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汉经学史》书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35 次 更新时间:2021-02-03 2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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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 (进入专栏)  



在中国经学史上,汉代是最为独特,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就经学本身而言,汉代经学长久地塑造了中国经学的基本形态,自两晋至隋唐的义疏之学,以及有清一代的复兴汉学,皆围绕著汉代经学开展进行。就经学教化而言,自汉世立经学博士,确立经学在政教中的基本价值,奠定了中国文明的价值根基。因此,对汉代经学的理解,关繫著对整个经学史,也关繫著对整个中国文明的基本认识。

而汉代经学的研究,自民国之初现代学术兴起以来,时不乏书,代不乏人,且其进路可称异途,方法可谓多样,不待一一检讨。而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有汉一代经学之基本风貌,新出的程元敏先生大著《汉经学史》,可谓集大成者。


《汉经学史》为近八百页之大著,计分十卷。本书的最大特征,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学术史家的眼光,分科设段,巨细无遗地呈现有汉一代的经学流变过程。而为了将汉代经学史做全面的叙述,本书的叙述方式,是时代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从写法上讲,这种方式表现出程元敏先生对汉代经学的系统认识。

在经学史写作中,有两种方式比较常见,偶尔交叉使用。第一种是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的流变。最典型的著作,是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与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

皮锡瑞《经学历史》分十章,以孔子是“经学开闢时代”,战国时期为“经学流传时代”, 汉武帝之后为“经学昌明时代”,汉元、成至东汉为“经学极盛时代”,汉末之后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为“经学分立时代”,唐代之后乃“经学统一时代”,北宋庆曆之后为“经学变古时代”,宋之后,尤其是明为“经学积衰时代”,清代为“经学复盛时代”。 而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则将孔子之前至清代,分十二章,自“古之六经”、“孔子之六经”,至“两汉之经学”、“魏晋之经学”,乃至于“元明之经学”、“清之经学”,分别进行叙述。 皮锡瑞具有比较明确的今文经学立场,所以对各时代的经学大势,有整体的判断。马宗霍背后是古文经学立场,而在叙述中相对比较客观中立。这种以时代为纲,梳理经学史流变过程的写作方式,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一目了然,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基本脉络。而其不足,则是对跨时代的重要问题,缺乏专题式的集中分析。例如在皮著、马著经学史中,对谶纬、郑玄学术等方面,多流于介绍与表态,而缺乏深入的讨论。

第二种方式是以经书为纲,此以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为代表。刘师培《经学教科书》之序例,本云“前册首述源流,后册当诠大义”。 “前册”即《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其述经学史,孔子之后,分为两汉、三国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几段时期,分别叙述每一段时期的《易》、《书》、《诗》、《春秋》、《礼》、《论语》附《孝经》《孟子》。而甘鹏云的《经学源流考》则以《易》、《尚书》、《诗》、《礼》、《春秋》、《孝经》、《论语》、《孟子》、《四书》等书籍为纲领,每一书之下,叙述自周秦、两汉到清代的学术源流。 这种经学史写法,更像是经书文献史,这一写法使历代经书的代表作品及其思想、方法,皆一览无遗,但由于许多经师所注不止一经,导致这种写法重其书而略其人。又因为时代思潮往往与历史相结合,也导致这种写法重书籍而略思潮。

一代经学史的写作,与整体经学史的写作,道理完全相同。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总体上是以时代为纲领。而其特色,则是在以时代为纲的基础上,辅以专题,以达到纲举目张,查补缺漏,呈现完整的汉代经学史面貌。

在《汉经学史》中,表现“史”的性质的主线,是自汉初到献帝时期的经学发展。因此,本书的卷一“秦季汉初经学史”、卷贰“汉文帝、景帝两朝之经学”、卷叁“两汉之民间古文学”、卷肆“汉武帝朝之经学”、卷伍“汉昭帝、宣帝及元帝三朝之经学”、卷陆“汉成帝、哀帝、平帝三朝之经学”、卷捌“经学极盛时期——汉光武、明、章三朝之经学”、卷玖“经学衰微时期——汉和帝至献帝世之经学”,这些不同的阶段,构成了汉代经学史的时间轴。

但是,还有大量的经学问题,或跨不同时段,或逸出时代范围。凡两汉谶纬之学、经师说经掺入老庄之言等问题,既为经学史之大问题,又不为时代所限制,《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列为专题,以专门讨论其经学意涵与影响。

例如汉代的谶纬之学,对汉代经学与政治皆有根本性的影响。其兴盛在哀、平之间,并波及整个东汉时期,汉末经注,也大量援引谶纬之义以说经,甚至郑玄、王肃之争,也涉及到谶纬注经的有效性问题。如果将谶纬学分散在各个年代,则无法充分呈现其影响。《汉经学史》的处理方式,是将“汉代谶纬学”一卷列在卷柒,处东、西汉经学之间,所述内容,自西汉哀、平至东汉末年。这一结构安排非常合理。谶纬起源,岐说纷纷,钟肇鹏先生《谶纬论略》曾说:“关于谶纬的起源,历代以来,说法最为分歧。今条别之,可分十二类。” 其中,言谶纬起源最早者为刘师培,以为源于太古,最晚者为汉代张衡,以为源于西汉末年。而程元敏先生绕开各种岐说,不再纠葛于考证谶纬中哪些文句出自什麽年代,直接考察西汉末年谶纬兴起的政治土壤,以为“谶纬之学起于哀、平,盖因《赤精子之谶》而起也。” 因此,程先生认为:“从其极盛之转变关键时段言之,谓纬候起于哀、平,不必论为误。” 在《汉经学史》中,程先生将“汉代谶纬学”一卷置于两汉之间。这样,既凸显了谶纬学在汉代经学中的特别地位,又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章节顺序。谶纬之外,又有熹平石经、今古文经学之统合、今古文经说玄理化、荆州经学等问题,《汉经学史》皆开闢专题,重点讨论。

可以说,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正是以年代为纲,专题为辅的写作方式,是汉代经学史的整全图景得以充分展现。


有汉一代,经学由昌明而至极盛,及至魏晋,虽然思想主流转为玄学,但经学作为治国纲领的地位,从未改变。面对此数百年间的经学盛衰,如何提纲挈领,抓住主要思想脉络,是对经学史写作的最大考验,更是衡量一部经学史所达到高度的主要标准。

程元敏先生的《汉经学史》,在这方面提供了一种典范性的意义。在《汉经学史》中,基本的学术关怀是两汉的经学盛衰,而表现这种盛衰的主线,是今古文之争。本书把今古文之争的问题,贯穿到整个汉代经学史之中。

诚然,考察两汉经学史,今古文问题可谓最核心的问题。在《汉经学史》中,自西汉之初到东汉之末,程先生总结出今古文经学明暗五次重大争论。本书的第一卷从“秦季汉初经学史”开始,盖秦世焚灭《诗》、《书》,既是政治史的大事件,又是学术史的大事件。因此焚书坑儒,遂使中国学术有周秦之变。包括汉代的今古文之争,外在的原因,实可以溯源至秦政之焚书,正是焚书事件,使汉代今文家以传承孔子微言大义的思想形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汉代今古文经学第一次交锋,《汉经学史》定在汉武帝时期,由河间献王得书、立古文经博士所引发。程元敏先生备列河间献王得书、著书、立博士情况,并以为,汉武帝对河间献王言“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是“面质其将叛国,一若乡之吴楚反然”。 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盖自立五经博士之后,政治的基本价值确立,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实质上便是政治基本价值的争论,背后是对什麽是好的政治,什麽是好的生活的认识。而河间献王所献的古文《周官》、《左氏春秋》,其尊周公,与汉世尊孔子不同,其黜《公羊》,把《公羊》特有的“为汉製法”、“三统说”等关係汉代政教的根本性问题都消解殆尽。因此,汉武帝对河间献王的非难,实质上既是政治非难,也是学术非难。程元敏先生将之视为今古文经学的第一次暗争,并以为“是朝廷与王国争,官学与私学(民间)争”, 至为准确。

随著古文经典纷出,积累到了西汉末年,终于由刘歆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今古文之争。《汉经学史》认为,这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明争)”, 是也。这场争论从汉末延至新朝,主角人物是刘歆,书籍是《周官》与《左传》。马融《周官传序》云,《周官》一书,“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 班固据刘歆《七略》而作《汉书·艺文志》,录“《周官经》六篇”,并云“王莽时刘歆置博士”,是王莽、刘歆当政时,曾置《周官》博士也。荀悦《汉纪》云:“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又,《经典释文序录》云:“刘歆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 是刘歆之于《周官》贡献有五,一曰发现《周官》,二曰以《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迹,三曰以《周官》为礼经,四曰新莽朝置《周官》博士,五曰以《周官》教授弟子。此五点,奠定了《周官》性质的基本格局,并使其在东汉一朝大兴。而《左氏》之学,亦肇启于刘歆。《汉书·楚元王传》云:“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歆“引传文以解经”,是对校《左氏》故事与《春秋》经文,为《左氏》故事安排恰当的位置,使之成为对经文义理的具体解释。一旦开始将经文、故事结合在一起,《左氏》叙事之繁富,便可能为简洁的《春秋》经文提供巨大的解释空间。而简洁的经文,也成为故事的提纲挈领。这种“转相发明”,是以经、传互相解释,在这种互相解释中既发明经文义理,又发明传文义理。以《左氏》之事实,解《春秋》之经文,则经文成为事实的提纲,以《春秋》之经文,观《左氏》之事实,则事实成为经文的标准。在成文的经、传互相解释的过程中,解释者通过比较经、传,可以发明出一套全新的义理,由此,至于刘歆,《左氏》之学“章句义理备焉”。杜预《春秋序》云“刘子骏创通大义”, 正是言刘歆“引传文以解经,转向发明”之事也。刘歆之于《左氏》学,首次以经传互相解释,完全改变了《左氏》旧貌,也改变了《春秋》经旧貌。在《汉经学史》中,程元敏先生认为:“今古文相争,苟祗以区区文字殊异,决不致如此剧烈,且相互攻击,历数百千岁而不息也。揆两派所最争者为学说,学说又各渊源有自。” 其说是也。

刘歆之后,古文经学行于天下,《周官》与《左传》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中心议题。《汉经学史》列刘歆之后的今古文之争,即汉代第三次争议,是光武帝时期争立《左传》、费氏《易》,程先生所列史料翔实,辨析清晰。第四次是汉章帝时期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与西汉宣帝时期的石渠阁会议一样,大召经师讨论经义,皇帝称制临决。但与石渠阁会议不同在于,石渠阁会议皆为今文家,所平衡的是今文经学家法师法异说。而白虎观会议则有古文经师贾逵参与。按照经学史的一般理解,白虎观会议不能算是一次今古文争论。而程元敏先生认为,白虎观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古文经的兴盛,包括郑众“作《长义》十九条十七事,专论《公羊》之短,《左氏》之长”,后又有贾逵“作《长义》四十一条,云《公羊》理短,《左氏》理长”。 今古文之争,是白虎观会议召开的基本背景。而白虎观会议的参与人员,程先生在金德建《白虎观与议诸儒学派考》的基础上,列十七人,其中古文经二人,包括汉章帝本人与古文经学大师贾逵。 又,会议集论而成的《白虎通》一书,程先生认为“十三经除《左传》、《孟子》外,凡十一经皆有明引”, 但其中引《周官》只有七条。根据背景、参与人员、决议所引古文内容,《汉经学史》把白虎观会议视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然观东汉经学之形态,《白虎通》本身所述内容,似因五经十四博士虽有师承,而各自名家,遂致今文博士内部异说纷起,不得已乃由皇帝召集会议,称制临决,因此,《白虎通》无论爵、号、谥、祭祀、礼乐诸方面,皆为今文家说,偶有援引《周官》之文,皆无关此书义理制度之大体。

及至汉末,最后一次今古文争议,发生在许慎、何休、郑玄之间。对此,《汉经学史》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判断:“诸经门户之争,莫烈于《春秋传》,亦莫繁于《春秋传》。” 一部两汉经学史,实半部是《春秋》学史。汉末何休重解《公羊》,不用古文,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重新发明《公羊》之学。而郑玄博通群经,其《六艺论》平衡三传,云:“《左氏》善于礼,《公羊》善于谶,《穀梁》善于经。” 这是《春秋》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三传并尊的局面。唐代之后,《春秋》学舍传从经,择善而从,皆由郑君开其坛宇,导其先路。而对何休《春秋》三书,郑玄针锋相对,作《箴膏肓》,《发墨守》,《起废疾》。程元敏先生详考三书所述,以为郑君之作,“《春秋传》之外,别援《礼》、《周礼》、《仪礼》、《孟子》、纬书,故能义据通深,令强敌俯首至地。” 程先生之说,固然是因其立场所致,但郑玄确实推动了古文的发展,如《左传》孔疏云:“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穀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汉世经学经说既丰富,载藉又残缺,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此一代经学图景进行前面描述,确立全书的主要脉络极为重要。《汉经学史》一书通过今古文之争这一问题,树立了书写汉代经学史的主线,使汉代经学史的诸种问题,得到完整的呈现。


在经学史写作中,对经学问题的深入考察,是经学史的另一重要意义。《汉经学史》一书对大量经学问题,进行了甚为深刻的考察。

兹惟举一例明之。汉武帝“独尊儒术”问题,百年以来聚讼纷纷,对历史事实的考证既尚未曾确定,对此一事件的态度更加各持己见。在事实考证上,有以为武帝实未从董仲舒之议,没有独尊儒学者,有以为自汉至清皆以儒学为意识形态者。在态度上,有以独尊儒术乃思想专制者,有以独尊儒术不害思想自由者。然而,这一事件作为经学史的大事件,对理解汉代经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程元敏先生在《汉经学史》中,以前人之论为基础进行了澄清。

程元敏先生认为,汉武帝政策的实质,是要以“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以替代黄老之学作为治国价值的地位,程先生说:“欲政治统一,必先思想统一,如‘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则无以一统,故必须黜去百家邪辟之说。欲思想统一,必先学术统一,孔子之道、六艺之科者,最兴国保民切要之经典,故凡不在儒家六经、孔子之道,皆当绝去,然后法制确立,仕知所守,统纪一而民知所从矣。尊六经孔教,以之为学术思想主流,实当下国脉民命之所繫,而绝去诸子百家,并未摧毁诸子百家。” 程先生此论,不以今人的立场横加于古人,而对经学史採取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其思想内涵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首先,在《汉经学史》中,对汉武帝本身有一个判断:“武帝并非欲纯以儒治天下,故善公孙弘之治术而缘饰以儒,河间献王造次必以仁义,固非武帝所尚。” 也就是说,武帝本身并不是儒家,汉家政治也是继承秦制。但是,任何一种政治,必然要有其稳定的基本价值,当汉初黄老之治弊端日显,必须寻找新的思想价值,作为汉家政治的基础。

其次,“孔子之道、六艺之科”提供了这种新价值。事实上,六经与诸子之学不同,六经的内容,首先是先王之道的记载,《易》之八卦始于伏羲,《书》之《尧典》、《禹贡》为尧、禹之书,《诗》之《商颂》、《周颂》为殷、周之典,《礼》杂三代,虽然西汉今文经学强调孔子也有“一王之法”,但六经首先是汉人所要承接的古代文明正统。回归六经,不是回归某一个思想家在他的头脑中构想出来的一套思想价值,而是回归汉以前的古代文明大传统。而要特别说明“儒”家,只是因为儒家相比于其他诸子百家,更是这个文明大传统的诠释者。因此,董仲舒天人三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六艺之科”与“孔子之术”必须两分,而且顺序也不能改变。

再次,在《汉经学史》中,程先生也看到,所谓“独尊儒术”,最大的表现是罢黜诸子博士,专立五经博士,并置五经博士弟子员,程先生说,诏令五经博士可以招收弟子,“自兹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经学之士矣。” 也就是说,独尊儒术不是皇帝大臣学习儒家以仁义之道修身,也不是把儒家的制度搬到现实之中,而是造就一批能够掌握经学的思想价值,能够推动文教开展的公卿大夫。如果在这一意义上,对独尊儒术的理解,便与现代人一般理解的“独尊”有天壤之别。

最后,独尊儒术不是摧毁诸子百家。在《汉经学史》中专门提到,武帝之后,既罢黜诸子传记博士,立五经博士,又大力发展诸子之学,其表现,一是广收群书,《汉经学史》云:“至武帝朝,河间献王、淮南王得书最多,而天子(武帝)亦广开献书之路,设藏书之所,立写书之吏与夫主书之官,自武帝元光下至成帝河平,‘百年之间,书积如山’。” 又云,武帝收揽天下藏书,“五经之外,诸子传说皆收入中秘,足徵武帝未尝禁止百家讲肄著述,唯朝廷斥之不立于官学而已。亦即上从儒经,下止诸家百家书籍,兼收并蓄,务充实国家典藏而已。” 二是设专官整理群书。程先生认为,刘向、刘歆“主持校中央政府典藏群书,中以五经为最要典籍,旁及诸子百家及诗赋等文艺篇集,足徵朝廷宠重儒经,但未禁百家言,典藏其书。”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东汉老子、庄子之学皆有兴起之迹,程先生在《儒术独尊后之两汉经今古文学之消长与说经玄理化》一章中说:“汉武罢黜百家,百家未绝。嗜异之士,初则儒道兼理,虽然,彼道甚微,继而振跻庄老,令与姬孔亢轭,丕则混同儒道,寝假而挹彼注兹。” 这都是极为精确的观察。三是所谓独尊儒术之后,甚至在朝廷争论中,百家杂语也可以援引为据,最典型的是盐铁会议上,在《汉经学史》中写到:“夫武帝朝令儒术独尊,立官设学,百家仍许民间传习讲论,故昭帝朝议盐铁榷酤,文学得直引老子言于庙堂以与大夫辩,帝不以忤禁。罢黜百家,并未禁止百家言论。” 不惟西汉,东汉亦然,程先生观察到:“范升、李固廷对,相率称表五千文,翟酺疏谏,不遗《庄》《老》,而光武、安、冲三皇见之,不谓异端而加斥。” 从这些内容,都可以看到《汉经学史》在经学问题的考察上,极为深入周全。而前人也有相关研究可资印证,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曾说:“世谓汉武帝绌诸子,崇儒学,为束缚思想之主因。然古圣先哲思想之流传,实武帝之功。以功为罪,正与事实相反。观《艺文志》,即可知其说之不然……其民间之收藏秘府。恶得以董仲舒、卫绾之言,遽谓武帝,罢黜百家乎?……武帝以后,学者犹兼治诸子之学,使武帝时禁人攻习异端,则向、歆父子,何必校定诸书乎?” 柳氏之说,正与《汉经学史》互相发明也。


《汉经学史》一书的另一特征,是擅于爬梳、总结文献,并纠正经学史的一些偏见,使许多经学史上习焉不察的问题得到清晰的理解。在这方面,本书澄清的问题,不胜枚举,兹以汉初立博士为例。

关于博士制度,前人已有大量研究,专著之作,如胡秉虔著《汉西京博士考》、张金吾著《两汉五经博士考》、王国维著《汉魏博士考》、钱穆著《两汉博士家法考》等,而专门论文、经学史中相关篇章,也极为丰富。可以说,前人所述,几近巨细无遗。而《汉经学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五经博士”、“十四博士”之具体所立,制度演变,皆详加考证,描述了五经博士到十四博士的演变过程。

文、景之时立博士情况,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赵岐《孟子题辞》皆言孝文帝欲广游学之路,置经、传、诸子博士。而《汉经学史》考察汉文帝立学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文帝一朝所立经学博士,《尚书》博士一,《诗经》博士二,皆确切可靠者。” 而到了景帝,程先生云:“专经博士,计立《尚书》张生,《诗》《鲁诗》申公、《韩诗》韩婴、《齐诗》辕固生,《仪礼》高堂生,《春秋公羊传》,胡毋生与董仲舒,总得经书四部,学宗七家。” 而到了汉武帝时,罢黜诸子传记博士,而所增立者,程先生说:“武帝所增立淄川杨何字叔元《易》一经。” 《汉经学史》对文帝、景帝、武帝三朝的经学博士状况,都进行详细的考辨。

而在运用、总结材料上,《汉经学史》对材料的总结,可以成为进一步进行专题研究的基础。例如在叔孙通研究上,叔孙通所制朝仪、宗庙仪法,所作《汉礼器制度》,均早已亡佚,而《汉经学史》援引《史记•叔孙通传》、《汉书•魏相传》、《汉书•礼乐志》、《陈书•儒林传》,备列叔孙通之制礼,又引三礼郑注所引《汉礼器制度》之文,使叔孙通製作朝仪之事,得到最大程度的呈现。又如本书讨论汉世今古文经学“说经玄理化”问题,竟备列五十九家,始于武帝时期的曹羽,终于高诱,每一家皆介绍其经学成就,以及受老学、庄学影响情况。后来若要研究此一问题,此书可谓导夫先路也。

《汉经学史》一书煌煌近八百页,偶有引文失校,如引贾公彦《周礼注疏》之《序周礼废兴》,云:“时诸儒并出,并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 检诸本,皆作“共排”而非“并排”,故此句似应为“时诸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然此极细微之节也。

   总体言之,《汉经学史》一书体大思精,作为一部经学断代史,本书以年代为纲,以专题为辅,无论是对汉代经学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辨析,还是书中对大量史料深入精详的考察,都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宏阔壮丽的汉世经学史画卷。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五十三期(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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