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侠 喻佳:社会网络对回流农民工的影响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1 次 更新时间:2019-01-22 23:2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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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侠   喻佳  

   内容提要:社会网络不仅是农民工回流的影响因素,也是其回流后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初期在城市,农民工需要依靠原生社会网络有效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获得安全感和信任感,更快适应城市生活;同时需建立新生关系加大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但因原生网络的单一性、封闭性以及再生网络受到多重困阻,使社会网络在农民工城市融入中难以发挥有利效应,最终促使“回流”行为的发生。“回流”后,农民工需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包括重塑原生社会网络,构建次生社会网络等,来应对这一群体回流后所遇到的资金限制、政策脱节、文化约束等困境,最终实现“回流”群体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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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指出,社会网络是个体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种网络动员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而它的实质是一种社会资本;并指明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越能够为成员带来利益。表面上看,农民工既具有乡土原生社会网络的根源,又具有再生城市社会网络的契机,其社会资本应成为社会融入的有利因素。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如此。乡村“根”的断裂,城市“根”的阻生,使其城市发展遭遇阻碍,生活艰辛,“回流”现象频发。如何发挥社会网络作用,促进其在“回流”后的发展,助力社会作用的发挥成为必须关注之处。本文在浙江、贵州、安徽三地调研资料基础上,深入探索社会网络在农民工“回流”行为发生以及对其在农村发挥作用的影响,借以提出相关建议。

  

一、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资源


   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的整个外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无论是“熟人带熟人”,还是“出门靠老乡”,都深深地体现出了“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农民工当下在城市的社会网络资源主要是乡土“原生”社会网络的部分延续和城市“再造”社会网络。

   (一)乡土“原生”社会网络的部分延续

   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人们以地为生,长期居住,搬迁性小,他们以血缘、交换、互助等形式,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建立起了“你来我往”“守望相助”“鸡犬相闻”的交往模式,并以此为资源获取的基础。这种主要依靠初级群体建立的社会交往关系是强关系,极具稳定性、内敛性、封闭性、同质性。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促使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在这一迁移行为中,原本的乡土社会网络关系远离,信息获取成本增加,行为风险提升;城市生活中的“原子化”个人思想,更是使他们陷入信任危机。难以就业、拖欠工资、被骗等无不成为人们必须担心之处。边燕杰的“强关系假设”中曾指出强关系有利于照顾的获得,而这正解释了农民工务工初期主要依靠“老乡”关系的原因。以“先历者”为中心的“老乡”群体,在习惯、熟悉、相似性的作用下,具有相近的行为规范,易相互理解、达成共识,为农民工提供了强大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与此同时,“熟人带熟人”的外出模式,也为其提供了一系列的实际帮助,包括就业、住房、教育等信息的提供,减少了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的适应成本、交易成本等经济压力。调查中被访者对此均十分认同,以下为个案一的叙述摘要。

   案例一:

   杨先生,贵州人,1961年出生,20世纪90年代因家庭经济压力开始外出务工,主要从事建筑行业,2015年村里引进扶贫项目后,回村成为养殖户。当笔者问到当初外出务工的场景时,杨先生略显无奈:“那时候家里住的房子很破旧,一家四口都靠种地,孩子慢慢长大,不出去上不了学啊!”想起以前,杨先生摇了摇头,叹口气说:“那时候一想到要出去也担心啊,什么都不懂,也没钱,还好当时村里有人在外面做工头,回来招人,大家都认识的,跟着他一起家里也放心。后来我们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就一起出去了,去的是遵义。在那里我们都住一块,工棚。每天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6点,就是造桥梁,都是体力活,累啊!”笔者接着问到是否会想家时,杨先生笑了笑:“肯定想,但是没办法,家里房子快塌了,孩子们要上学……不过那时候我们几个老乡都在一块,那里的工资还是可以的,一天有130~150元。后来我就介绍我的一个亲戚也来了,互相就有个照应,有什么事,叫一下都会帮忙。我们空下来的时候还喜欢吹吹打打,一个地方来的,差不多都会点,这样就挺热闹的了,有时候也会有个小聚会什么的,开心也还是开心的……”

   杨先生的外出经历在农民工中很常见。有熟人带动,首先能够有效降低心理负担。杨先生和老乡“喜欢吹吹打打,有时候也会有个小聚会什么的”,这不仅可以抵制“孤独”情绪的产生,延长务工时间;而且能有效完成农民工的心理调适,以类似文化形成保护圈,为适应城市提供缓冲期。其次能够保证“成功”的复制。杨先生是跟着村里在外面做工头的人进城造桥梁,后来他又介绍自己的一个亲戚也进城造桥梁。城乡经济差异是进城务工的主因,而“先历者”的经历及建议作为“成功”的捷径,为农民工在外出前便指明了后期的发展道路,并为其提供了保障,使农民工安全感、成就感提升。

   因此,以原乡土社会网络关系中的血缘、地缘、亲缘为基础形成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社会支持网络,成为农民工城市社会网络的“原生”部分,为农民工在城市提供了支持与保障。

   (二)城市“再生”社会网络

   以血缘、地缘、亲缘为核心的原生社会网络有利于农民工初期的社会适应,但是这一关系网络的单一性及封闭性不利于农民工长期的社会发展。相对于农民工进城前的“原生”强关系社会资本,“再生”弱关系社会资本在社会地位提高和城市融入中的作用更大也更为持久。弱关系所承载信息的异质性,使信息的价值更大,对社会流动及资源获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王春光曾在《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一书中所指,日常生活结识的邻居、工作中结识的同事或业务伙伴、休闲场所或偶然机遇结识的朋友,都可以成为建构或扩充自己社会网络的重要资源来源,而这一社会资本往往可以提供一些潜在的就业机会信息,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支援。

   可见,农民工要想成功立足于城市,实现社会职业的向上流动,必须“再生”社会网络,加大社会网络的异质性,以弱关系、次级关系为主要发展对象,建立新的业缘、友缘社会网络。

  

二、导致农民工回流的社会网络原因


   在经济、自我发展等动力源的推动下,农民工向城市迁移,与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相隔离。初期农民工主要依靠血缘、亲缘、地缘为基础的“原生”强关系社会网络在城市中的延续,较快建立起小群体,获得认同感与归属感,这有助于城市的短期适应。而这一网络关系所具有的单一性、封闭性,不利于社会风险对抗以及自身的社会流动。因此,建立以业缘为基础的“再生”社会网络,以此发挥弱关系网络作用,增强异质性,加大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十分必要。但是在社会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农民教育及培训等的影响下,农民工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非常困难。

   (一)“原生”网络的局限

   1.“原生”网络的单一性

   乡土社会网络在城市的延续大大降低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及经济压力,但是这一“熟人”模式下的“打工行为”易造成“地缘聚集”,形成了都市社会里的“隐形村落”,如北京的“浙江村”、深圳的“平江村”、广州的“湖北村”等,以及“安徽的哥”现象的出现。而大量同区域人口在城市部分地区、行业的聚集,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交流与沟通,造成信息的局限,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网络关系趋于单一,甚至造成“城市病”和社会割裂现象的发生,使农民工生活呈现“孤岛化”,信息、资源再生性差,发展机会少。

   2.“原生”网络的封闭性

   格兰诺维特(Granovertter)曾指出弱关系网络对于就业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流动十分重要。弱关系网络中的异质性能够促使大量信息的流入,在群体间形成快速、高质的信息交流,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农民工社会网络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这一同质性能够给予个人归属感与安全感,但是却会形成封闭空间,使信息的获取受到限制,甚至形成一定壁垒,进一步加强与城市居民间的隔阂。异质信息的传播受阻,造成了社会阶层流动机遇减少,使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更为艰辛。

   总之,原生社会网络关系对于农民工迁移行为发生初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一旦将其固化,便会对后期发展造成阻碍;同时,城市认同感、归属感的缺失,也不利于他们实现市民化。

   (二)“再生”网络的艰辛

   曹子玮曾指出,农民工中,再建构社会网络的收益大于无再建构社会网络。农民工“再生”社会网络的建立十分必要,但在自身、社会双方多重因素的制约下,建构却十分艰辛。

   1.关系网络发展乏力

   农民工自身教育、经济、技能的弱势地位使得其初期不得不依赖于强关系网络,但要想真正实现社会流动,则必须大力拓展弱关系网络。然而,农民工因自身人力资本限制及社会环境影响,从事的职业普遍存在工资低、缺少权益保护等特点;而集中居住区则存在“脏、乱、差”等特点;还有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等的不完善之处,这些形成了与城市居民间隐性的“沟壑”,为农民工留下了一定不良刻板印象。使其遭受边缘化待遇,在城市的生活艰难,在外务工的农民工大多都有这一体会。农村与城市居民的差异从最初的生产方式不同逐渐转化为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阶层存在固化趋势。

   2.结构洞垄断下的弱势

   与此同时,在“经济人”思想的影响下,社会成员逐渐趋于原子化,社会成员之间的距离加大,而社会信任机制的不完善更导致了信任危机的出现。作为外来的迁入成员,农民工在城市尤为处于孤立境遇。人际关系的建立关键在于结构洞的把握,结构洞的拥有意味着人际关系及资源信息的掌握。在信任危机蔓延的当下,城市居民之间长期接触所形成的弱关系网络形成了对结构洞资源的垄断,农民工处于弱势。这一现象在城乡间居民经济纠纷中特别明显。

   案例二:

李先生,安徽人,1960年出生,在外务工多年,主要在江苏、浙江一带。1992年在务工期间发生事故,残疾,现在村里做临工。在与李先生的交流中能够明显感受到他对于城市生活的向往,“江浙那一带经济比我们这边好很多,公园、图书馆很多,虽然不识字,有时候我也会去那边走走,看着就是开心啊。”在被问到为什么没有留在城市时,李先生显得很激动“想留啊,想得可多了,还想在那里买个房子、车子,把孩子也接过去上学。但是没钱什么都没用。”笔者接着询问在城市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李先生想了下,说:“其实在城里生活还是给我很多回忆的,有好,也有不好的。比如我在苏州时租房子住,要搬走时,房子还没有到期,就想着先和房东打个招呼,这样他也可以提前找下一个租户,结果还没等到我搬走,房东就趁我不在,把东西都搬出来,租给了下家。我和他吵,他就找人来了,我害怕,就找车把东西拉走了。哎,他们是城里人,不知道都有哪些关系,惹不起啊!”说到这次经历,李先生表现出了明显的无奈,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像我们去城市里打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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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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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淮论坛》2018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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