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波:自强与无奈交织中的民国与晚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3 次 更新时间:2015-11-20 01:3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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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杰波  

   一部晚清民国史,定格多少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印象,又延伸出多少中国人对自身民族性的批评,似乎那时,中国人什么都不是,只是静待被宰割的羔羊。现代的人们似乎都认定了晚清是一部屈辱史,就算是教科书也是这样阐述的,我自从开始接触历史以来,也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当我再次翻看袁世凯信封札记时,突然想到了李鸿章、左宗棠、梁启超、摄政王载沣甚至光绪。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丝共性,他们并没有同时登上历史舞台,而是间隔性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己所在时期的主角。无论他们是忠于朝廷还是忠于国家,他们都在无时不刻的诠释着“自强”二字。因此,我认为晚清和民国其实是一部自强史,但这份自强中却透露出些许无奈。

   晚清时,天下大局早已变幻,世界早已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而晚清却仍然是那个封闭的清朝。当晚清贵族突然醒来时,华夏文明圈似乎早已名存实亡,列强早已蓄势以待,都希望在清朝这锅粥里分得一杯羹。但这并不是屈辱的开始,事实也证明中华民族也并不是静待宰割的羔羊,这仅仅是自强的开始,可以这么说,没有经历过磨难的民族,很难想象受尽磨难的民族对于自强的强烈渴望。无论是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还是辛亥革命,若我们不用现在的眼光去批评他们的局限性,其实他们都是自强的过程。这些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掺和任何的私利,他们谋得是国家的自强。

   洋务运动,一场器物的运动,当时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不谈政治,经济,文化。只谈军事,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成果。1871年牡丹社事件发生,日本开始策划及实施征台之役,1874年3月,清廷派出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船去台湾巡防并负责交涉。日本当时的兵力并不强,尤其是海军,只有原幕府的5艘旧兵船和3艘运输船。所以日本迫于压力不得不退兵,后来沈葆桢奉命在台湾设防,调1艘军舰驻台北,6艘军舰驻澎湖练习合操阵式,2艘军舰分驻厦门、福州以固门户,另调3艘商轮接运淮军赴台和运送军火。上述所有军舰除一艘外,其余都是福州船政局所造。至于后来为何会签订《北京条约》,则是迫于美国的压力。然而,后来的甲午海战将洋务运动的成果毁于一旦,这场战役为何会输,其实也是器物的不如人与决策的失误,日本的明治维新时有目共睹的,上至皇帝,下至妓女,无不出资为国家建设出力,这种全国动员在中国古代史很少出现,就算是近代,也只有抗日战争算是半个。再加上晚清时的百姓对于海防这么遥远的事情也并不是关注,他们只求生活稳定,追求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朝廷,已是混杂一片,处在你争我斗之中,有才者权利的行使到处受到掣肘,而且科举制式的选人制度早已过时,朝堂上多是八股腐儒,真正如李鸿章,左宗棠之类的实干家又能有几人?就算是李鸿章这种权利极大的臣子,也处处受到掣肘,上不正,周围不正,只图几人之力,焉能成功?再退一步讲,李鸿章本身也是科举制下的人,他的思想也只有儒学,在年轻时没有游学各国,对西方制度也并不了解,能够提出洋务运动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谈改制,这种无奈是历史赋予的,无怪李鸿章。

   再看戊戌变法,在改革上,条条陈列,非常详细,若改革成功,必能走向强国之路,然而维新派最终败在了“急”上,改革派所陈条列如:开放言路,精减机构,任用新人,工商立国,富国养民,鼓励民办企业,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鼓励私人开办学堂,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改用西洋军事训练。可谓是治国之策,然终究败在自己手上。一腔热血也只能付之东流。梁启超曾经总结变法失败的原因时曾说:“一是光绪帝无权,二是守旧官僚的反对”。可见当时顽固派是何其守旧,然而他们的守旧却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其实,失败的最终原因应该是缺乏民众基础,但是这个原因必然存在,因为历史并没有留给他们太多的时间去唤醒民众,所有的议程只是在纸上,只靠变法的几人振臂高呼,根本不可能,甚至会被百姓误认为疯子,上有官僚集团反对,下唤不醒百姓,结局也只能是失败了。其中无奈是任何人都无法体会的。

   对于辛亥革命,应该是最成功的,但是这段时期,有一些事情必须说明白,一、袁世凯并不是窃国者,二、纵使孙中山一直就任大总统一职,孙中山也无法统一全国。辛亥革命推翻的不仅仅是清王朝这么简单,也不是废除封建帝制那么简单,当然也不能否认废除封建帝制是一件大事,但是,这次运动后,造成了中国群龙无首的局面,就是孙中山竞选大总统这件事,也无法服众,早在晚清末年,李鸿章就曾认为,若晚清这座破屋一旦倒塌,必将造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所以自己才要做裱糊匠,所以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必须有一位权威人士主持大局,其实这时候袁世凯已经成为不二人选,因为当时袁世凯的北洋新军是最强的军队,他站在谁的一边,谁的一边就将屹立不倒,当然,袁世凯也看出废帝成必然,所以他站在共和的一边。最终也只有他可以担任大总统一职。然而,担任职位的开始既是他开始为国自强的开始,也是他无奈的开始。在担任大总统后,袁世凯就步上了改革的征程,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式曾说:“我们需要改革财政制度、货币流通体系以及法律结构。只有做好了这些事,大清国才能恢复完整的主权。而且,也只有等她彻底恢复了主权,才能真正理顺国家正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这三项改革中的任何一项都与其他两项有着密不可分的依赖关系”可见他的思绪是非常清楚地,事实也证明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期,是中国资本发展最好的时期,当然也有外部的影响。但不可否认改革的影响,然而,由于后来的“二十一条”让袁世凯跌入名誉深渊。其实我们应该认真的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其实袁世凯是最恨日本人的,这个可以从已有史料了解,从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到5月7日日本发出限时48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历时105天,谈判20多次,现在对照天津市历史档案馆现存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朱批原件,可以发现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讨价还价”,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东部内蒙古借款、课税、开埠、合办农工业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凯批:“办不到”;有关日本臣民在满州可租赁或购买土地,袁圏出“或购买”3字,批:“购买有碍完全领土”。最后,他写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在签订过后袁世凯曾说:“虽然胶州湾有望收复,主权亦勉得保全,然南满权利,损失已多,创巨多痛,引为渐憾,己则不竞,何尤于人?我之积弱招侮,事非旦夕,亦由予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顾谋国之道,当出完全,而不当掷孤注,贵蓄实力,而不贵鹜虚声。切不可图逞血气,任意浮嚣,甲午。庚子覆辙不远,凡我国民,其共戒之!”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历史给出的局限性,纵使伟人,也无法改变,只能蓄力待变,只一个“无奈”可形容。因此晚清至民国是一个自强的过程,也是一个无奈的过程。

   如今,时过境迁,但主题不该,仍然当属自强,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逞口舌之利,当以实干为主,谩骂,激进并不能带来他人对你的尊敬,“复兴”并不会在你争一言我争一言中实现,他只会在务实中实现,李光耀在谈到习大大时曾说:“习近平性格内敛,不是说他不与你交流,而是说他不会显露自己好恶。无论你是否说了一些惹他生气的话,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令人愉悦的微笑。与胡景涛相比,他更有钢铁般的意志”可见习大大懂得自强之道,即贵蓄实力,而不贵鹜虚声,如今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曾经他们的无奈应该消失了,相信他们也会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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