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福:经济的嵌入分析评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7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09:5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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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福  

   【内容提要】 新经济社会学中,经济的嵌入分析学派的兴起主要与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若干学者联系在一起。这个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社会网络理论,并以此研究了大量的经济问题。它积极与新制度经济学对话,强调社会网络在经济制度建构中的地位,但是也因忽视文化在经济中的地位而招致批判。

   【关 键 词】嵌入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社会网络/经济制度/文化

  

  

一、经济的嵌入分析的发展概况

   结构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分析,其核心命题是人们的关系和地位对社会过程十分重要①。部分结构社会学家采用了地位类别的分析(即阶层分析),部分结构社会学家采用了网络分析。结构社会学家在推动网络分析在社会学中的应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结构经济社会学也称为经济的嵌入分析,或经济的社会网络分析,或网络理论视角的经济分析。格兰诺维特认为经济社会学的许多贡献来源于它的网络分析。网络分析对于理解信任、团结、合作、权力、支配、顺从、规范和身份认同等等是不可缺少的。

   经济的网络分析的兴起无疑与哈佛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紧密地联系一起。哈佛大学的哈里斯•怀特是结构经济社会学的开山人物。1960年代,他在讲授“社会关系导论”课程中就开始传播他的网络分析思想。这激发了他的哈佛学生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博尔曼(Scott Boorman)、舒瓦尔茨(Michael Schwartz)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开展研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以网络分析为基础的结构学派的得力干将。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用来研究经济问题。1981年,怀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关于市场的论文《市场来自哪里》(Where do markets come from?),认为市场中存在网络,利益嵌入社会关系之中,“物质生产必定开始于这一幕,社会行动离不开持续的物质生产,社会行动本身又带来了新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②。

   1970年代初,格兰诺维特和舒瓦尔茨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先后来到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那里很快成为经济的嵌入分析的学术重镇。格兰诺维特是结构经济社会学的集大成者。早在1970年代他就从人际关系角度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问题,1973年提出了弱关系的力量的主张③,随后出版著作Getting a Job(1974)详细呈现这一主张。1985年他发表了引起新制度经济学家共鸣的、堪称结构经济社会学宣言书的文章。这篇文章和另两篇(怀特于1981年发表的文章《市场来自哪里》和博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行动的结构理论》)共同引领了嵌入分析的学术时尚。之后还和麦克圭里(Patrick McGuire)合作研究电力产业制度的社会建构。

   舒瓦尔茨启发学生研究北美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金融制度。他们采用博纳希奇(Bonacich)开创的网络中心性模型,研究相互兼任的董事会,发现了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企业网络中的重要地位。在舒瓦尔茨、格兰诺维特以及组织社会学家查尔斯•庀鲁(Charles Perrow)的引导下,石溪分校培养出了一批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很有影响的博士。④

   其他大学的经济社会学专家对经济的嵌入分析的兴起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毕业于西北大学的韦尼•贝克尔(Wayne Baker)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观察华尔街的证券市场。他在198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Markets as networks”的基础上发表文章,认为小群体中紧密的网络带来较小的价格变动,大群体中疏散的网络蕴藏着较大的价格变动,其中的奥秘在于信息传递有效性不同。⑤芝加哥大学的博特(Burt)于1983年出版Corporate Profits and Cooptation,考察了与韦尼•贝克尔相反的情形,认为稀疏的社会网络(称之为结构自主(structural autonomy),指处于低竞争行业的企业与处于上游或下游的高竞争行业的企业进行交易的情形)与公司的利润率增长呈正相关。贝克尔和博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代表的是坚定的结构主义,在他们看来,网络联系的结构足以拿来解释社会结果。他们的分析往往抽离了社会网络或关系的社会内容。

   在格兰诺维特发表关于经济行动的社会嵌入的文章之后,经济社会学家发展了网络理论。格兰诺维特在1985年指出了行动者的经济行动嵌入在社会关系体系中之后,还认为需要区分行动者直接的联系与有距离的联系之间的差别,区分关系嵌入(relational embeddedness)和结构嵌入(structural embeddedness)的差别。关系嵌入是指经济行动、经济结果和经济制度受到行动者关系的影响,结构嵌入是指这三个层面的经济现象受到由关系构成的整体网络的结构的影响。⑥这些发展了他早前所提出的弱关系和强关系的关系区分。关于强关系和弱关系的区分在边燕杰那里得到了延续。关于经济行动者之间关系性质,韦尼•贝克尔发现公司与投资银行间的市场联结形式存在三种:关系性的联结、交易性联结、兼容前二者的混合联结。⑦乌兹提出公司之间的联结存在一定距离的联结(arm’s length ties)和嵌入的联结(embedded ties)的差异。⑧一定距离的联结和嵌入的联结与贝克尔划分出的关系性联结和交易性联结有相似之处。并且他们都强调了企业在市场中拥有混合关系的重要性。博特(Burt)则更关注社会联结的网络结构。他借助结构洞概念,研究行动者在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及其给行动者带来的优劣利弊。结构洞概念深化了格兰诺维特的结构嵌入的思想。

   结构经济社会学家不只区分经济行动者的关系的内容和形式,还探讨了关系的形成和调控。韦尼•贝克尔指出,公司在市场中的联结不是如经济学所说无差别的,而是社会性缔结出来的、有目的的产物。一个公司对其市场联结的调控服从于它所追求的目标:自主、减少不确定性以及效率。

   经济社会学家在推动社会网络理论发展的同时,还基于这种角度研究了众多的经济问题。比如,密兹鲁奇(Mark Mizruchi)等(1987,1988)研究公司关系和相互兼任的董事会,格兰诺维特(1988,1994)和边燕杰(1997)研究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与招聘问题,乌兹(1997)研究纽约市服装企业的绩效,乌兹(1999)和密兹鲁奇(2001)研究银行的借贷问题,阿波拉菲亚(Mitchel Abolafia)继韦尼•贝克尔研究证券市场之后研究期货市场问题(1996),格兰诺维特研究企业集团,贝卡梯利(G. Becattini,1979)和萨克森宁(1994)分别研究第三意大利和硅谷之类的产业集聚,迪马玖等(1998)研究消费者的社会嵌入性购买,斯韦德伯格(1994)研究作为社会结构的市场,博特(1992,1993)研究竞争的社会结构,乔•波多尼(Joel Podolny 1993)研究投资银行承销证券的价格问题,保罗•英格拉姆(Paul Ingram)等(2000)从朋友网络角度研究酒店经理的绩效。这些从社会网络理论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家往往是组织社会学中社会网络学派的人物,他们中有多位如密兹鲁奇、韦尼•贝克尔、乌兹、乔•波多尼、沃尔特•鲍威尔、保罗•英格拉姆等,就职于商学院或管理学院,重视从企业关系、企业网络角度认识企业的行动和绩效。这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结构经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对话

   新制度经济学对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分析和制度分析都有影响。上文已经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的嵌入分析具有激发作用。这里对二者进一步比较分析。

   关于方法论。二者在方法论上接近。新制度经济学接受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和有限理性假定,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予以了扬弃。它把制度置于分析模型中,认为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是约束、激励和保护个人行动的规则,制约着行动者的动机和偏好。制度是系统层面的现象,具有社会整体的意义。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认识经济行动,意味着它放弃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盛行的单纯的个人主义方法论(individualism)。⑨结构经济社会学采取网络分析方法,反对把个人原子化的立场,同样强调放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倾向,力图避免原子式个体分析的缺陷。认为行动者被置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有目的的经济行动者受到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影响。经济的嵌入分析显示出整体主义(holism)的方法论。作为嵌入分析的理论工具,社会网络理论本身反映了社会学从古典社会学家的宏观旨趣到1950年代以来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微观分析,再到宏观社会学的复归。⑩

   经济的嵌入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聚焦经济交易行动,二者都重视对经济交易进行经验研究。经验研究离不开调查研究和田野工作。对经济交易进行嵌入分析时,来自经济学院或商学院的研究者普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而来自社会学系的研究兼顾调查研究和田野工作,既有采用统计分析,也有采用质性分析。

   关于交易成本的决定。经济的嵌入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都试图揭示交易成本的决定。在交易成本的决定上,新制度经济学家认识到,交易结果的不确定性、交易频次及资产专属性是决定交易成本大小的因素,合同条款对减少交易成本有重要意义。社会学认为在真实生活中正式合同往往被关系合同替代,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信任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基础。嵌入分析阐发了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对经济的巨大功能,指出其中的奥妙在于关系、网络蕴含着信任、信赖、承诺、回报义务和易于获得的信息。社会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无疑有回报,但也需要代价。有时关系投资带来的代价会很大,因为行动者之间纠纷的解决、冲突的避免、义务的积累、友谊的增进等等,都需要投入时间、人力和物质。这些关系投资被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分析纳入到交易成本的范畴之中。所以,交易成本分析和经济的嵌入分析在许多方面事实上是互补的。

   关于交易秩序。交易秩序是交易行动者遵守经济制度与否、遵守程度如何的经济状态。这是对交易秩序概念较为中性的定义。交易秩序可能表现为诚实、守信,也可能表现为某些行动者的机会主义。交易者是维护交易秩序还是破坏交易秩序,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的嵌入分析学派存在不同的解释。新制度经济学从制度角度给予解释,认为道德的根深蒂固以及合同的明晰是避免交易者破坏交易秩序的法宝。格兰诺维特曾批判这是过度社会化的倾向。经济的嵌入分析学派虽然指出了社会网络可能在更大层面造成机会主义,但是他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关系和社会网络可以抑制败德行为,促进交易秩序良性发展。国内对中关村电子市场的“转型交易”(是一种欺诈交易)研究就主张将交易双方的陌生关系熟悉化,以此达成良好的市场交易秩序。(11)

   三、强调社会网络在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中的地位

经济制度是社会建构物,这是格兰诺维特在1992年与理查德•斯维博格(Richard Swedberg)合编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学》一书导言中提出的三大命题之一。这个命题的雏形来自1980年代的两项研究:加西亚(Carcia)对草莓市场交易制度的研究、格兰诺维特和麦克圭里(Patrick McGuire)对电力产业制度及定价制度的研究。其认识深受伯格和拉克曼(Peter Berge and Thomas Luckmann)关于“现实的社会建构”思想的启发,充斥着社会学现象学的色彩。现如今,格兰诺维特正在孜孜不倦地围绕这个命题开展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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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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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京)2014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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