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栗:导演李杨的中国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5-09-18 12: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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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栗  

   究竟是谁在定义“爱国者”?导演李杨的电影中,无论是矿工杀人的《盲井》,还是拐卖妇女的《盲山》,他批判的始终是民众单薄的法律意识、看客的冷漠与制度的缺失,镜头聚焦的始终是中国社会最现实与最丑陋的画面。从文革中的“狗崽子”,变成留洋海外的浪子,李杨发现无论如何都割舍不掉内心对故土的认同:“如果我连这个都推翻了,那我究竟是谁?”

  

   那还是1989年,他还不是中国最知名的“地下电影”导演,甚至平生里第一次在考虑该不该回国。

   11月9日下午6点57分,东德政府宣布即时开启边境。接下来几周里,数以万计的西德人涌进边境线,带来大小各式的工具,他们要亲手凿穿这堵禁锢之墙。

   “电视上看到新闻,第二天我就去了。”李杨用手比划了大约三十公分的长度,“买了这么大一个榔头,好多商店都卖脱销。”他将所有的惶恐和愤怒倾注在榔头和凿头的敲击之中,“砸墙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交响曲一样。”

   在物资匮乏的东德,人们连香蕉都很难吃上。柏林墙开放后,李杨亲眼看见东柏林人因为吃得太猛而噎住,一边流泪,一边干呕。“我的心里就生出一种悲哀来,同样都是德国人啊。”

   但对他来说,砸墙并不仅仅是出于对同情。榔头砸向柏林墙的每一瞬,他心里都很清楚,“不仅仅是砸向德国”,在他心里,永远是希望自己的故土能变成一个更为“正常”的社会。

   2001年,在德国整整14年的李杨回到自己口中的“祖国”。他始终放不下故土的人与事,决定将手中的榔头,换成摄像机,用影像来呈现真实的中国故事。

   两年后,李杨44岁,电影处女作《盲井》问世。影片讲述了两位民工将打工者诱骗下井、然后将其杀害,并制造事故假象从而向矿主索赔的故事。影片最后,在密谋杀害一个打工男孩时,其中一个民工良心发现而自相残杀。 

   此片一举拿下当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艺术贡献银熊奖,却因为未按官方程序申报,而在国内遭到禁播。

   即便如此,这部片子也以各种方式在国内流传。李杨曾告诉《南方周末》的记者,他有一次在陕南某小县城拍戏,一家音像店老板说自己曾卖了上千张的《盲井》。李杨预计国内的盗版总销量有100万以上:“所以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一分钱没拿到,爱的是群众基础打下了。”

   等到2007年,他的第二部电影《盲山》成功在国内上映。被拐卖到偏远山村的女大学生白雪梅,在试图逃出大山的过程中,历经囚禁、强奸和毒打。影片的结局有两个版本,国内公映版中,白雪梅被父亲和警察解救,但却不得不与自己的孩子永别;而海外版的结局里,警察面对村民的集体阻拦无能为力,走投无路的雪梅最终拿起菜刀砍向了自己痛恨的“丈夫”。手起,刀落,影片结束。

   在异国重塑自我

   1987年,28岁的李杨决定自费赴西德留学。

   他是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去,以至于连机票都是东拼西凑借来,身上也仅有400美金。但当他真正站到西柏林的土地上时,却发现难以适应。

   “我们刚到德国的时候,几次去找过大使馆,希望他们管管我们。”李杨习惯了国内“连起名字都要管”的生活,发现自己像是刚从监狱里释放一样,“自己一个人没着没落,真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惶恐”。 

   大学生活也是一样,习惯了填鸭式的按部就班,他连在德国的课程报名、如何安排在不同城区的交通都一头雾水。

   在科隆电影学院,李杨找到老师抗议,不满一位同学在课堂上发言太长、占用过多时间。老师则回复他说不要局限在师长的讲义,鼓励他要更多地思考。李杨总觉得同学的答案和老师不一样,但最后的得分却总是比自己高。他就琢磨为什么,慢慢才知道德国教育鼓励学生自己的创造性,而不是叫他服从权威。

   李杨努力融入这样的生活,他接连两次转校,寻求最合适自己的课程;业余时间,还会参加民间研读会,作为毛泽东思想发源地的代表,与德国左翼进行辩论。

   德国的教育体系,就像是柏林墙上的第一道裂缝,从这里开始推翻李杨过去的认知。

   1959年,李杨出生在西安的一个文化家庭。父亲李诗熔出生名门,曾是国家话剧团的演员;母亲则是童星,是参加过抗战的文艺兵。 

   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和革命出身的母亲,给儿时的李杨带来了优渥的成长环境,自小就穿西服、打领带,上城里最好的保育院。

   这种生活在李杨小学一年级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7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西安。父亲因酒后失言被朋友出卖,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于1972年去世。母亲虽然因为革命背景幸免于批斗,但因为不愿和父亲离婚,被降级降职降薪。尚且年幼的李杨来不及质疑革命的逻辑,就被迅速卷入了漩涡,变成了同学们口中的“狗崽子”。

   “原来那种骄傲和自豪一下就没了。”因为担心惹事给父母带来麻烦,以前遭人欺负就会还手的李杨变得不敢反抗。而另一方面,为了当上红小兵,他天天最早到学校,抢着扫地擦黑板,学雷锋做好事,试图证明自己是“能够被教育好的子女”。

   年幼的他,没有能力判断是非,反而真诚地相信阶级斗争、相信领袖的口号,也相信知识分子出生的父亲生来有罪。他羞于让别人知道自己来自于一个文化家庭,最怕填写家庭成分:“以前我都会写‘知识分子’,后来只敢小心翼翼地写‘地主’。”

   少年时代的文革经历,给李杨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不能反抗、不去质疑、唯上是从。 

   但到了德国,一切都变了。李杨曾亲眼见到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坐在美术馆门前痛哭。“以前他们都是照着中国的仿制品去模仿,一看真画完全不同,就傻了。”过去他们认为,自己所受到的教育的是对的,不会抱有任何质疑的态度,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还觉得思考和质疑是一件很累、很痛苦、甚至还有可能会惹祸上身的事情。“但跑到德国之后,突然发现,我们一直认为是对的东西,全是骗人的。”

   28岁出国,要在异国他乡推翻自己的过去、重建自己的世界观,文化的冲突、价值的冲突、自我认同的冲突,使得李杨的内心无比郁结。

   柏林墙倒的前半年,李杨在东德电视台找到了一份演员的兼职,饰演一个被西德政府收买、但最后被东德警察擒获的泰国毒品贩子。因为持有中国护照,住在西柏林的李杨得以自由地往来于柏林墙两侧拍戏,也因此亲眼见证了一墙之隔的社会差异。

   每次从社会主义返回资本主义,李杨都会受到东柏林警察的严格盘查。警察用棍棒狠狠敲打车后座,用镜子反射车底,生怕他私藏一个东德潜逃者。

   东德人生活在没有尽头的恐惧中,而回到西柏林之后,人们却可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哪怕是乞丐和流浪汉,都穿着体面。人们生活状态的天壤之别,让李杨对哪种社会状态更好有了清晰的判断,在西柏林,看不到宣传口号,但人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我只能回到中国拍电影”

   异国所见,总能让李杨回想起故土。“一个人漂泊在异国他乡,就像是一座孤岛。中国是我的根。人离开祖国、踏上异乡的那一瞬间,所有的思维都会变成一种下意识的比较。”这种比较,在很多时候都会给李杨带来心理上的落差。  这种落差在柏林墙倒塌那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他30岁,是他留德14年中唯一一段不想回国的岁月。支撑着他不至崩溃的,是情感上那一丝斩不断的对“祖国”的认同。

   这种微妙的情感是浪子身上的终身烙印。“我在想,如果我连这个都推翻了,那我究竟是谁?”

   无论身在何方,无论恨有多深,这群漂泊海外的华人难以割舍的都是国族之情。几年后,李杨和好友北岛、李陀在纽约相逢,他们一起去唱歌,不约而同唱起的都是《东方红》一类的革命老歌。

   “从我生下来的那一刻起,生命中的一部分就是和中国血肉相连,分不开的。国外的朋友劝我不要回国,我和他们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跑不掉的,拿什么护照都没有用。”

   2001年,42岁的李杨带着筹来的300万资金,没有选择投资,而是回国拍摄《盲井》。

   在李杨的电影里,民众淡薄的法律意识、执法者的不作为、看客的冷漠,都成为了他批判的对象。

   他自己也是“盲”的主角。刚回国时,一次在北京三环辅路上,李杨过人行道时被强行右转的车辆撞到。还没来得及要求对方道歉,司机就抢先责怪他没有看车。“海归”李杨干脆堵住了车道,又进而堵住了整个三环出口,坚持对方道歉。  

   协商无果后李杨报警叫来警察,要求一定要给司机开罚单,否则就要向上投诉。时隔十多年,李杨仍然坚信自己的选择:“我为什么要这么轴,因为我回国后发现没有公理,当时警察、周围的人全都觉得是我错了。”甚至连家人都不理解他为何一定要“惹是生非”。

   “常识变成非常识,坚持正义在这个国家变成一件非常难的事。慢慢的我们也会麻木,会同流合污。”李杨解释说。

   盲=亡目

   李杨理解,每个人在自己的行业里去帮助中国社会朝着正常的方向转变,就是一种推动。电影导演能做的就是通过电影来关注社会问题,引起人们的反思。

   为了拍好《盲井》,他从北京火车站出发,坐慢车,一站停一站下。从河北到内蒙古再到宁夏,接着回到陕西,之后又转道河南,每到一站就下车去小煤窑探访。而电影中每一个戏剧化的故事,都是由真实的案例在背后支撑。

   有一次摄影组出井才两小时,井下就发生塌方,两死四伤。现实结局与影片中的情节如出一辙:矿工家属同意与矿主私了,他们拿了三万块的赔偿,迅速消失。

   而他的镜头也一直对准的是社会底层。“开始也许是某个故事打动了我,但当我慢慢地了解了这些人的生活背景之后,就是这些人在打动我。越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我越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我有责任要把这些故事拍出来,不拍不行。”

   李杨对底层故事并不陌生。文革期间,父母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李杨受到冲击,曾让他寄宿在姨妈家中。偶尔家里没饭,邻居也会主动款待,哪怕只是粗茶淡饭,但对当时的李杨来说已经足够温暖。

   中学之后,学工学农。他在工厂做过钳工,在泾阳县当过农民,因此现在他挑西瓜格外厉害,因为“自己种过”。而拍《盲山》时,演员打豆荚都是李杨亲自教的戏。又有一次,下雪天剧组抄小路从麦田穿过,有农民看到麦子被压了,就拦着李杨想要赔偿。

   “我说,什么?麦子踩坏了给你钱?我告诉你,你得给我钱,麦子在灌浆之前被压过了收成才好呢,这叫压麦苗。你知道吗,我就是农民!”李杨回忆。 

   从2001年到2015年,十四年的时间,加上刚刚送审的新片,李杨一共只拍了三部电影。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里,镜头始终对焦在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严重缺位的法律意识,人如草芥的生存状况,李杨给自己的电影命名为“盲系列”:“盲和瞎不一样,瞎是生理上的疾病,但盲是一种视而不见,一种道德上的失明。”  

   制度的“盲”,人心的“盲”,何尝不是另一堵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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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网易《大国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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