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民法典的中国故事与中国法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4 次 更新时间:2020-09-12 23: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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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 (进入专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标志性重大成果,是中华法治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填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空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民法典”称谓的民事法律,开辟了中国民事法制新纪元。民法典的编纂和实施,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增进人民福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象、增强中华民族法治强国自信,都具有重大意义。我国民法典因其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人民意愿、保障民事权利、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体例科学严谨,受到法学法律界专业上的高度认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探讨中国民法典之于中华民族和法治文明的内在价值,意在彰显新时代这场非凡的立法实践值得回味的历史韵味和熠熠生辉的法理精神。

  

   一、民法典的中国故事

   民法典的诞生,不仅是新中国法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有把民法典置于中华民族的历史镜像中,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我们才能深刻领会这部法典的非凡意义。近代以来,编纂民法典是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法治现代化梦想。这个“法典梦”始于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那时,在变法图强历史潮流的推动下,由沈家本等人主持的修订法律馆自1907年起正式着手起草《大清民律草案》,并聘请日本的学者型法官松冈义正负责总则、债权、物权等编的拟稿。《大清民律草案》于1911年11月基本完成。但是,两个月后,清王朝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这部民律草案未来得及颁布和实施就夭折了。

   中华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修订法律馆对《大清民律草案》进行增删修改,于1926年形成了民国《民律草案》(亦被称为“第二次民律草案”),但其并不具有正式的法律效力。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两部民律草案虽未颁布实施,停留于“草案”阶段,但考察北洋政府时期的民事司法实践可以发现,两部草案是被作为“法理”适用的,也就是被作为间接法律渊源而被援用,即被作为裁判理由,而不是被作为裁判依据。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其立法院于1929年1月设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以《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为基础,采取分编修订、分编审议通过、分编公布实施的方式,进行民事立法。1929年1月至1930年12月,历经两年,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等各编先后审议通过并公布实施,史称“中华民国民法”。民国民法仅仅在国统区实施了不足20年,就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而被废除。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或编纂一部真正姓“民”、属于中国人民、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是人民的期盼,是几代领导人、立法工作者、法学专家的夙愿。我国曾于1954年至1957年、1962年至1964年,两次着手制定民法,并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但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以及错误思潮的干扰,未能取得实际成果。当然,尽管该草案没有经过法定程序成为法律,但它所拟定的一些法律原则和规则转化为党的司法政策,指引着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并被作为法学教育的重要参考。1979年,我国第三次启动民法典制定工作。由于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制定一部完整民法典的条件尚不具备,当时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立法工作的彭真同志、习仲勋同志等深入研究后,决定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先制定民事单行法律。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我国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先后制定和实施。2001年,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启动制定带有法典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12月进行了一次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讨论和研究,决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推进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2003年以来,全国人大又陆续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经过长期努力,我国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积累了丰富的民事司法实践经验,民事法律服务取得显著进步,民法理论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全社会民事法治观念普遍增强,这就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民意基础。编纂民法典的时机越来越成熟,可谓“水到渠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把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作出了“编纂民法典”的重大部署。紧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编纂民法典纳入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确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重点项目,积极持续推进民法典编纂工作。为充分保证民法典的立法质量,编纂工作采取“两步走”的模式:第一步是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已有的民事单行法律。2017年3月15日,《民法总则》由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

   《民法总则》“既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社会生活中纷繁复杂的问题,又尊重立法规律,讲法理、讲体系”。讲法理,就是注重民事权利、义务和责任配置的“正当性”“合理性”,反映民法的精神实质、核心价值、制度美德等;讲体系,就是讲民法典内容的完备性、逻辑的严谨性、技术的科学性等。在这一思路下,《民法总则》确立了民法典的立法目的和依据,明确了民法典的核心原理和法理,定义了民法典通用的基本概念,规定了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例如,《民法总则》第2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3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第4条规定:“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第5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第6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第8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第9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第10条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等等。这些规定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坚实的法律、法治和法理基础。自2018年8月27日起,民法典各分编草案陆续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编纂工作历时五年多,充分吸收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事法制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充分反映了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贡献,充分彰显了我国成熟的立法技术和卓越的立法品质。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以2879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高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是目前为止我国体量最大的一部基础性法律,包括总则编和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6个分编,以及附则,总计1260条,10多万字。从此,我们有了一部理念先进、内容丰富、概念清晰、体例科学、结构严谨的民法典,一部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维护人民权益、安民利民序民的民法典。中国人民的“法典梦”终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成为现实。

  

   二、中国民法典是人类法律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法典”。这是对中国民法典的实践基础、历史根基、文明境界、法理意涵的深刻揭示,也是对中国民法典的科学定位和价值定性。当我们透过人类法律制度文明史的广角镜去观察中国民法典时,便会发现它独特的创造性和显著的优越性,使我们更加坚信,我国民法典是人类法律制度文明史上的又一伟大创造。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是中国民法典的源头活水

   实践是最深厚的民法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局部地区就制定并实施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相继制定并实施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重要法律和有关户籍、工商业、合作社、城市房屋、合同等方面的一批法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制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制定了《民法通则》,先后制定及修改了一大批民事单行法律,包括《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这些民事法律制定和实施的丰富实践,恰似“源头活水”,为民法典编纂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不断注入活力。我国民法典是对革命、建设、改革各时期民事立法成就和民事司法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的系统整合,是我们党领导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结晶。

   (二)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是中国民法典的历史根基

历史是最好的民法宝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在中华民族优秀法律文化中,在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之中,有许多超越时空、普遍有益、饱含精华的概念,如“礼、义、仁、智、信”“正名”“保民”“经权”“义理”“天理”“法理”“事理”“条理”“公平”“道义”“道法”“德治”“法治”等;有许多理义深邃、逻辑严谨、蕴含美德的原理,如“以民为本”“社会和合”“礼法互补”“德法共治”“以法为教”“弘风阐化”“惩恶扬善”“物有其主”“法约而易行”“法正民安”“公序良俗”“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等;还有许多体现法治文明的法理命题和经典论述,如“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治之端也。”“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尚贤者,政之本也”。“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法者,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德礼为政教之本。”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法律家和思想家们不仅着眼于立法、审判这样的法律操作问题,更着眼于整个文明秩序的建构,也就是说,在法治问题上,“道”重于“术”,“理”先于“制”。中华法系在世界法系中之所以独树一帜,某种程度上正在于其鲜明的制度美德和法理风格。我国民法典坚持对中华优秀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承了中华法系的独特优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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