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历史属于失败者

——读《历史的慰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0 次 更新时间:2015-10-20 11: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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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  

  

      杜君立先生在新书《历史的慰藉》中提出了一个观点:“历史是对失败者的一种慰藉”。失败者因其失败,而不能拥有现在及未来。尚有一笔的历史存在,或许是对失败者一种冥冥中的告慰,一种无声处的安慰,仅此而已。在阅读《历史的慰藉》一书的过程中,我强烈感觉到,历史何止只是一种对失败者的慰藉,甚至可以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失败者的历史。因为其失败,所以属于历史。

  

      《历史的慰藉》是一部随笔集,收录了作者有关于各种边缘史的随记、随感与随想。散文的笔法,史家的态度,文笔清晰,十分好读——除了这些纯粹文体性的表面优点之外,更值得读者阅读这部书的,还在于作者在行文中所构建的看待历史的态度。在全书十二篇文章中,作者分别记录了一些貌似“故事”很少、或者不算“热点”的地方史和边缘史:戏曲史、饥荒史、土匪史、盐政史、钱币史、茶叶史等等。与动辄“某某朝那些事”那样的鸡汤史学著作相比,这部《历史的慰藉》虽然形走于“冷”与“野”,但是却非常“正”与“实”,是一部非常耐看的史学随笔。

  

      作为写作者,杜君立有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一定要弄清楚他感兴趣的现状的来龙去脉。这个刨根究底的态度,使得读者会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作者本身的兴致之中。在《曲终人亦散》中,他理清某些传统元素消亡的必然性,解答历史选择的问题;在《民国十八年年馑》中,作者从自己童年时代的疑惑出发,追寻陕西关中地区的一次惨绝人寰的饥荒,追索历史灭绝的问题;在《权力的道德》中,就“以德治国”四个字,作者拿出历史谱系学的本领,追索“道德”在历史和权力语境下中变迁,让诸多“想当然”的做法变得令人疑窦丛生;在《微盐大义》一文中,作者又拿出春秋笔法,不著一字之褒贬,直陈中国盐政两千年,剖析权力游戏下的掠夺与盘剥,令人浮想联翩……总之,强烈的“带入感”,让读者既能阅史发兴亡之叹,更能阅世,对自身的处境有不由自主的体味与思考。

  

      在我们曾经古典的中国,一直有所谓的“春秋”传统,用历史来论证道德“经典”,所谓的经与史的互证。经指明生存的意义和品质要求,史提供论证的途径和正反的经验,经史如骨骼,支持中国这个复杂的共同体向前爬行而不一朝覆亡。

  

      难说杜君立不是受这样传统的影响,并且在新的历史状况下,意欲延续这一传统。一万年来谁著史?官家名为修史,实为顺治。让一切历史变成当代史,一切历史因果变成当代政治之说辞,是官方的强项。古代扮演这个“官方”操刀手角色的是翰林院,而今是学院,体量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功能和智能的进化。有史堪读,写史可信的,无非心中一腔热忱的读书人,像陈寅恪那样遗世独立、以人格为写作担保的良史家。故而,在全书的序言中,杜君立强调了类似司马迁公那样独立著史的重要性,官家贬之为“野史”,读者信之为“个人史”。

  

      《历史的慰藉》算是当代一部很认真的野史杂著,然而作者所持之态度丝毫不比经院史家态度,严谨、周全、以证据说话的态度一点不打折扣。写作边缘史需要的实证功夫,往往要比写中央史完备。是个人都会感叹千古兴亡多少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的史学大话套话,然而,弄清楚一个普通人在历史沉浮中怎样捱过来的,却是非常难与难得的事情。

  

      在与杜君立的交流中,他坦陈,并不太关心具体的人事,宫廷帝王将相全然不感兴趣,特别是计谋之类更不以为然,他更关心的是历史中的“现状”,人们怎么去京控上访,怎么度过“人相食”的饥荒,怎么在权力之下弯曲自己的膝盖,怎么为吃一口盐而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帝国……当把这些细致而微的存在故事讲得清晰、透彻,我们面对浩瀚历史的态度都会发生截然的变化。我们从何而来、为何而去,怎样就置身于这个希望与绝望交织、现实与魔幻交织、文明与野蛮交织的东方古老文明中。

  

      正如杜君立在序言中坦言的,历史本身对现实或许毫无意义,或许仅仅只是一种淡淡的慰藉。已有之事,曾经不断循环,难保说不有,失败之人事,或许注定失败了,也不值留恋。然而,就中国的“春秋”传统而言,我坚信其实也是无效,甚至是失败的。古人有说法,“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我真怀疑这是著史者给自己壮胆的。既然历史中不断有人大胆向未来放言“天子宁有种,兵强马壮者为之”,证明“无所谓”的态度远比王莽式的满腔投入来得更爽快。

  

      人们可以假借历史的名义做一点评判,但打不了人,也吃不了人。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冤冤相报无止尽,暴力渐渐战胜了“天道”,成为了历史主角。在一个强权为王、暴力横行的世界里,只有写史,才能在荒江野屋之中,悄声地问一声“正义何在”。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或许经历耻辱太多、灾难太多、悲剧太多——多了便不足为奇,也无以作为是非曲折的标准,或许,其本身就是历史一种演进的成本。“历史”一词能否做为一个全知全能全德的人格化主体,给一个民族以稳妥的善恶良邪指示呢?我们喜欢把内心的对立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倘若历史并没有这么一根“耻辱柱”,甚至人们只在乎眼前的胜败得失,并不真正在乎“耻辱”二字,我们又将如何相待?心安理得承认失败的事实么。在无法想象出更高、更终极性的存在的国度里,即便历史有那么一点点对人的约束力,那也是一种弱的行为规范,而不是一种强的精神自律。

  

      《历史的慰藉》志在为中国无数历史的失败者做一点点记录,失败的戏曲、失败的草民、失败的饥民、失败的土匪、失败的官吏、失败的经济、失败的道德与膝盖……作者原设计有书稿是成书的两倍之多,几乎收罗了整个中国历史的失败者,如果后继能得以出版,通读之下,我们一定会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许整个历史都是失败的,所有应该出现的失误都出现了,所有的问题被提出,答案却永远只能在风中飘荡。

  

      身为一个有相当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杜君立有一个基于传统的判断,就是历史存在着一种中国文化与鞑靼文化的消长,这有类于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谈论的“正邪”二气的消长一样。在他的想象当中,中国文化代表着礼法、文明、理性与秩序,代表农耕的节制与敬天爱人;鞑靼则代表游牧的野蛮,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对暴力的崇拜,狼群原则的本能等等。

  

      中国的鞑靼化,是作者最痛心、也是最最警惕的事。然而,历史的脉络何其之诡谲,从贵族般的中国到兽群般的鞑靼,历史的熵增非常鲜明,并且任何人都只能叹兴亡,不能挽狂澜。也因此,到了近代,几乎所有有识之士达成了一种共识,整部中国历史都是失败了的。这样的态度,在鲁迅这样的先生笔下,如标杆一样竖起。他号召不读中国书,不知中国史,结果,一群不知中国之既往的现代洋派公民,轻易地高看了“现代性”的强度,又一次被深谙古老暴力原则的人抓成了俘虏。那些古老的暴力原则,《历史的慰藉》中做了详尽的描述,有心的读者一读了然。

  

      读史书如观沧海,最后,我得进一步说明文前的强烈感觉——其实历史本身只属于失败者,因为现实属于成功者。恐龙失败了,它成为了历史,剑齿虎猛犸象失败了,其也成为历史,森林猿人失败了,它也是历史;迦太基帝国、罗马帝国和蒙古帝国都覆亡了,乃有各自的史记……只有中华帝国终结了,我们才对整体全部失败的帝王将相和宫廷权谋保持那么浓厚的兴致,才会把对他们亡魂的想象移诸到当代公权者身上——虽然两者就实情与法理上天差地远。

  

      对于失败者,历史不仅仅是一种慰藉,而是其主体与本体。因为有无数的失败者存在,才有历史存留的必要,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失败史。历史记录失败者的失败,倒并非为了证明现存者的成功,而是保存了我们走过的道路,也同时保存着冥冥之中无数的可能性:

  

      俄罗斯白蓝红三色旗升了又降,降了又升;犹太的约立了又毁,毁了又立;中国的孔庙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的历史貌似不断循环,实质不断前行。当我们满腔热忱地要“复兴一个伟大文明”和“光辉的历史”之前,一定要稍稍弄清楚“历史”究竟是什么、有什么、发生了什么、毁弃了什么。与此同时,我们更要倾听历史本身的意志:历史在终结,而现代性,则如滔天洪水那样在绵延。

  

  

  

   说明:本文同时发表于2015年10月18日《南方都市报》之《读书周刊》,及2015年第25期《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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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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