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7 次 更新时间:2015-09-24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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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峰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彭慕兰、王国斌等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被引入国内,抛弃西方中心论、重新估算中国历史上经济总量也为学者所重视。①宋代由于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对宋代的经济总量进行估计。但是,当这些估算还在学界进行讨论时,其结论却因为传媒而在学术界之外迅速传播,并被不断加工、放大,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目前已出现“四分之一”论、②“二分之一”论,③更有所谓的占世界80%④的说法,宋代经济之辉煌,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由于这些说法基本无科学性可言,学术界向来未予置评。但考虑到它们经过一些媒体有欠慎重的广为传播,可能造成不应有的误解,以致严肃的学术研究被娱乐化,下文略作回应,通过回溯以上数据的理论背景及其产生方式,以揭开“宋代GDP神话”的神秘面纱。⑤


疏离:方法与资料


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现代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计算,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GDP核算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种计算方法,理论上三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应当一致。1968年联合国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SNA),GDP计算体系逐步推广到世界各国,中国于1992年采用国民账户体系统计GDP。

国与国的GDP要实现国际比较,通常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指标的概念定义、计算方法应一致;二是用同一货币单位来表示;三是用相同的价格来衡量,剔除各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⑥最初国际比较是采用汇率折算。如中国与美国进行GDP比较,就将人民币依汇率折算为美元进行比较。为了克服汇率波动影响,国际上又引入购买力平价(简称PPP),即选择合适的“一揽子”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将GDP按支出法分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四大类别,然后将每个大类再分成若干细类,通过复杂的计算比较形成GDP的购买力平价比率,换算一国的GDP。而为了展开国际横向比较,联合国、世界银行自1968年开始组织了一项名为国际比较项目(简称ICP),目的就是以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进行GDP规模和结构的国际比较。自1983年起,在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等人倡导下,荷兰格林根大学设立了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ComparisonofOutputandProductivity,简称ICOP),开展生产法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国与国比较,到统计GDP全球总量中各国占比,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GDP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是与现代官僚体制的国家对于理性管理的需要相联系,并且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产生的,特别是需要有统计和经济决策机构在现代化国家中的设立”。⑦显然,在今日的技术条件下,要确定一个国家的GDP和其GDP在世界的占比,也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组织大量规范的统计、相对统一的平价尺度,还需要通过极其复杂的计算体系,才能实现确定某一个国家GDP在当年国际经济总量所占比重的统计。即使具备了这样的技术和统计方法,以中国为例,其GDP的统计结果仍有诸多争议。⑧

自库兹涅茨规范GDP统计办法后,GDP就因其统计相对规范、系统和科学,引发包括中国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GDP方面的研究。刘大中、叶孔嘉、巫宝三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对中国1930年以后的GDP进行研究。⑨而前提是1933年刘大中主持了工业普查,该普查因其广泛性和准确性为中外学界所称道。⑩但是,由于对占GDP较大比重的农业没有规范的数据统计,刘大中与巫宝三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资料和估算方法,导致两人估算出的总GDP数据差异极大。(11)此外,张仲礼、(12)叶孔嘉、珀金斯、费维凯、罗斯基等的研究,曾对近代某些年份的中国GDP进行过估算,但是是否能得出逐年的估算仍有疑问。(13)

显然,无论是研究当代还是研究历史的GDP,相对规范、连续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合理统计或者估算的基础。但是,中国保留下的历史资料,有关经济、人口的各类数据并不符合现代GDP估算的要求,如人口在不同时期实际所指的或是成年男子,或是全部男性人口,而土地亩产不同时期和地区间差异也是极大的。即使是明清时期保留下的一些数据资料,具体研究中进行谨慎估计,应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统计,也有极大误差。(14)

唐宋时期统计数据的缺乏程度更甚于明清时期,但是却不妨碍一些学者做大胆的GDP估计,其代表就是安格斯·麦迪森。如前文所述,他是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倡导者。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估算了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均GDP是450美元(国际元,1990年美元)。(15)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必须提到麦迪森各类以GDP为名的估算常用的工具,即最低生存(subsistenceassumption),以此作为人均GDP的最低值。但是“依据1990年的币值,一磅小麦面包约0.7美元,那么麦迪森的40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1.6磅的白面包,大约1500大卡的热量,这是一个出奇低的收入”。假设一年工作300天,劳动人口是总人口的40%,薪金占国民收入的70%,“那么人均GDP为400美元的工人日薪相当于3.4磅面包,而在1440年的英格兰,一个农场工人的日薪相当于20磅的面包,是麦迪森估计的6倍。”(16)也就是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比最低生存线高了50美元,而这比英格兰的农场工人仍然低的离谱;至于为什么高了这50美元,他并没有解释。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1820年之前世界主要国家的GDP、人口等数据,主要来自他本人的“猜”,能得到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1500年以后西欧国家的资料,因此其统计的误差必然远大于对近代相关国家的GDP估算。(17)而在比较各国GDP时,欧洲地区的数据始于1820年,非洲地区数据则是1950年,而统计出口和劳动力收入却是采用以发达国家的基准年数据。经过他的比较,中国在1950年的人均GDP甚至低于公元1000年。而将GDP直接以国际元(1990年美元)折算更是受到学者批评。(18)

显然,当麦迪森面对缺乏最基本数据的历史时期,关于GDP核算的规范统计、GDP国际间比较复杂的统计都被轻率地抛弃了,以至于直到目前,他到底用了哪种GDP核算方法、具体运算方式为何,竟然没有明确结论。(19)


宋代GDP:如何可能


不难发现,有关宋代GDP的各类惊人估算,大都来自于麦迪森的相关研究。宋代之所以为麦迪森在内的研究者所关注,一个重要理由是宋代发生了所谓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这一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多个方面,并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

但是,这些足以产生社会结构性转变的革命可曾发生?李伯重教授对史料所载宋代亩产等数据研究后证明,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支持所谓农业革命的高达5-6石的亩产多系个别孤例,“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是一个“虚像”。(20)与之相似,所谓宋代的都市化革命的观点同样脆弱。包伟民教授在全面综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相关论著后指出,由于对“城市化”等现代概念的泛化,并以此描述宋代城市,完全丧失了原有概念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而文学化的城市人口描述与人口实态也有极大反差。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总人口的20%甚至30%,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21)

变革既未发生,麦迪森把960年后宋代人均GDP从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显然缺乏基础。当然,为什么提高的是150美元而不是200、300美元,这种计算是如何得出的,他照例秘而不宣。

事实是,宋代史料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在各类史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可以比照规范GDP核算的年度数据。从宋代人户口统计系统的目的来看,除了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外,其他都是为国家和地方官府课税、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劳动力依据,因此数据反映了何种人口计算方式引起了较多讨论,由此产生出“男女通计说”、“男口说”、“漏口说”、“析户说”与“户数虚增说”、“丁口说”等不同观点。(22)虽然学者研究发现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是统计全部人口,但是宋代赈济(赈灾)户口统计制度化始自乾道七年(1171)年,(23)此前尚未制度化。赈灾户口统计也有其弱点,由于不可能会同时发生波及全国的严重灾荒,自然见不到登记了全国人口的数据。(24)由此得出相对准确的宋代全国的人口数据非常困难。与此类似,相对准确地统计出宋代某个年份的全国性平均亩产、粮食价格等符合GDP统计要求的数据,同样无法做到。而自北宋至南宋灭亡,疆域变动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变动尚未考虑在内。

宋代相关资料的缺乏,不但无法进行GDP的统计,甚至进行估算亦无可能。既然无法科学合理地估算宋代的GDP,那么要统计出当时全球的GDP,进而算出宋代在其中的占比,岂非天方夜谭?这就是为什么麦迪森关于宋代GDP的估算,正如他自己所说,主要是靠猜。此外,关于宋代GDP为2280亿美元的说法,(25)因其推算的荒唐可笑,根本没有从学理层面讨论的必要。由此可见,当下频繁见诸媒体的各类宋代GDP的估算,从数据到方法,实际与“GDP”这一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有天壤之别。


宋代GDP估算:价值几何


GDP之所以为各类社会经济研究所重视,在于其数据依靠规范的统计和计算形成的统计体系。因此,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期望采用GDP统计,以避免既有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定性和描述为主的缺陷,并建立与西方比较的“客观中性的比较标准”,(26)已在近代经济研究中获得重要成果。

可是,以麦迪森为代表的宋代GDP论者,仅靠二手研究资料就“猜”出了一个远超世界其他地区的辉煌宋代,其所谓GDP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不过是用GDP包装起来的“想象”。这个包装起来的“想象”,缺乏扎实的考证和研究,与定性和描述的宋代经济研究成果相比,不但没有更为准确地展现宋代社会经济的状况,反而与史料所呈现的宋代社会经济状况相距甚远;不仅没有深化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反而带给人们极大误导,以致有人以为小康社会早在宋代就已出现!

令人意外的是,这个用GDP包装的宋代“想象”却得到了媒体的厚爱。因为各种原因和需要,这个“猜”出的历史数据,被轻信并传播。它看似简单,却有科学的外壳;它看似轻率,却有海外经济学家的美丽光环;更因为其耸人听闻,满足了人们对遥远时代的美好想象。

所谓宋代的GDP估算,不应仅仅因为有了这个包装就具备了“科学性”,更不能据此去推论得出其他一些更为惊人的论断。正如吴承明先生所强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其范围是有限的。在这个范围内,我主张要用它来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宜用它创立新的论点。”(27)

宋代GDP的神话背离了GDP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与既有宋代社会经济研究相去甚远,它所带来的喧嚣,必然为理性思考所取代。不过,国人为什么会对西方学者一些远离中国历史实际的猜想如此感兴趣,并广为传播,则值得我们深思。这是否类同于阿Q“祖上先前也阔过”的心理,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或许是国人对现今中国经济地位的某种不自信,转而从历史上去寻找荣耀。当然,这场关于宋代GDP神话的喧嚣,如果可以成为促进国人理性思维的一个反面教材,也许仍然可以显现它的某些意义。


注释:

①《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就GDP这一指标能否运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及如何运用GDP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史,联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召开了“中国经济史中GDP估算的资料来源与理论方法研讨会”,相关发言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4期。

②主要为安格斯·麦迪森的观点。

③大河报社主编:《厚重河南》第6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0页。

④袁腾飞:《两宋风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⑤有关宋代GDP说法的批评,已有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⑥余芳东、任若恩:《关于中国与OECD国家购买力平价比较研究结果及其评价》,《经济学》2005年第3期。

⑦杜恂诚、李晋:《中国经济史“GDP”研究之误区》,《学术月刊》2011年第10期。

⑧伍晓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和相关研究关于中国GDP水平和增长表现的不同估计及其含义》,文载岳希明、张曙光、许宪春编:《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

⑨吴承明:《中国GDP的故事》,《经济学家茶座》2002年第4期。

⑩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11)徐滇庆:《第二还是第六?——中国经济规模的底线》,《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12)张仲礼的估算是依靠1933年工业普查的推算,吴景平主编:《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3)刘佛丁、王玉茹:《关于中国近代国民收入研究的状况和展望》,《天津商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4)王哲、王玉茹:《购买力平价法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运用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中GDP估算笔谈之三》。

(15)麦迪逊著、吴晓鹰译:《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960-203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页。

(16)GregoryClark,BookReviews,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69(4),(Dec2009),1156-1161.

(17)GiovanniFederico,Theworldeconomy0-2000AD:Areviewarticle,EuropeanReviewofEconomicHistory,Vol.6,No.1(April2002).

(18)LeandroPradosdelaEscosura,InternationalComparisonsofRealProduct,1820-1990:AnAlternativeDataSet,ExplorationsinEconomicHistory,37,2000,1-41.

(19)刘逖:《前近代中国总量经济研究(1600-1840)》,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25页。

(20)李伯重:《“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21)包伟民:《唐宋城市研究学术史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22)吴松弟:《宋代户口调查统计制度研究述评》,包伟民主编:《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3)李华瑞:《抄劄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历史研究》2012年第6期。

(24)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赈济户口统计系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25)望江湖:《富甲天下的大宋王朝》,《商业文化》2008年第12期。

(26)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研究——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页。

(2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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