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峰:宋代“GDP”神话与历史想象的现实背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89 次 更新时间:2015-09-24 22: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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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峰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在全球经济总量占比的上升,使追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轨迹也日益成为研究热点。随着彭慕兰、王国斌等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著作被引入国内,抛弃西方中心论、重新估算中国历史上经济总量也为学者所重视。①宋代由于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对宋代的经济总量进行估计。但是,当这些估算还在学界进行讨论时,其结论却因为传媒而在学术界之外迅速传播,并被不断加工、放大,集中体现就是所谓“宋代GDP的全球占比”论,目前已出现“四分之一”论、②“二分之一”论,③更有所谓的占世界80%④的说法,宋代经济之辉煌,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

   由于这些说法基本无科学性可言,学术界向来未予置评。但考虑到它们经过一些媒体有欠慎重的广为传播,可能造成不应有的误解,以致严肃的学术研究被娱乐化,下文略作回应,通过回溯以上数据的理论背景及其产生方式,以揭开“宋代GDP神话”的神秘面纱。⑤

  

   疏离:方法与资料

  

   GDP,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是现代经济核算体系中的核心指标,是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国民经济活动总成果的计算,反映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GDP核算有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三种计算方法,理论上三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应当一致。1968年联合国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SNA),GDP计算体系逐步推广到世界各国,中国于1992年采用国民账户体系统计GDP。

   国与国的GDP要实现国际比较,通常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指标的概念定义、计算方法应一致;二是用同一货币单位来表示;三是用相同的价格来衡量,剔除各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⑥最初国际比较是采用汇率折算。如中国与美国进行GDP比较,就将人民币依汇率折算为美元进行比较。为了克服汇率波动影响,国际上又引入购买力平价(简称PPP),即选择合适的“一揽子”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将GDP按支出法分为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四大类别,然后将每个大类再分成若干细类,通过复杂的计算比较形成GDP的购买力平价比率,换算一国的GDP。而为了展开国际横向比较,联合国、世界银行自1968年开始组织了一项名为国际比较项目(简称ICP),目的就是以购买力平价为货币转换系数,进行GDP规模和结构的国际比较。自1983年起,在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等人倡导下,荷兰格林根大学设立了产出和生产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InternationalComparisonofOutputandProductivity,简称ICOP),开展生产法购买力平价的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国与国比较,到统计GDP全球总量中各国占比,其复杂性可见一斑。

   GDP作为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是与现代官僚体制的国家对于理性管理的需要相联系,并且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产生的,特别是需要有统计和经济决策机构在现代化国家中的设立”。⑦显然,在今日的技术条件下,要确定一个国家的GDP和其GDP在世界的占比,也需要依靠各级政府组织大量规范的统计、相对统一的平价尺度,还需要通过极其复杂的计算体系,才能实现确定某一个国家GDP在当年国际经济总量所占比重的统计。即使具备了这样的技术和统计方法,以中国为例,其GDP的统计结果仍有诸多争议。⑧

   自库兹涅茨规范GDP统计办法后,GDP就因其统计相对规范、系统和科学,引发包括中国学者将其应用到中国GDP方面的研究。刘大中、叶孔嘉、巫宝三在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对中国1930年以后的GDP进行研究。⑨而前提是1933年刘大中主持了工业普查,该普查因其广泛性和准确性为中外学界所称道。⑩但是,由于对占GDP较大比重的农业没有规范的数据统计,刘大中与巫宝三又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资料和估算方法,导致两人估算出的总GDP数据差异极大。(11)此外,张仲礼、(12)叶孔嘉、珀金斯、费维凯、罗斯基等的研究,曾对近代某些年份的中国GDP进行过估算,但是是否能得出逐年的估算仍有疑问。(13)

   显然,无论是研究当代还是研究历史的GDP,相对规范、连续的统计数据是进行合理统计或者估算的基础。但是,中国保留下的历史资料,有关经济、人口的各类数据并不符合现代GDP估算的要求,如人口在不同时期实际所指的或是成年男子,或是全部男性人口,而土地亩产不同时期和地区间差异也是极大的。即使是明清时期保留下的一些数据资料,具体研究中进行谨慎估计,应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统计,也有极大误差。(14)

   唐宋时期统计数据的缺乏程度更甚于明清时期,但是却不妨碍一些学者做大胆的GDP估计,其代表就是安格斯·麦迪森。如前文所述,他是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的倡导者。他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估算了中国的人均GDP,在公元元年至公元960年的近千年时间里,中国人均GDP是450美元(国际元,1990年美元)。(15)

   这一数据意味着什么呢?这就必须提到麦迪森各类以GDP为名的估算常用的工具,即最低生存(subsistenceassumption),以此作为人均GDP的最低值。但是“依据1990年的币值,一磅小麦面包约0.7美元,那么麦迪森的400美元相当于每人每天1.6磅的白面包,大约1500大卡的热量,这是一个出奇低的收入”。假设一年工作300天,劳动人口是总人口的40%,薪金占国民收入的70%,“那么人均GDP为400美元的工人日薪相当于3.4磅面包,而在1440年的英格兰,一个农场工人的日薪相当于20磅的面包,是麦迪森估计的6倍。”(16)也就是说,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时,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比最低生存线高了50美元,而这比英格兰的农场工人仍然低的离谱;至于为什么高了这50美元,他并没有解释。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对1820年之前世界主要国家的GDP、人口等数据,主要来自他本人的“猜”,能得到的统计数据主要来自1500年以后西欧国家的资料,因此其统计的误差必然远大于对近代相关国家的GDP估算。(17)而在比较各国GDP时,欧洲地区的数据始于1820年,非洲地区数据则是1950年,而统计出口和劳动力收入却是采用以发达国家的基准年数据。经过他的比较,中国在1950年的人均GDP甚至低于公元1000年。而将GDP直接以国际元(1990年美元)折算更是受到学者批评。(18)

   显然,当麦迪森面对缺乏最基本数据的历史时期,关于GDP核算的规范统计、GDP国际间比较复杂的统计都被轻率地抛弃了,以至于直到目前,他到底用了哪种GDP核算方法、具体运算方式为何,竟然没有明确结论。(19)

  

   宋代GDP:如何可能

  

   不难发现,有关宋代GDP的各类惊人估算,大都来自于麦迪森的相关研究。宋代之所以为麦迪森在内的研究者所关注,一个重要理由是宋代发生了所谓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这一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等多个方面,并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

   但是,这些足以产生社会结构性转变的革命可曾发生?李伯重教授对史料所载宋代亩产等数据研究后证明,南宋江南平均亩产量应仅为1石左右,支持所谓农业革命的高达5-6石的亩产多系个别孤例,“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是一个“虚像”。(20)与之相似,所谓宋代的都市化革命的观点同样脆弱。包伟民教授在全面综述宋代城市研究的相关论著后指出,由于对“城市化”等现代概念的泛化,并以此描述宋代城市,完全丧失了原有概念的特指性与明确的历史规定性。而文学化的城市人口描述与人口实态也有极大反差。例如南宋镇江府,时人诗文称其“铁瓮城中十万家,哀弦促管竞繁华”,实际人口仅在一两万户之间。如果宋代城市人口的确达到了占总人口的20%甚至30%,当时的农业生产是否有能力供应足够的商品粮,包括生产与运输?(21)

   变革既未发生,麦迪森把960年后宋代人均GDP从450美元提高到600美元显然缺乏基础。当然,为什么提高的是150美元而不是200、300美元,这种计算是如何得出的,他照例秘而不宣。

   事实是,宋代史料虽然汗牛充栋,但是在各类史料中却几乎找不到可以比照规范GDP核算的年度数据。从宋代人户口统计系统的目的来看,除了赈灾户口统计系统外,其他都是为国家和地方官府课税、科差、治安、征役等提供劳动力依据,因此数据反映了何种人口计算方式引起了较多讨论,由此产生出“男女通计说”、“男口说”、“漏口说”、“析户说”与“户数虚增说”、“丁口说”等不同观点。(22)虽然学者研究发现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是统计全部人口,但是宋代赈济(赈灾)户口统计制度化始自乾道七年(1171)年,(23)此前尚未制度化。赈灾户口统计也有其弱点,由于不可能会同时发生波及全国的严重灾荒,自然见不到登记了全国人口的数据。(24)由此得出相对准确的宋代全国的人口数据非常困难。与此类似,相对准确地统计出宋代某个年份的全国性平均亩产、粮食价格等符合GDP统计要求的数据,同样无法做到。而自北宋至南宋灭亡,疆域变动和由此带来的人口变动尚未考虑在内。

宋代相关资料的缺乏,不但无法进行GDP的统计,甚至进行估算亦无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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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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