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斌:从亚里士多德难题到卢梭悖论

——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的时代取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4 次 更新时间:2015-11-29 23: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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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斌  

   【内容提要】 在卢梭的理论中,存在着一个有关财产权问题的悖论:一方面,卢梭认为财产权是自由和人权的保障;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财产权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作者称其为卢梭难题。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回答了卢梭难题。作者依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建立的劳动产权理论为今天的分配正义理论建立了一个理想模型。

   【关 键 词】卢梭悖论/正义理论/个人所有制/劳动产权

  

  

财产权问题是马克思始终都在关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关系着中国社会变迁的主题,也关系着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本文试图从理论史的角度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以期引起理论界和改革者的思考。

   一、正义理论中的亚里士多德难题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提出了两种正义理论,或者说是分配正义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分配性的正义”,一种是“矫正的正义”。前者是“按照所说的比例关系对公物的分配。(这种分配永远是出于公共财物,按照各自提供物品所有的比例)”。①后者是“在交往中的公正”,“在交往中的公正是某种均等,而不公正是不均,不过不是按照那种几何比例,而是按照算术比例”。②按照几何比例的分配也称作“按照各自的价值分配”,准确地说是“按照各自提供物品所有的比例”进行分配。③你为社会提供了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或财富,那么就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给你,这就是一种按照几何比例的分配。它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有差别的分配,多提供多得,少提供少得。在这里,“比例就是中间,公正就是比例”④。“公正就是比例。不公正就是违反了比例”⑤这种正义还不是一种真正的正义,因为人们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或机会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就会出现收入差距。因此,还需要一种“矫正的正义”。矫正的正义是一种均等,亚里士多德称其为“算术比例”。既然是“矫正的正义”,那么它就是对于前一种正义即按照几何比例进行的分配性正义的补充。

   写到这里,我们就自然会想到现代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我们可以说,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对于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现代诠释。罗尔斯给正义下的定义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⑥这就是说,罗尔斯的正义把平等作为其概念的核心,但是,有一种不平等是被允许的,即这种不平等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比如中国引入市场经济,尽管它是有竞争和差别的,但在一定情况下它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所以它也符合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罗尔斯给正义确定了两个原则:“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⑦“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⑧第一个原则被概括为平等自由的原则,第二个原则为机会公平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实际上这里是三个原则,一是每个人对于既定的和自由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平等权利,二是工作职位中的机会平等,三是差别原则。这三个方面我们从罗尔斯后来的表述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来。罗尔斯写道:“它们的最新表述现在应该是这样的:(1)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兼容的;(2)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原则)。”⑨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可以说是如出一辙,他的所谓自由的平等权利原则和“差别原则”可能用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性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来表述更加准确。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每个人在这个制度下享有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是适用于竞争的和自由的原则,而且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和自然条件以及社会条件都有所不同,所以,这种分配性的正义还是有缺陷的,需要用一种“矫正的正义”来补充和调整。在今天的现实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通过税收和政府调节的方式解决收入差别问题,从而使得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处于弱势的群体得到政策性的保护。所以,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很容易使人们想到民主社会主义长期实行的社会福利政策。长期以来,这种政策在承认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引进一种矫正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即通过政府的税收调节功能使得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得到政策性的保护,即得到差别性的对待。

   二、罗尔斯分配正义理论的局限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已然成为多数人接受的理论,其影响可以说是与日中天。但是,从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一,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走出2400年前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范围。其二,他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对于当下的社会制度作了基本的肯定,或者换句话说,他没有批判当下的社会制度,特别是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当下的财产制度。其三,他没有对于正义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而是满足于对于正义问题中的抽象前提的假定。他预设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即一个“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体系”。这个体系或制度可以说是一种理想状态的预设,也可以说是对于当下社会制度的描述。不论从亚里士多德的“矫正的正义”还是从罗尔斯作为正义第二原则的“差别原则”,我们都可以看出,这里面都没有对于旧制度的批判和否定,有的只是对于当下制度缺陷的制度性“矫正”。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影响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自2013年8月13日以来引起很大的轰动。皮凯蒂最引起关注的是他的收入分配理论。他用可靠的数据和图表说明:库兹著名的倒U曲线理论正在被彻底改写。里根—撒切尔开启的金融自由化改革把本来已经因为全球福利政策的推广而大大降低了的收入分配差距再次急剧地扩大了,倒U再次被完全翻转了过来。皮凯蒂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通过高税收来克服目前的财富不均趋势,建议向年收入在50万至100万美元的人群征收80%的所得税;向年收入在20万至50万的人群征收50%-60%的所得税;同时还必须向富人征收高达10%的年财富税,向一般富裕人群征收高达20%的一次性资产评估税。因此,有人说这是“占领华尔街”民众运动的理论表述,也许会因此而引起新的华尔街革命。因而这本书的内容必定是全球长时期争论的热点。

   我们可以看到,皮凯蒂用以立论的理论基础正是亚里士多德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他不是对现有的财产制度进行批判,而是试图通过税收的办法解决社会的不公平现象。问题的关键是,传统的社会福利政策存在的弊病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解决。而过分的福利又必然使社会活力减弱,从而导致再次的开放和降税。因此,皮凯蒂的解决办法只能使社会重新陷入这种不断重复的循环之中。从现实层面上来看,这种办法不可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社会权力的滥用和管理层的腐败问题。

   三、卢梭悖论及其对于今天的启示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是一位带有平民倾向的理论家,他的教育理论、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等等,特别是他的财产权理论,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而言之,当穷人们需要好意的帮助时,他们所以总得不到,正是因为他们无力拿出代价来。我看无论哪个穷人,只要他不幸有一棵好心、一个美丽的女儿和一个强横的邻居,他就倒霉透顶了。”⑩当我们今天读到卢梭的这句生动概括他的财产权理论的话,我们依然会产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震撼。

   所以,正如卢梭所说:“财产权的确是所有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更重要。”“财产是文明社会真正的基础,公民事业真正的保证。”(11)不过,我们今天主要关心的不是这里引述的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的一般的财产权问题,而是自洛克和卢梭以来提出来的“劳动产权”问题。在马克思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剩余价值学说以来,特别是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一百多年来的成功、辉煌、失败和重新进行探索的今天,研究这样一个重要的但是被人们长期忽视了的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劳动产权概念和劳动产权问题是由比卢梭早80年出生的英国人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首先提出并进行反复论证的。

   (一)洛克的劳动产权思想

   洛克在他的著名的《政府论》一书中,专辟一章的篇幅来论述他的劳动产权理论,这就是他的《政府论》第五章《论财产》。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洛克这一章的观点,即劳动使得个人的财产权具有了合法性。因此洛克称其为“劳动产权”或译为“劳动的财产权”。

   洛克认为,可以不必经过“明确协议”就能确定某些东西会变成个人财产的依据就是劳动。洛克指出:(一)土地和一切低等动物为一切人所共有,但是每个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这种权利是具有排他性的;(二)正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人身具有所有权,所以,他对他的身体和他的双手所从事的劳动或工作也同样地具有所有权;(三)由于加进了他的劳动,使得本来属于自然状态的东西发生了变化,从而有所“增益”,这种增益不是自然界本来就有的,而是个人的劳动加上去的,因而,劳动者对这种“增益”部分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这就是洛克用来证明劳动者对其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的逻辑证明。(12)

   洛克认为,“劳动的财产权应该能够胜过土地的公有状态……因为正是劳动使一切东西具有不同的价值。如果任何人考虑一下一英亩种植烟草或甘蔗、播种小麦或大麦的土地同一英亩公有的、未加任何垦殖的土地之间的差别,他就会知道劳动的改进作用造成价值的绝大部分。”(13)

   (二)卢梭的劳动产权思想

   研究卢梭的著作我们可以发现,卢梭基本上肯定了洛克的劳动产权理论。不论是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一书中,还是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对这个理论都有明确的表述。在前一本书中他写道:“我们不可能撇开劳动去设想新生的私有观念。我们不可能理解一个人要把原非自己创造的东西据为己有,除了因为添加了自己的劳动以外,还能因为添加什么别的东西?只有劳动才能给予耕种者对于他所耕种的土地的出产物的权利,因而也给予他对于土地本身的权利,至少是到收获为止。”(14)

   他在后一本书中也有同样的表述。他在其中写道:人们占有一块土地,“不能凭一种空洞的仪式,而是要凭劳动与耕耘,这是在缺乏法理根据时,所有权能受到别人尊重的唯一标志”(15)。

   (三)劳动产权理论在欧洲的影响

劳动是享有财产权利的自然的和唯一的合法性依据,这是洛克和卢梭的共同理念。洛克和卢梭的这种劳动产权理论后来普遍被人接受,成为“欧洲的常识性理论”。凡勃伦在20世纪初写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名字叫做《企业论》(1904)。他在书中写道:“这个欧洲的常识性的理论告诉我们,所有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凡是一个人所造作的,不管怎样,凡是有他的劳动力搀合在内的,这就成了他的财产。他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他对于他的劳动对象可以任意控制,正同自身有权自由行动的当然情况一样。‘因此劳动在一开始就引起了财产的权利’。”(16)凡勃伦依据这个“常识性理论”得出结论说:“自由劳动是财富最初的根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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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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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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