为又一种社会歧视的丑闻,抑或出于学习的需要,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信息在流传。我觉得毫无疑问应该做些什么,可是还有这场哀悼、一场属于我的哀悼,这于我是重要的。我一直坦诚相见,二十年来备受保护。无论丈夫,或是妻子,所有人都懂得该如何做。对此即便有过一些怀疑也可理解,但终究未找到只言片语。值得注意一个细节:在大学里,如果一位同事丧偶,人们会去看望他,给他写信。所有事情向我表明,这是一场异于常人的哀悼,而我渴望让它成为一场战斗式的悼念。


您想说的是?


当医生对我说,他们会抹除诊断结果时,我就无法理解。在我看来,得艾滋病并非什么丑闻。米歇尔也会这么说,但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时机也不适于这么说。他就这样死去,未曾说,不能说,也不知如何说。从那刻起,我就觉得我无法替他说出那些话,因为这有悖于我信奉的医学伦理。那就什么都不要说,索性投身于丑闻引发的恐惧之中。我一直以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为他说话,但并不无动于衷。要做的是,去创造些什么,不是关于他去世的言辞,而是一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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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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