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让人眼前一亮的《摆脱贫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8 次 更新时间:2015-09-01 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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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 (进入专栏)  

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无论是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还是从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两方面说,都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始终同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

我赞赏“滴水穿石”的精神,赞赏默默奉献的精神,提倡干部埋头苦干,着眼于长期的、为人铺垫的工作。因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要有量变的积累。比如闽东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形成的,改变闽东的落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有一股韧劲。

增强为人民服务的党性观念,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许多干部下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地方去,亲身体验到群众的疾苦,思想感触很大,回来后都说忧患感增强了,责任感增强了。

——(以上内容摘自《摆脱贫困》)


《摆脱贫困》是装帧一般的老书。具体地说,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的老书。然而就是这本老书,吸引了我的眼球,让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让我动笔要写这篇读后感。

让我眼前一亮的,是这本书的作者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当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的研究来说,习近平的《摆脱贫困》和他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写下的232篇短评一样,是我们重要的研究素材。

早几年,浙江的同志告诉我,《浙江日报》头版“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的时政性短评,作者“哲欣”是他们的省委老书记习近平,心头曾经为此一震。我记得毛泽东曾经要求党的领导亲自动笔写报告、写社论。因为领导干部写文章,可以养成在实践中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好学风、好作风,确实应该提倡。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和楷模。大家都说,习近平是一个有思想见解又勤于笔耕的领导干部,这在我们党内并不多。他在“之江新语”的一篇短评中,还讲到领导干部“要时刻反躬自省,就像古人讲的‘吾日三省吾身’,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洁身自好,存正祛邪,注重修身养德,增强防腐拒变的‘免疫力’。”领导干部就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和工作中遇到的难题,通过写文章写出自己的思考,也可以说是“吾日三省吾身”的一种做法。

从《摆脱贫困》的“跋”中,我们知道,这本书收集的29篇文章,是习近平在福建省任宁德地委书记的时候写的一些文章。宁德在福建属于闽东地区,是一个贫困地区。从习近平的简历中,我们知道他在宁德工作的时间是1988年到1990年。他在“跋”中说:“我在闽东地区工作了两年,虽也与闽东全体干部、群众一起,付诸相当努力,然而我心难安。”让他“难安”的是,虽然在他离开闽东到福州任职时,闽东已经脱离贫困线,但他深知“相距于我们的理想,相距于我们的目标,相距于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脱离贫困线’只能说是起步”。特别是,由于在那里任职时间较短,“我在闽东的改革开放之志未酬,‘欠账’之感常系于心,难以释怀。”因此,他说这本书把自己在闽东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公之于世,“多少是有一点还账的意思”。而对于我们来说,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和研究习近平当时的所思所想,由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表现。

让我眼前又一亮的,是这本书的文风

福建省老书记项南告诉我们:“近平同志和他的‘一班人’,在宁德近两年的工作中,带头‘四下基层’,对宁德的特点和历史,作了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思考,所以提出的设想,比较切合实际。一扫时下那种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的弊病。”我相信,任何人只要打开《摆脱贫困》,就会被这本书的文风所吸引。

朴实无华,没有八股说教的套话。这是《摆脱贫困》的一大特色。我们知道,世纪之交,形式主义悄然成风,以至于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他还说:“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而在《摆脱贫困》中,邓小平批评的这些问题一概没有。有的是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贴近现实生活的道理和分析。比如书中开卷之作是作者在闽东上任后经过一个月时间的调查研究写成的,题目是《弱鸟如何先飞》。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把贫困的闽东比作“弱鸟”,然后把思绪集中到:在“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发展商品经济的态势下,闽东这只“弱鸟”可否先飞,如何先飞?然后讲了三个问题:“先飞”的意识;“飞洋过海的艺术”;怎样丰满羽翼。最后归结到“鸿鹄之志”。这样的思考,这样的文风,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学风。

充满智慧,没有平淡平庸的官话。在许多人看来,求实就等于罗列现象,平实就是讲大白话,甚至讲那些没有文采的官话。但是习近平的著作不是这样,《摆脱贫困》是务实的,求实的,但又是充满思想的,甚至是充满睿智的。1988年9月写的《提倡经济大合唱》,这篇文章并不长,只有五个自然段,强调发展经济既要有主旋律,又要讲协调,讲配合。但是文章没有以教师爷的口吻讲那些让人听了一百遍已经不想再听的大道理和官话,而是从年轻人都喜欢的怎么唱歌、怎么大合唱讲起,讲主旋律的重要性,讲协调和配合的必要性。这些文章,让人读了还想读。又比如他1990年1月写的《闽东之光》是一篇关于文化建设的随想。他说:“什么是闽东之光呢?我想,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引文引到这里,也许有些人还不以为然,但紧接着习近平的话让人拍案叫绝,他说:“有句成语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很有讽刺的味道。其实,如果王婆的瓜确实是好的,有它的特色,为什么不能自卖自夸呢?这也是一种自尊心、自信心的表现。我们也不妨做做王婆。要当好王婆也不容易,首先要对自己手里的货色有充分的了解,才能介绍得好,才能鼓舞人心。闽东人首先要知我闽东。不知我闽东,如何能爱我闽东?!我们可以从文化建设的角度,让人们好好认识一下闽东的闪光点。”这样的话,已经超越知识层面。

鞭辟入里,没有矫揉造作的空话。听烦了套话、官话,于是就提倡要改进文风,怎么改进呢?就拼凑那些貌似有文采的“四六句”,甚至花里胡哨的堆砌煽情的形容词。这样的文章,表面上很好看,但只有矫揉造作,而没有分析,没有思想,也就没有真正的感染力,更不会有生命力。习近平的著作不是这样,《摆脱贫困》的许多文章并不长,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比如1988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上发表的访谈《把握住新的机遇》中,他提出“要淡化‘贫困县意识’”。他说:“不能因为定为贫困县、贫困地区,就习惯于讲我们县如何贫困,久而久之,见人矮一截,提不起精神,由自卑感而产生‘贫困县意识’。”“所以我提倡振奋精神,淡化‘贫困县意识’。一方面承认这里条件差,经济落后,不能同发达地区攀比,不能简单比上项目,比发展速度。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建国四十年来这里同全国各地一样,确确实实在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盲目悲观,而且“淡化‘贫困县意识’”这个观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好书好文章,百读不厌。《摆脱贫困》就是这样一本没有八股说教的套话,没有平淡平庸的官话,没有矫揉造作的空话,文字朴实无华、内容充满智慧、分析鞭辟入里的好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一打开《摆脱贫困》,就不想放手而要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原因。

让我眼前更亮的,是这本书的思想内涵

这本书的书名,叫《摆脱贫困》。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也是一个可以引起人们思考的话题。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沉重而又可以引起人们思考的话题呢?我们都知道,按照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的目标是摆脱贫困,90年代的目标是奔小康,进入21世纪后再用50年的时间去实现现代化。这是就全国来讲的,各地情况不一样,目标和任务、指标会有所区别。一般来讲,落后地区要和全国“同步”实现这个“三步走”战略,十分不容易。我们知道,习近平当年工作的闽东地区是贫困地区,而他在那里工作的两年正好是全国在“摆脱贫困”过程中进行最后冲刺的两年,闽东地区能与全国“同步”实现这一目标吗?实践,历史,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1990年,闽东地区脱离了贫困线。

他们是怎么达到这一难以达到的目标的呢?

习近平在书中说:“全书的题目叫做‘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富裕之路。”他还明确地说过:“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是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的改革开放的举措。”也就是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闽东地区能够与全国“同步”摆脱贫困,首先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靠的是行动,靠的是改革开放。

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还告诉我们,当年闽东地区能够与全国“同步”实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归根到底,是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在那篇论述“经济大合唱”的文章中,习近平讲到一件事,让我特别感慨。他说:“我到闽东的一个乡搞调查时,看到这个乡政府的墙壁上挂了不少锦旗,又是‘优秀’,又是‘第一’,可惜都不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这就值得打个问号了。能够说有主旋律吗?我看不能!挂了那么多的锦旗,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就不风光。说得客气些,有苦劳,没有功劳。干工作,主次不分,不抓住根本,那就是‘瞎忙乎’。”是的,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是没有抓住根本,就是“瞎忙乎”,这是必须常讲大讲的大道理。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福建省老书记项南在为《摆脱贫困》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也充分肯定了这一点。他说:习近平的“这些文章反映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他还说:“这个问题,从最近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更加清楚了。但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并非如此,有些人总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一个地区、一个县市、一个部门、一个企业,工作当然是很多的,有些人为了突出某一项工作,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把这项工作当作中心。有些工作确实很重要,但再重要,也应当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不可另列中心。如果形成了许多中心,势必削弱经济建设这个唯一中心。”事实上,习近平在书中用明确的语言说过:要使国家繁荣富强,“唯有全民把经济建设当作最大的政治”!

习近平在书的“跋”中自谦地说:“在这本书中,我只提供一份我在闽东实践、思考的记录,这对于闽东脱贫事业和其它事业之宏伟大厦或可成为一石一木,对于后来者或许也有些微意义——若留下探索,后人总结;若留下经验,后人咀嚼;若留下教训,后人借鉴;若留下失误,后人避免。我亦断定此书会被人遗忘。”但是,我今天读完此书,得出的结论是:习近平的《摆脱贫困》,到现在还是有现实的和深远的指导意义的,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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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现代领导》2014年 第10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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