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浩:本土崛起与借镜域外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的若干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 次 更新时间:2020-12-23 19: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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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 (进入专栏)  

  

   社会文化史在中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由于中西学术之间的隔阂,此时倡导社会文化史的学者刘志琴、李长莉等人对于西方已经繁荣发展的所谓新文化史几乎毫不知情。她们倡导社会文化史,是出于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相继兴起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潮流,而又各自有所不足,因此才产生了结合这两种新兴的分支学科,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愿望。初创时期大家的想法还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是出于对日渐兴盛的社会史研究的回应,希望引入社会史的维度来使文化史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精英文化范围内,同时也能以文化史的深度来给社会史的精确、客观叙述增添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蕴含。这种本土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经过20余年的不断探索、不断深化,已经产生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在国内史学界已经获得相当程度的承认和肯定。

   大约在本土社会文化史兴起10年之后,大陆史学界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了解到这是一个在国际史学界已经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学术潮流,加上先行一步的台湾学者的推波助澜,新文化史迅速在大陆流传开来。新文化史在理论体系、概念工具、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规范、成熟,比较资深的本土社会文化史学者在初步了解其特征之后,迅速做出反应:一方面是吸收其合理成分来完善自己的理论表述和研究实践,另一方面也对其不适于中国实际的若干方面提出了疑义。更年轻的一批学者,似乎对新文化史热情更高,径直将新文化史作为主攻学术方向,不过,他们鉴于国内新文化史是社会史的自然延伸,往往以“社会文化史”这个在西方学术界局部使用的名词来指代新文化史。

   目前,这两种取向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共识,但在学术路径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甚至出现了一些青年学者刻意撇清与本土社会文化史关系,有认同新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倾向。[1]笔者以为,不管是本土崛起的社会文化史取向,还是自西方引入的新文化史取向,在强调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探讨文化观念的影响面以及从文化思想的角度来阐释社会生活事实的意涵上,都并无二致。所以将它们归结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旗号之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指出这一点并不是把它们混为一谈,也不是要以一种取向来取代另一种取向,而是希望它们各自深化,不断完善,最后在拿出成熟作品的基础上探讨两者会通的可能途径。

   本文主要从理论方法上总结概括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其中当然也包括学者们选择性吸收西方新文化史研究之后取得若干新认识。

  

一   本土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主要收获

  

   从1988年刘志琴呼吁结合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路向[2]开始,到1998年3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3]出版之前,除了社会文化史兴起时刘志琴、李长莉的提倡与大致界定范围以外,10年间对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探讨比较少。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具有跨学科的特点,研究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问题的40余位学者,围绕社会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思想。[4]尽管当时可资参考的具体研究成果不多,但学者们对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向的意义、特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问题,提出的意见仍然是比较成熟的。这对于以后社会文化史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如有学者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互动,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大众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文化意识等。这些意见,对于社会文化史既深入社会领域同时又注重对社会现象做出文化解释的特色,把握得相当准确。对于社会文化史这种学术特色的追求和坚持,会使得这种新生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注重对社会文化问题的整体把握,避免了盲目猎奇、鸡零狗碎的流弊。

   1998年,刘志琴为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而写的长篇代序《青史有待垦天荒》是一篇比较重要的社会文化史文献,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研究团队10年探索经验的总结。刘志琴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5]的,并对社会生活史和社会文化史的区别与联系做了比较清晰的论述。她认为:“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6]“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7] 鉴于中国文化具有伦理本位和生活伦理化的特点,刘志琴将其提炼、概括为“世俗理性”,试图以此来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她还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三卷)的具体材料,论述经济生活的变动对思想观念转换可能产生的巨大冲击作用,这是以往只局限于从思想文化领域讨论启蒙思想所看不到的。她认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民众从生活境遇的变化中,自发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对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这种自发的、群体性的趋向,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变化,从而又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这种将从社会下层无序的变化和文化精英们有序地思考和撰述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向,生动地揭示了思想观念从生活实践中萌发、流播,到知识分子的整理、思考、提炼的动态过程。

   2001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主办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是又一个学术界比较集中讨论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向的会议,与会学者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文化史是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还是一种独特的研究视角。两种看法各有其主张者,各有其理由,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也有人认为讨论这个问题短期内未必会有一致的意见,可以考虑先做一些具体研究,把地理、人物、人口迁徙、文化、经济、语言等弄清楚,然后提出自己在研究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必要用讨论一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概念问题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只需有一个大致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向就够了”。在这次会议上较有共识的是:社会文化史必须把社会生活现象和思想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可以对文化现象作社会史的考察,也可以对社会现象进行文化的阐释;社会文化史研究应关注上层与下层的相互沟通和流动,它不能取代思想史的研究,但对于传统思想史那种从这种观念到那种观念的线性思想史,将会起到改进作用,使思想得以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上下左右前后的关联”因素得到更加充分的揭示。[8]

   2002年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是较早出版的成熟的社会文化史专题研究著作。她在这本书里申明自己是明确地、自觉地采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上海开口通商至中日甲午战争前50余年间民众生活方式的变动如何逐渐引起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而社会伦理观念的转变又如何以其约束和规范的力量来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她认为在民众的生活世界里,生活方式是外在的、显性的客观世界,社会伦理则是沉积在民众意识观念中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属于内在的、隐形的主观世界;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会改变社会的整体面貌。生活方式原分属于社会史的领域,社会伦理观念原分属于思想文化史的领域,这本书以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将二者结合起来,“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9]。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一书中,李长莉又提出了“公共生活领域”的概念,用以概括近代工业化发轫以来出现的物质生活的市场化、社会生活的公共化和文化生活的大众化等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她认为,“正是这种公共生活领域的形成与扩展,使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相互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的生活基础”。[10]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方向的发展成熟,与是否提出了较为成熟的概念和研究命题密切相关,李长莉对于生活方式与社会伦理关系的探讨,对于“公共生活领域”的论述,是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探索的重要收获,也是社会文化史开始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致力于知识分子社会史研究的许纪霖,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以及知识人社会等问题上有深入的探讨。他认为近代知识分子延续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借助于报纸、学会、学校等近代化的基础建制,以及集会和通电等新形式,形成凝聚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网络,即“知识人社会”,对于公共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作用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政治不稳定的时代尤其显著,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控制了全国舆论后受到很大的摧残。[11]许纪霖对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这一基于欧洲经验提出的“理想类型”与中国经验的关系,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对于“知识人社会”赖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及其中国特色等都有具体的展开论述。这是对于社会文化史的中层理论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

   社会文化史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以来,中国学者的主流意见为,社会文化史强调社会与文化的双向互动,无论揭示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因素或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过程,还是对社会现象进行文化的阐释,都可以归人社会文化史的范畴。也就是说“社会的文化史”和“文化的社会史”两种倾向兼而有之,不过从研究实践和理论论述而言,“社会的文化史”比较充分,而“文化的社会史”则相对比较薄弱。一向钟情于文化史的黄兴涛在2007年发表文章,认为自己2001年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表达了对‘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向的热烈认同”,而彼时尚未明确意识到和强调“文化的社会史”这一重要的取向。经过对若干中国近代新名词的社会化过程深入研究以后,他意识到“文化的社会史”这一研究取向更关注思想观念、文化价值的社会化过程,很可能更能体现文化史研究的特色。在他看来,“揭示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史,的确是目前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它有助于社会史研究者更加重视思想文化的向度,避免简单僵硬的政治经济解释和缺乏灵智的结构分析,增强思想的穿透力和精神的感受力;同时也可使文化史研究者尽可能免除空洞化和表面化”。[12] 他以近代同乡观念为例,说明对于一种思想观念的研究,必须要考察它在社会上的载体、传播渠道以及发挥作用的方式。

   李长莉在2010年发表的文章,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列举为:如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生活方式)、习俗风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大众传播、公共舆论)、民众意识(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心态)、集体记忆、社会语言(公共话语、知识)、文化建构与想象、公共领城(公共空间)、休闲(娱乐)文化、身体文化、物质文化、区域社会文化,等等。其中不少类别是早期提倡社会文化史时期所没有考虑到的,反映了近年来吸收新文化史观念后国内学术界的进展。对于社会文化史的地位和作用,她认为 “社会文化交叉视角”不只适用于“社会文化史”的专属研究领域,完全可以走出社会文化交织领域,深入政治、经济等专史领域,作为一种新史学范式对于以往专史乃至通史中盛行的单一视角的史学范式提供有益的补充。她还提出,为迎接社会转型提出的时代任务,将“社会治理”与“文化统合”两大课题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中心问题,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为这两大课题提供一些基于历史经验的理论,从而参与时代理论创新与推动社会进步。在研究手段上,她特别强调既要充分利用史料数据化与网络化带来的便利,也要重视在文字史料之外的大量图画、照片、影像等图像资料。[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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