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瓶颈与未来走向——读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札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0 次 更新时间:2015-11-06 10: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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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领  

   摘要:梁景和等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书,从实证研究到理论探索,既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进展,也反映了该领域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其实证研究部分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缺少别致的好故事;二是在范式上缺少“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意识,仍未自觉走出现代化与革命史范式的影响;三是学术史回顾的功课有待深入。该书的理论探索富有前瞻性,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突破当前的瓶颈确有启发意义。沿着该书的理论思考方向,将“日常生活”建构为社会文化史特色的历史诠释体系,或为该领域研究未来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史  现代中国  社会生活  日常生活

  

   近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的讨论热度逐渐上升,与西方的新文化史交相辉映,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以2010年光明日报刊出的《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1]一文为标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思考上取得了引人关注的原创性成果,渐已成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道新风景。[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付梓的梁景和等人合著《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一书(下文称该书为“《嬗变》”),是第一部以“现代中国社会文化”为考察对象的宏观性研究著作,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学界研究1919—1949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最新收获。

  

   《嬗变》为梁景和先生所著《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下文称之为“《陋俗》”)的姊妹篇,意在社会文化史理论的视阈下观察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演变历程。该书共有七卷,即首论卷、婚姻卷、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娱乐卷与结论卷。其中首论卷是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思考部分,此卷与结论卷由梁景和先生执笔;婚姻卷、家庭卷、妇女卷、性伦卷与娱乐卷为实证研究部分,分别由5位青年学者撰写。通读该书之后,深感《嬗变》实证研究部分的作者们从各自的切入点初步勾勒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图景的轮廓,也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当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遭遇的“瓶颈”问题;理论探索部分则有长有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从叙事、范式、学术史回顾、理论思考与未来的可能性走向等层面讨论这样一部著作,或会引起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更多关注与思考。

  

   一、叙事缺憾:未讲出别致的好故事

  

   历史研究,始于讲故事。“社会文化史”的特色之一,即讲一个不同于“现代化”与“革命史”的宏大叙事的好故事。《嬗变》一书的讨论初衷,是在社会文化史理论的视阈下通过五个专题观察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也就是说,这是一部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探讨现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著作,而社会生活侧重于大众的生活故事。似乎由此可以预期,《嬗变》会讲一个或几个基于大众立场的接地气的好故事。但读过全书,这一预期着实落了空。

  

   《嬗变》几乎不讲故事,其历史叙事带有明显的社会科学化的色彩。该书实证部分的五个专题在叙事上重在先设立分析框架,然后在框架下添加以史料排比为特色的事例作为证据。这颇有以论带史的意味,看不出时间维度的变化,或者说缺少历史学叙事的时间感。

  

   “婚姻卷”作者刻意回避传统史学的叙事。该卷没有叙事,只有材料的分类排比与统计表格的简单说明,倒像是一份社会学调查报告。这样的叙事既不是以“问题导向”为主的分析史学,也不是以重建历史动态场景见长的叙事史学。[2]作者对此的解释是该卷“在研究方法上尝试突破叙述史的窠臼,在一些章节里,借鉴人口学、计量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理论与方法,对资料进行一定的综合与辨析(于资料辨析,尤其要对民国时的相关社会调查数据保持一种警醒),从而对嬗变进行概观式研究”[2]28-29。“婚姻卷”作者借鉴计量学、人口学等学科的方法,大量使用统计数字,意在对当时中国的婚姻状况做定量分析,克服过去只重定性分析而不重定量分析的局限。从概论现代中国婚姻状况而言,只讲几个故事,缺少了数字统计与分析说明,实难给人确切而深刻的整体性印象。需要注意的是,历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当有益处,关键是如何借鉴,若是锦上添花自然是好,若是邯郸学步则不免自毁长城。“婚姻卷”似不幸成为后者的一个注脚。

  

   在“婚姻卷”中,作者讨论“新式恋爱观”,将其变迁放到一个宏大的背景中,但并未说明变迁的脉络,也未说明二者之间互动的场景。讨论“婚姻的理想与设计”,城市中“性别比与婚嫁状况”与“离婚风潮”,农村中的“不平衡的性别比”与“婚龄的研究”等内容时,作者大量使用当时的社会调查与统计数据,以此为基础粗线条地勾勒出当时城乡婚姻的状况及其变迁。对当时婚姻状况的定量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因为史料的缺憾,治史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其作出完整、准确的统计。其实,治史者在尽可能客观呈现当时的婚姻状况之外,更重要的是找到具有启发性的历史智慧。没有“求智”的“求真”难免沦为史料长编或“地方志”式的简单记录。就“婚姻卷”而言,其中不见有血有肉的人物,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只有一堆统计表和归纳的所谓“特征”,结果我们所期待看到的婚恋观嬗变的复杂与微妙之处无从寻获。

  

   严格说来,这种对婚恋观现代性变迁特征的归纳无所谓思想创造的贡献。用这种不需下苦功夫就能构想出来的归纳方式,将现代中国婚恋文化的丰富文献剪裁成支离破碎的片断粘贴上去,结果既没有讲一个别致的好故事,也没有说明具有现实关怀的问题。时贤严肃地指出:“近人治史,好用归纳或与附会式比较,所论看似有理,其实相当危险”,“治史不宜归纳,本是常识通则,而今似乎成了高难问题”[3]90。

  

   讨论现代中国婚姻文化,需要在叙事中揭示人的内心世界。有贡献的做法不是去归纳所谓“特点”,而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婚姻中的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人的活动的“机制”上。不仅需要多了解留在纸媒上可以公开言说的基本的行事方式,更需要多了解那些没有留在字面上又不便于公开言说的生活“潜规则”和内心世界。这样,我们对现代中国婚姻及其观念的互动就会多一分“同情之了解”。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就需要“回到历史现场”,倾听当事人或见证者的声音,留存他们对当时历史的个人记忆。在他们个人的声音、记忆与文本中,婚姻文化才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其实,学界在寻找民国时期大众婚恋的“声音”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史料方面有李小江主编的口述史料《让女人自己说话》以及众多的近代人物日记等;论文方面有王东杰对民国时期成都女校学生日记中的情感世界的解读等。即使是李霞《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这样的人类学著作对理解近代华北农村婚姻都多有裨益。“婚姻卷”实在不缺乏进行精彩叙事的地方,但由于作者的有意回避,结果过滤掉了历史细节中的微妙与鲜活。其呈现给读者的只是被切割过的毫无生气的历史标本。

  

   《嬗变》实证研究的其他四卷在叙事上与“婚姻卷”几乎如出一辙。比如“娱乐卷”的历史书写更像是一篇以公共娱乐为对象的社会学考察报告。在该卷作者的笔下,城市娱乐中的民众作为一个模糊的整体存在,缺少有血有肉的个体人物的感受、体验、观念与精神。

  

   《嬗变》实证研究的叙事,不只是缺少对个体人物的凸显,还缺少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节点的把握。节点即历史“拐弯”的地方,恰似在此处才能看到历史长河的大动态。前贤对历史“拐弯”处之重要性颇为重视,蒙文通先生借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之言,说“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4]1由于过分依赖社会科学化的解释框架,《嬗变》实证研究部分的作者们在此框架中难以呈现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拐弯”处的波澜与风光。尽管个别专题的作者注意到追溯1919年之前的相关历史,但从整体上,作者们没有多留意作为该书时间断限的1919年与1949年如何成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拐弯”处,也没有多看一眼作为《嬗变》叙事“尾声”的1949年之后几年中的社会文化。不说清这两个预设的“拐弯”处,也就不容易勾勒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的来龙去脉。没有前后的比照,也就不容易揭示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特点。

  

   其实,像《嬗变》这样的著作要进行“社会文化史”的叙事,并非易事。一则在于史料的琐碎。社会生活的史料宛若大海的水滴,其量虽大,其形不明。若非遭遇特殊的事件,中国常态的社会生活是在个人、家庭与群体的不同层次上,按照各自的周期与节律,既反复呈现一种类似的状态,同时又不断地进行新陈代谢。这样的社会生活是以个人与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多元重叠的社会网络。其虽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不像政治那样具有鲜明的宏大主题。在此情况下,《嬗变》实证部分的作者们想要据此建构一个不同于“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的别致的叙事,确实困难。不过,局部或个案的凸显人物的叙事总还是应该进行而且能够进行的。研究者不妨借鉴朱鸿召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的叙事手法,通过日常生活的小事件透视政治的大主题,将社会的小历史与政治的大历史有机结合起来。

  

   二则在于《嬗变》实证研究的作者们尚未充分熟悉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全局。以“婚姻卷”而言,现代中国婚姻文化嬗变是个大题目,初涉此领域的学者很难用三四万字将其说清楚。大题需要大做,像乔志强主编《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陈旭麓所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他们依靠深厚的积累与广博的学识,才能将大题目做出应有的深度与广度。因此,对于探讨社会文化史的青年学者来说,不适合大题小做,以免出现跑马圈地却未留下足迹的遗憾。

  

   无论如何,不能讲一个别致的好故事,就很难支撑一个独特的透视历史的视角。《屠猫记》等西方新文化史著作的一大特色就是善于讲一个好故事。有学者指出,大陆兴起的社会文化史“不是像过往新史学强调历史意义、经验和教训,不再以借鉴、资治、教化作为历史学的使命”,而是试图“讲述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人讲述的全新故事”。[3]在此基础上,注重讲一个好问题,讲一个好道理。也就是说,讲一个好故事,应该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强项,因为其研究更侧重于等级社会中的底层民众文化,在研究对象与观察视角上相对更贴近民众、更贴近生活,也更接地气。

  

讲一个别致的好叙事,是历史研究“求美”的内在要求。今天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学者自然熟悉王笛对近代成都街头文化的研究。其所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图’式徐徐展开的有关老成都的历史画卷”[4]。从中可见历史叙事的图画感与音乐感。阅读时,读者仿佛置身成都街巷的茶馆中,与当地的茶客一起呼吸着天府之国的清新空气,观看着习以为常的街头风景。这才是历史叙事的场景之美。马敏先生评论该书说,茶馆的叙事不同于后现代史学的叙事,也不同于史景迁的文学式历史叙事,而是接近后期年鉴派史家从结构史学转向叙事史学时的转型期风格。[5]尽管我们的社会文化史研究不一定像王笛那样进行生动的叙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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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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