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福:经济的嵌入分析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5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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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福  

【内容提要】 新经济社会学中,经济的嵌入分析学派的兴起主要与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若干学者联系在一起。这个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网络理论,并以此研究了大量的经济问题。它积极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强调社会网络在经济制度建构中的地位,但是也因忽视文化在经济中的地位而招致批判。

【关 键 词】嵌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社会网络/经济制度/文化


一、经济的嵌入分析的发展概况

结构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其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关系和地位对社会过程十分重要①。部分结构社会学家采用了地位类别的分析(即阶层分析),部分结构社会学家采用了网络分析。结构社会学家在推动网络分析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构经济社会学也称为经济的嵌入分析,或经济的社会网络分析,或网络理论视角的经济分析。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社会学的许多贡献来源于它的网络分析。网络分析对于理解信任、团结、合作、权力、支配、顺从、规范和身份认同等等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的网络分析的兴起无疑与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紧密地联系一起。哈佛大学的哈里斯•怀特是结构经济社会学的开山人物。1960年代,他在讲授“社会关系导论”课程中就开始传播他的网络分析思想。这激发了他的哈佛学生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博尔曼(Scott Boorman)、舒瓦尔茨(Michael Schwartz)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开展研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以网络分析为基础的结构学派的得力干将。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用来研究经济问题。1981年,怀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关于市场的论文《市场来自哪里》(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认为市场中存在网络,利益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物质生产必定开始于这一幕,社会行动离不开持续的物质生产,社会行动本身又带来了新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②。

1970年代初,格兰诺维特和舒瓦尔茨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先后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那里很快成为经济的嵌入分析的学术重镇。格兰诺维特是结构经济社会学的集大成者。早在1970年代他就从人际关系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问题,1973年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的主张③,随后出版著作Getting a Job(1974)详细呈现这一主张。1985年他发表了引起新制度经济学家共鸣的、堪称结构经济社会学宣言书的文章。这篇文章和另两篇(怀特于1981年发表的文章《市场来自哪里》和博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行动的结构理论》)共同引领了嵌入分析的学术时尚。之后还和麦克圭里(Patrick McGuire)合作研究电力产业制度的社会建构。

舒瓦尔茨启发学生研究北美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金融制度。他们采用博纳希奇(Bonacich)开创的网络中心性模型,研究相互兼任的董事会,发现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企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在舒瓦尔茨、格兰诺维特以及组织社会学家查尔斯•庀鲁(Charles Perrow)的引导下,石溪分校培养出了一批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很有影响的博士。④

其他大学的经济社会学专家对经济的嵌入分析的兴起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毕业于西北大学的韦尼•贝克尔(Wayne Baker)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察华尔街的证券市场。他在198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Markets as networks”的基础上发表文章,认为小群体中紧密的网络带来较小的价格变动,大群体中疏散的网络蕴藏着较大的价格变动,其中的奥秘在于信息传递有效性不同。⑤芝加哥大学的博特(Burt)于1983年出版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考察了与韦尼•贝克尔相反的情形,认为稀疏的社会网络(称之为结构自主(structural autonomy),指处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与处于上游或下游的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进行交易的情形)与公司的利润率增长呈正相关。贝克尔和博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代表的是坚定的结构主义,在他们看来,网络联系的结构足以拿来解释社会结果。他们的分析往往抽离了社会网络或关系的社会内容。

在格兰诺维特发表关于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的文章之后,经济社会学家发展了网络理论。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指出了行动者的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体系中之后,还认为需要区分行动者直接的联系与有距离的联系之间的差别,区分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的差别。关系嵌入是指经济行动、经济结果和经济制度受到行动者关系的影响,结构嵌入是指这三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受到由关系构成的整体网络的结构的影响。⑥这些发展了他早前所提出的弱关系和强关系的关系区分。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区分在边燕杰那里得到了延续。关于经济行动者之间关系性质,韦尼•贝克尔发现公司与投资银行间的市场联结形式存在三种:关系性的联结、交易性联结、兼容前二者的混合联结。⑦乌兹提出公司之间的联结存在一定距离的联结(arm’s length ties)和嵌入的联结(embedded ties)的差异。⑧一定距离的联结和嵌入的联结与贝克尔划分出的关系性联结和交易性联结有相似之处。并且他们都强调了企业在市场中拥有混合关系的重要性。博特(Burt)则更关注社会联结的网络结构。他借助结构洞概念,研究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及其给行动者带来的优劣利弊。结构洞概念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结构嵌入的思想。

结构经济社会学家不只区分经济行动者的关系的内容和形式,还探讨了关系的形成和调控。韦尼•贝克尔指出,公司在市场中的联结不是如经济学所说无差别的,而是社会性缔结出来的、有目的的产物。一个公司对其市场联结的调控服从于它所追求的目标:自主、减少不确定性以及效率。

经济社会学家在推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的同时,还基于这种角度研究了众多的经济问题。比如,密兹鲁奇(Mark Mizruchi)等(1987,1988)研究公司关系和相互兼任的董事会,格兰诺维特(1988,1994)和边燕杰(1997)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与招聘问题,乌兹(1997)研究纽约市服装企业的绩效,乌兹(1999)和密兹鲁奇(2001)研究银行的借贷问题,阿波拉菲亚(Mitchel Abolafia)继韦尼•贝克尔研究证券市场之后研究期货市场问题(1996),格兰诺维特研究企业集团,贝卡梯利(G. Becattini,1979)和萨克森宁(1994)分别研究第三意大利和硅谷之类的产业集聚,迪马玖等(1998)研究消费者的社会嵌入性购买,斯韦德伯格(1994)研究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博特(1992,1993)研究竞争的社会结构,乔•波多尼(Joel Podolny 1993)研究投资银行承销证券的价格问题,保罗•英格拉姆(Paul Ingram)等(2000)从朋友网络角度研究酒店经理的绩效。这些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家往往是组织社会学中社会网络学派的人物,他们中有多位如密兹鲁奇、韦尼•贝克尔、乌兹、乔•波多尼、沃尔特•鲍威尔、保罗•英格拉姆等,就职于商学院或管理学院,重视从企业关系、企业网络角度认识企业的行动和绩效。这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结构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分析和制度分析都有影响。上文已经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的嵌入分析具有激发作用。这里对二者进一步比较分析。

关于方法论。二者在方法论上接近。新制度经济学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假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予以了扬弃。它把制度置于分析模型中,认为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是约束、激励和保护个人行动的规则,制约着行动者的动机和偏好。制度是系统层面的现象,具有社会整体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认识经济行动,意味着它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盛行的单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individualism)。⑨结构经济社会学采取网络分析方法,反对把个人原子化的立场,同样强调放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倾向,力图避免原子式个体分析的缺陷。认为行动者被置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有目的的经济行动者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影响。经济的嵌入分析显示出整体主义(holism)的方法论。作为嵌入分析的理论工具,社会网络理论本身反映了社会学从古典社会学家的宏观旨趣到1950年代以来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微观分析,再到宏观社会学的复归。⑩

经济的嵌入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聚焦经济交易行动,二者都重视对经济交易进行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离不开调查研究和田野工作。对经济交易进行嵌入分析时,来自经济学院或商学院的研究者普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而来自社会学系的研究兼顾调查研究和田野工作,既有采用统计分析,也有采用质性分析。

关于交易成本的决定。经济的嵌入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试图揭示交易成本的决定。在交易成本的决定上,新制度经济学家认识到,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交易频次及资产专属性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因素,合同条款对减少交易成本有重要意义。社会学认为在真实生活中正式合同往往被关系合同替代,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信任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基础。嵌入分析阐发了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对经济的巨大功能,指出其中的奥妙在于关系、网络蕴含着信任、信赖、承诺、回报义务和易于获得的信息。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无疑有回报,但也需要代价。有时关系投资带来的代价会很大,因为行动者之间纠纷的解决、冲突的避免、义务的积累、友谊的增进等等,都需要投入时间、人力和物质。这些关系投资被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纳入到交易成本的范畴之中。所以,交易成本分析和经济的嵌入分析在许多方面事实上是互补的。

关于交易秩序。交易秩序是交易行动者遵守经济制度与否、遵守程度如何的经济状态。这是对交易秩序概念较为中性的定义。交易秩序可能表现为诚实、守信,也可能表现为某些行动者的机会主义。交易者是维护交易秩序还是破坏交易秩序,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的嵌入分析学派存在不同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给予解释,认为道德的根深蒂固以及合同的明晰是避免交易者破坏交易秩序的法宝。格兰诺维特曾批判这是过度社会化的倾向。经济的嵌入分析学派虽然指出了社会网络可能在更大层面造成机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系和社会网络可以抑制败德行为,促进交易秩序良性发展。国内对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转型交易”(是一种欺诈交易)研究就主张将交易双方的陌生关系熟悉化,以此达成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11)

三、强调社会网络在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中的地位

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物,这是格兰诺维特在1992年与理查德•斯维博格(Richard Swedberg)合编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导言中提出的三大命题之一。这个命题的雏形来自1980年代的两项研究:加西亚(Carcia)对草莓市场交易制度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和麦克圭里(Patrick McGuire)对电力产业制度及定价制度的研究。其认识深受伯格和拉克曼(Peter Berge and Thomas Luckmann)关于“现实的社会建构”思想的启发,充斥着社会学现象学的色彩。现如今,格兰诺维特正在孜孜不倦地围绕这个命题开展研究。原打算2005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本著作《经济与社会: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可惜到今年还未问世。

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物,这个命题是对经济制度的产生和变迁问题给出的一种回答,表达的基本意思是经济制度及其他社会制度是一个社会中的行动者相互作用共同创造的产物,它们不是自然权利的产物,也不是自发形成的结果。社会制度形成中的相互作用有多种形式:合作、顺从、妥协、折中、竞争、冲突,相互作用的这些形式出现在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二元(dyadic)关系中,也出现在行动者的社会网络之中。社会行动者的意愿在相互作用中予以表达,被凝结成社会规则。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经济制度的建构包括两个过程:旧制度的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新制度的建立和维持。新制度的建构涉及三个层面: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文化—认知。社会关系层面的建设牵涉到社会关系的重组,实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文化—认知层面的建设以合法性的诞生为核心。

这个命题对认识、批判经济学关于社会制度的效率观、演进论具有积极意义。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能维护或增进集体利益,具有利益分配的效应。新制度经济学则直指经济制度可以使交易各方有规可依,提高了确定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演进论的经济学家尼尔森(Richard Nelson)及温特(Sidney Winter)重视考察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认为经济制度保持相对稳定、复制并遗传下去。制度的产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经济制度演进过程中存在优者胜出、劣遭淘汰的选择性,也存在锁定、路径依赖规律性。经济学的这两种制度观有共同特点:(1)在方法论上都是以个人经济理性观为出发点;(2)强调了制度的正功能。制度的功能决定了制度的产生及变迁。与此不同,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物这一思想的提倡者,强调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不是个人的层面来思考社会制度的产生及变迁,认为社会制度是社会互动的产物。社会制度演进中存在路径依赖规律性,反映出社会制度的效率观存在局限性,现实生活中推行的社会制度往往不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例如,英国及香港地区的公路左行规则难道就比其他众多国家的右行规则更有效率吗?再如,当今电力行业普遍流行非分时电价制度,这种电价制度与分时电价制度相比显然不具有效率优势。演进论的路径依赖规律性告诉我们,面对今天的制度状况需要考察它的昨天。然而社会制度的昨天如何形成呢?社会制度的昨天为何被锁定?演进论无法回答,社会制度的社会建构论则可以给出有力的回答。

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论回应了社会学中关于权力在社会制度形成中的作用的各种观点。以塞尔兹尼克(Philip Selznick)为代表的社会学旧制度主义强调权力在社会制度形成中的地位。这一思想可见诸于马克斯•韦伯那里。塞尔兹尼克关于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制度化结构决定于地方权力体系中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中央国家政权对制度更具有宏观作用。尼尔•弗里斯坦指出过国家会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市场规则、产权制度。弗兰克•道宾指出过,尽管美国的铁路产业政策是市场导向的,但是法国和英国的铁路产业政策离不开中央政府引导、干预。

格兰诺维特和麦克圭里等人则不停留于此,他们认为权力本身是一种关系,只是社会制度形成及变迁中的一种因素。经济制度不是被孤立的个人实施的,而是通过群体来实施的。经济制度问题涉及集体行动所需的资源动员,社会关系对于资源动员具有工具性意义。

以电力产业及电价制度为例,电力产业的创始人爱迪生及其秘书尹萨尔(Samuel Insull)与政治人物、银行家及工程科学的关系,他们二人在电灯照明协会和电器设备协会中的人际关系,用电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对电力产业采取社会所有制、大规模生产的中央电厂体制,以及采取非分时定价模式,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合法性为核心的社会学新制度主义重在探讨社会制度的扩张。按照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观点,电力制度在北美及全球的扩张应该是借助规范化及社会化机制实现趋同化的。然而,重在回答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变迁的规律的经济制度社会建构论认为,规范化机制中的技术规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社会化的实现离不开人际互动。从社会关系角度认识电力制度的扩张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此外,与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相类似的提法还有:经济效率的社会建构(12),定价体系的社会建构(13),投机泡沫的社会建构(14),市场的社会建构,产业的社会建构,自由贸易区的社会建构(15),土地财产权的社会建构(16)。社会建构意味社会创造、社会建设、社会形成、社会形塑等等。经济的社会建构分析逐渐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股势力,尽管这股学术势力还没有宣言书、独立的学术团体,但是可以概括出某些共同的取向。他们都以社会建构主义(论)为认识论指导;认为经济不是天然那样的,不是自发的产生,而是人为人造的产物,经济的变迁是各种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社会成员对经济具有主观能动性;社会成员在建构经济的同时也建构了自身,特别是观念随之变化。经济制度及其他经济现象的出现离不开人们的相互作用。

四、经济的嵌入分析对文化因素的忽视

大多数嵌入分析学者赞同客观因素对行动的决定作用远比主观因素要大(17),避免单纯以文化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怀特在数十年里执著地关注决定行动的结构因素,文化因素在他那里一直被边缘化、被忽视。格兰诺维特明确指出嵌入分析对使用思想、价值、精神以及认知图谱等抽象概念的社会学分析持相反的看法。网络概念十分接近生动丰富的现实,在对经济的社会学分析中尤为有用,可以避免主流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其他抽象社会学分析所共有的概念性错误。

批评者认为,嵌入分析忽视文化:(1)未能正确认识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文化的关系。社会结构不可能从文化与组织的真空中自行生长出来。社会制度首先是带有价值烙印的实践,然后才成为各种网络和关系结构赖以产生的决定性框架。(2)夸大了社会网络在观念和行动中作用。人们的偏好、观念、世界观的确受到社会网络中他人的左右,但是,社会网络分析无法解释人们的偏好、观念在缺乏人际影响的情况下何以产生。同样,成人的行动可能受到儿时内化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不能完全从社会网络角度来理解。(3)未能把握住规范约束和社会期待是社会网络中社会角色的基础。按照博特的提法,嵌入分析包含关系分析和位置分析两种传统。位置分析者提出了结构对等、角色对等概念,区分出了网络中存在的孤立者、边缘者与中心者、地方中心者及全球中心者(global central actors) 等角色,指出了不同地位上不同身份的行动者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可惜,他们止步于此,未能发掘角色、结构对等背后的文化根源。在社会网络理论的这种倾向背景下,以怀特、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市场理论自然忽略了文化、政治等宏观因素对市场的影响。(18)

来自文化社会学学科的学者给出了以下建设性的主张。(1)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斯蒂文•布林特(Steven Brint)认为,文化要素实际上以不同的形式进入结构分析之中:文化中的行为期待是社会结构的基础;漂亮的言词支撑着结构社会学;文化要素是关系结构发展的背景来源;文化元素隐藏在成功的结构分析之中。(19)(2)网络中的结构和意义交织在一起,社会结构本质上充满着期待、符号、图谱、文化习惯、身份等文化创造物。所以,需要呼吁网络研究把文化纳入其中(20)。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基于自己对美国历史上的货币经济现象的考察,认识到社会关系和意义紧紧交织在一起,它们共同制约或促进着经济行动。研究者只有将它们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清楚地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货币创制、使用、分配和流通。所以她反对格兰诺维特等人把社会关系、社会结构视为背景来分析经济行动的背景式分析,呼吁建立起一种替代式的分析。(21)(3)文化和社会网络相互促进,一同演进。社会关系的形成离不开文化,同时共享的文化意义也塑造了社会结构(22)。

面对这些批判,格兰诺维特显示出包容、综合的态度。后来他对结构嵌入分析有所修正,指出经济行动在社会网络、文化、政治和宗教中的嵌入都属于嵌入的类型。(23)结构经济社会学对于网络机制的特别关注以及遭到的批判使我们对经济的理解走向更加综合。纪廉说过,必须从网络分析的神秘中脱离出来。网络分析的力量在于它与制度分析的核心关注相结合,强调社会网络和制度安排的相互交叉,强调耦合与脱耦的网络结构与行动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的分析不能仅局限个人,必须考察人们行动的社会空间、制度或各种制度要素。”(24)

注释:             

①Mullins, Nicolas and Carolyn Mullins. Theory and Theory Group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olog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3,pp.251~269.

②White, Harrison. Identify and Control: A Structure Theory of Social 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4.

③Granovetter, Mark.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6).

④Convert, Bernard, Johan Heilbron. Where di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come from?, Theory and Society, 2007(36).

⑤Baker, Wayn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4(89).

⑥Granovetter, Mark. The old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A history and an agenda. Beyond the Marketplace: Rethinking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Roger Friedland and A. F. Robertson.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pp.89-112.

⑦Baker, Wayne. Market networks and corporate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0(3).

⑧Uizz, Brian.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1).

⑨孙涛:《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比较》,载《东岳论丛》,2011(4)。

⑩Emirbayer, Mustafa and Jeff Goodwin.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JS, 1994(6).

(11)刘少杰:《陌生关系熟悉化的市场意义——关于培育市场交易秩序的本土化探索》,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4)。

(12)Fligstein, Neil.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fficiency,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rporate Contro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p.295-314.

(13)Yakubovichi, Valery et al. The electricity pric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ate system, Theory and Society, 2005(34).

(14)Abolafia, Mitchel Y. and Martin Kilduff. Enacting market crisi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 speculative bubbl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Quarterly, 1988(2).

(15)Duina, Frencesc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ree Trade: The European Union, NAFFTA, and Murcosur.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16)申静、王汉生:《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载《社会学研究》,2005(1)。

(17)Mizruchi, Mark 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cent achievement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Acta Sociologica, 1994(37).

(18)Fligstein, Neil. The “new” sociology of markets: A critique and synthesis, M. Ventrusca and J. Porath(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es and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19)Brint, Steven. Hidden meanings: Cultural content and context in Harrison White’s structural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1992(2).

(20)Fuhse, Jan A. The meaning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Sociological Theory,2009(1).

(21)维维安娜•泽利泽:《进入文化》,莫诺•F.纪廉等主编:《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47页。

(22)Pachucki, Mark A. and Ronald L. Breiger. Cultural holes: Beyo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networks and cultur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10(36).

(23)Grannovetter, Mark.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ucture on economic outcom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5(1).

(24)莫诺•F.纪廉等编:《新经济社会学——一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6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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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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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学评论》(京)2014年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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