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儒学与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2 次 更新时间:2015-10-26 20:4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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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杨:黄老师,您好!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思想建构中,您的生活儒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生活儒学”这样一个标识,有两个关键词:“生活”和“儒学”。所以,我们的访谈就围绕着“儒学与生活”进行吧。我们现在已经读到黄老师的很多关于生活儒学的著述,以及很多学者的评论、讨论,也包括好几篇访谈。那么,我可否这样来理解:生活儒学就是当下生活的儒学表达?

   黄:可以这么说。我还有一种说法,是多次谈到过的:生活儒学就是“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里首先就是当下的生活。刚才你一上来就提到“当前的中国现代性思想建构”,你这个判断大致不差,生活儒学是一种“现代性思想建构”;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儒学是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儒家思想建构。这里的关键是“现代性”——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因此,你也知道,我的生活儒学与现今流行的许多儒学都是截然不同的。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一言以蔽之:走向现代性。但是,当前一些儒家有一种相当普遍的倾向,他们把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排斥现代价值,否定现代文明,要让中国人退回到那种前现代的生活方式中去,回到五四之前的、农业社会的、专制帝国的生活方式。我对此很忧虑!所以,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我,我谈到:“假如儒家就是那样的‘原教旨’的东西,我宁愿在此声明‘我不是儒家’。”

   说到“现代性”,许多人会引证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一些儒家也说:你瞧,连西方人都在批判现代性,可见现代性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指出几点:第一,西方后现代主义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反思现代性,而一些儒家却是站在前现代的立场上反对现代性,后者是站在古代文化的立场上来反对现代文明,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第二,我已经讲过,后现代主义其实并未超越现代性、启蒙理念,恰恰相反,他们是感到迄今为止的现代化未能真正兑现启蒙承诺——人的解放,所以才反思。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哈贝马斯的立场。第三,我已经一再指出:走向现代性,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世界潮流、历史大趋势、人类文明的走向,那么,一个简明的逻辑就是:你如果坚持将儒学与前现代的宗法制度、家族制度、甚至专制制度之类的东西捆绑在一起,那就无异于宣告儒学必定灭亡。

  

   杨:那么,能不能说,生活儒学是一种现代主义的理论?

   黄:也不能这样说。这个问题,我也已经讲过:要区分“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观念形态,它是基于某种特定的思想视域、思维方式的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我已经批判过;而现代性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现代主义只是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观念形态、思想理论,但也只是诸多思想理论之一而已;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还有许多不同的思想理论,生活儒学也是其中之一。

   进一步说,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也不仅仅指现代性的生活,而是涵盖古今中外一切生活方式的生活。这是生活儒学所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想视域。所以我总是说:“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态而已,只是生活之流的一个河段。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不是“现代性”,当然更不是“前现代性”,甚至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当代性”,或者叫做“当下性”。所以,我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叫做“当代主义”,我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生活儒学既要超越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要超越现代主义,回到真正的“大本大源”——生活。在我看来,孔孟儒学就是这样的思想视域。所以,我才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标志为“生活儒学”,即是一种儒学。

   这就是说,生活儒学不是“基于”现代性的,而是“阐明”现代性。生活儒学意在阐明这个问题:现代性是何以可能的?而现今的许多儒学,却是基于现代性、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基于前现代性、前现代主义的。我们知道,20世纪兴起的现代新儒学就是现代主义的,他们的基本视域就是现代性。这当然比目前的一些儒学好,后者甚至往往是前现代性、前现代主义的。但是,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方式也不足以阐明“现代性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目前的一些反现代性的儒学了。

   我们现在处于中国社会历史的第二次大转型之中,这种转型的大趋势就是:由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转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中国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是春秋战国时期从王权社会转向皇权社会,而这一次社会大转型则是近代以来从皇权社会转向民权社会。这种转型的一个基本方向,其实就是要建构一个基于民权的现代性的民族国家,这就要求在社会生活领域中有一整套新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需要重新“制礼作乐”。但这一整套新的制度规范,首先要建立在人们观念上的普遍认同和共同选择上。这就需要中国式的“启蒙运动”。为此,儒家必须自觉地自我变革,然后积极投身于启蒙。对于儒家来说,这种自我启蒙既是“救国”,也是“自救”。儒家这种启蒙其实从黄宗羲、戴震就开始了,可惜不断被打断。李泽厚讲,抗战及其前后是“救亡压倒启蒙”;而今天,在我看来则是“强国压倒启蒙”。结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当前的一些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宣扬一套反启蒙、反现代性的观念,宣扬古代传统的、农耕社会的观念,诸如家族观念、宗法观念、帝王观念、臣民观念、男权观念等等。这在所谓“读经运动”、形形色色的“国学班”中表现得尤为显著。最近出现的“女德班”,就是一个典型事件。

   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个体性的观念,因为现今许多儒者还在鼓吹家族主义、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其实,个体性的观念并不是所谓“西方”强加给我们的,而是由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决定的。中国人正在“走向”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必然是与家族主义、集体主义等前现代主义格格不入的。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必然催生现代性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思想观念必然会导向现实的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谁也抗拒不了,问题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生活儒学就是要阐明这些观念是何以可能的,它们是如何成为现实、或将会如何成为现实的。

   这就需要一种彻底的、透彻的思想视域、思想方法。生活儒学意在揭示这种思想方法。这就是我常说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观念,决定了我们是如此这般的存在者。生活儒学的表达就是:“在生活并且去生活”。“在生活”是说,首先是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我们成为如此这般的主体;然后,这种特定的主体才能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即“去生活”。譬如个体性,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很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正在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

   所以,你说生活儒学就是“当下生活的儒学表达”,这是可以的。

  

   杨:既然生活儒学植根于当下生活,而且尤其是中国当下的生活方式,那么,这对您个人而言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您的生活经历与你提出这套思想有没有关系?

   黄:呵呵!你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经说出了答案。我有一篇文章,就涉及到了怎么去理解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孟子讲的“论世知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譬如,怎么理解我黄玉顺这个人?首先,你要读我的书;但这还不够,还需要了解我这个人;为此,就还需要了解我的生活际遇、我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我是1957年出生于成都的一个贫民窟中的。我自己也经常反省:这么一个贫民窟,怎么会出现了我黄玉顺这么一个人?呵呵,这当然不是说的什么“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也不是说的什么“舜之居深山之中,……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我只是一介书生而已。不过,我有自己的特定的个人生活际遇,而这种生活际遇的更大生活背景就是这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国人这三十多年的生活方式的激变,令人眼花缭乱,很难概括,诸多“模式”、“道路”、“共识”之类的概括都显得很浅薄。这让我想起《易传》的一个说法:“唯变所适”。颇有意思的是,西方哲学努力从变动不居的现象背后去寻找一个不变的本质、本体,而中国的周易哲学所找到的却是“神无方而易无体”的“变”本身。这种生活方式的激变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激变。不过,我从这种难以概括的激变中领悟到的,还是有某种确定性的,那就是“走向现代性”。这当然和我个人的生活际遇密切相关。所以,讲出这样一套“生活儒学”的黄玉顺这个人,他是从“当下生活”中生成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说得玄一点,生活儒学的建构是生活的一种“自己如此”,也就是汉语本义上的所谓“自然”。生活儒学其实是我的生活的一种自我诠释。这大概就是孔子讲的“为己之学”的意思吧。

  

   杨:呵呵!这确实有点玄。不管怎么说,您有自己的具体的生活际遇。比如说,您曾经去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蒙培元先生。您怎么看蒙先生对您思想上的影响?

   黄:不光是蒙先生。蒙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亲炙弟子。从体制上来讲,冯先生正式的学生只有两位,那就是他在文革前招收过两个研究生,其中之一就是蒙先生。我曾经提到过,我是继两位先生之后“接着讲”的。当然,作为我的博士导师,蒙先生对我的影响更直接。几天前我去拜望蒙先生,历数他当年对我的种种耳提面命,他夸我记性好,那些具体情境记得这么清楚,呵呵!蒙先生有很多思想创见,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是他的代表作《情感与理性》所提出的观点:“人是情感的存在”;“儒学是一种情感哲学”。所以,学者称他的思想为“情感儒学”。他打破了传统儒家形上学的“性→情”模式,回归了孔孟原典儒学的“情→性”观念。我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情感观念,而称之为“生活情感”。这也是我归宗儒家的缘由所在。

  

   杨:所以,种种因缘决定了您必然以“儒学”为标识,而不是以道家或者佛教,更不是以基督教来标识您的思想?

   黄:可以这么说。儒学是讲爱的情感,讲仁爱。我曾经说过:“只有爱能拯救我们。”有人曾质疑我这个说法:讲爱的不一定就是儒学啊,基督教也讲爱,佛教也讲慈悲,道家《老子》也讲“慈”。我说:只有儒学所讲的爱才是最本源的,即只有儒学才通过爱的观念来阐明一切,阐明万事万物何以可能。这也正是蒙先生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

  

   杨:看起来,您的生活儒学建构是有其必然性的:是因为您个人的生活际遇和生活领悟。是当下生活铸就了生活儒学。那么,儒学与生活的关系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生活不是为了儒学,而儒学是为了生活?

   黄:没错!我说过这样的话:“生活不是为儒学而存在的,儒学倒是为生活而存在的。”我这样说,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主要是针对现今的一些儒者:他们所想、所做的,不是如何“为人民服务”,而是高高在上地“教化”老百姓。有一些搞“儒教”的朋友,总喜欢摆出一副先知先觉的模样,教训别人。所以,我强调:生活不是为儒学服务的,儒学却是为生活服务的。这个观念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今天这个儒学“魂不附体”、“花果飘零”的时代,儒者应当首先考虑的是怎么为这个时代服务,“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怎么让人跟着你儒学走。必须要有这番思维方式的转换,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做生活儒学的研究,就是这么一种态度:不是为了儒学,而是为了生活。

  

   杨:是的。儒学必须为当下生活服务,必须直面时代问题。您最近几年正在做的“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工作,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吧?

黄:确实,重建中国正义论是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民族国家内部看,正义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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