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感想：

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群众工作传统》，是我在2011年提交给一个学术研讨会的一篇论文。这篇文章写作的动因，是因为胡锦涛总书记在2010年10月召开的专题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出人意料地讲了“群众工作”问题。我感到十分重要，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群众中进行社会调研，知道群众对这方面的工作有很多不满，总书记的讲话很有针对性；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今天的群众工作遇到了许多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这篇文章不仅研究了毛泽东的群众工作理论和党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而且研究了今天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天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一些建议。论文提交给研讨会后作了大会发言，获得广泛好评，才决定公开发表。文章发表后，多家媒体转载。今天重读此文，感到对于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依然有点用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从理论学习和研究层面提出的科学思想。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的品格和制度追求的特点，在毛泽东倡导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总是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实践形态和制度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党的群众工作传统，包括了群众工作理论、群众工作实践和群众工作制度三种形态。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日子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我们也应该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方面学习党的群众工作传统，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群众工作。

一、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理论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群众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对党的要求，是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对党的工作的要求。

应该讲，群众工作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任何政党都有一个党群关系，都要做群众工作。但是，资产阶级政党做群众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的选票，是为了他们一党一派的私利。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大众而不是为自己一党一派谋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党的这一根本特点决定了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理论和实践又有自己的创造。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工作传统。

首先，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群众，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工人群众和他们在讲到争取农民参加革命时所指的农民群众，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群众具有广泛性的特点，党的群众工作特别强调要深入基层、深入实践、深入群众，一方面要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另一方面要拜群众为师，总结群众经验，形成满足群众要求的方针政策。

再次，由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群众具有利益多样性的特点，党的群众工作特别强调要制定正确的政策并注意保持政策的严肃性和连续性，强调要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群众的利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群众具有先进、中间和落后等层次性特点，党的群众工作特别强调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和引导群众，把群众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仅强调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且强调要组织群众、教育群众。一方面，群众工作是让党的主张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桥梁；另一方面，群众工作也是党了解人民群众心声、总结人民群众经验并用以创新党的理论、改进党的工作的桥梁。群众工作在党的工作中，一头连着党，一头连着群众，是党与群众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把群众工作作为自己的基础性工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群众工作理论和方法。全国解放后，这一理论和方法获得了新的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党的群众工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毛泽东强调，群众观点是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在少数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历来反对所谓的“恩赐” 观点，主张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同时，毛泽东也反对群众问题上的“自发” 观点，主张要用正确的思想教育群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始终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对党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相一致，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观点。党的群众工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群众工作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的应用和展开。

第二，毛泽东强调，群众立场是群众工作的政治基础。在领导革命的漫长实践中，在怎么样对待农民运动、怎么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上，毛泽东都始终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理论，是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理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论，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理论。

第三，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是群众工作的工作路线。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要让党的政策为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因此在贯彻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的时候，毛泽东还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蹲点、抓典型、抓两头带中间、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总结经验等群众工作的方法。这样，就使得群众工作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可操作的程序和方法的科学理论。

第四，毛泽东强调，群众利益是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经过艰苦奋斗以后，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惠。

第五，毛泽东强调，教育引导群众也是关心和保护群众。由于群众是由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在坚持群众观点、实行群众路线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比如，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同时我们又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一些涉及各方面利益的重大政策问题上，更要对各方面的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只有这样把相信群众与教育群众、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群众。这是我们党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大多数的国度里，能够团结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民群众、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我们注意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党的群众工作理论时，不仅阐述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要求，而且指出了在群众工作问题上的种种必须注意和克服的错误观点、错误做法。

一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种在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同群众观点根本对立的“主义”。在1934年1月27日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指出： “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他分析说，官僚主义表现为对群众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命令主义表现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表面上“不怠工”，结果是群众反感，使政府失去信用。命令主义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群众工作中经常出现，影响很坏。1946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但是，这种作风十分顽固，在全国解放后依然存在。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张旗鼓地开展的“三反” 运动，就包括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1953年1月5日，党中央还向各地转发了山东报中央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通知中说：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国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像毛泽东提醒的那样，十分警惕并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二是要反对尾巴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党的群众工作中，与命令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种错误是尾巴主义。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两种尾巴主义，一种是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战略制定上，同“左” 倾冒险主义的“急性病” 相对应的右倾“慢性病” 的尾巴主义，指的是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另一种是在群众工作中，同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相对应的迁就群众的尾巴主义。这两种尾巴主义，共同的特点是放弃了或否定了党对群众的领导。毛泽东在194８年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时，明确地说过： “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这种尾巴主义，在当时的具体政治表现形式是民粹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毛泽东多次提醒大家注意的民粹主义。当年新华社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中也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毛泽东反对笼统地提“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

所以，继承和弘扬党的群众工作传统，在实践中一定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群众工作理论，注意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民粹主义以及其他各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错误做法和错误情绪。

完全可以这样说，毛泽东的群众工作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我们今天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必须认真学好毛泽东的群众工作理论。

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实践和制度建设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形成和提出了比较完备的群众工作理论，而且从毛泽东开始，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一直到今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把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使之成为党的基础性工作、党团结各方面力量的基础性工作、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性工作，并在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群众工作的制度。

首先，我们注意到，群众工作已经成为党的基础性工作。党的工作，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工作、统一战线工作、人民团体工作，也包括党领导的经济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等等。但是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才能做好，群众工作是各项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以人为对象的工作，比如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其本质就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引导群众的群众工作。因此，群众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的工作，而是党的各个部门都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去做好的工作。

其次，我们注意到，群众工作已经成为党团结各方面力量的基础性工作。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力量源泉在人民群众，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牢牢团结人民群众，才能克服一切困难，赢得我们事业的胜利。胡锦涛总书记说过： “回顾过去，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成就，都是通过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面向未来，我们党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同样必须紧紧依靠人民，以党同人民更加坚强的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因此，做党的群众工作，不是要管住人民群众，不能强制群众做这做那，更不能愚弄群众、恐吓群众，而是要深入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体谅人民群众疾苦，解决人民群众困难，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

再次，我们注意到，群众工作已经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础性工作。我们常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党的领导，是我们今天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那么，党的领导是怎么样实现的呢？首先，是通过党提出正确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其次，是通过广大党员干部贯彻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行动来实现的；再次，还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并为之与党共同奋斗来实现。这就是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中讲的领导科学道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强调的要“感动” 人民群众这个“上帝”。也就是说， “领导” 不等于“控制”。在政治学中，“控制” 以“服从” 为前提，“领导” 以“认同” 为前提。而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认同” 中国共产党及其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就要通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让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让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做党的群众工作，不是要群众机械地甚至盲目地服从党的领导，而是要让群众在思想政治和道德义务上理性地认同党的领导。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党已经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群众工作制度。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在倡导和实行调查研究制度，就已经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起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红军士兵会议制度等群众工作制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不仅体现在调查研究和各种民主制度的建立上，而且还体现在各种各样人民团体的建立上，体现在党的文化工作的改进上，党的群众工作在这样的制度保证下开展得生动活泼。新中国成立后，党不仅坚持调查研究，不仅通过工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文联、作协、侨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做好群众工作，还通过人民民主的各种形式特别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组织和制度来加强群众工作。在一个时期里，还实行了机关和企业干部定期参加劳动、农村干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各种各样的联系群众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为全党加强群众工作带了好头；特别是在加强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设的过程中，完善了党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各项制度。近年来，党还十分重视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和互联网在内的各种媒体的建设，建立和完善新型的媒体群众工作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群众工作制度在新形势下越来越健全，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三、执政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的群众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善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课题和艰巨任务。

首先，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进城之前，毛泽东就告诫全党要坚持“两个务必”。这“两个务必”，一是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这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将会出现的居功自傲的情况；二是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是针对革命胜利后将会出现的贪图享乐的情况。这个告诫是很有前瞻性的。不幸的是，这两种情况在进城后都发生了。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他说，执政党的地位，一使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二使我们的同志很容易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党的地位的变化，对坚持党的群众工作带来了很大冲击。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直到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的这一深刻变化，一方面使党能够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更好地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另一方面也使党的干部面临着权力和利益的双重诱惑和考验。进城后干部队伍中脱离群众的现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现象不断发展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干部队伍中侵犯群众利益和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情况，使党与群众的关系出现了逆向发展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党的群众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削弱，推进的难度也不断加大。

其次，党的队伍特别是干部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是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此同时，党的内部结构也在党执政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发生了深刻变化。自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以来，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一大批年轻的有知识的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充实到党的肌体，使党进一步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是党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的重要标志。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和平年代，党的队伍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经受那么多的血与火的考验，党怎样把自己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已经成为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事实上，在我们不断壮大党的队伍的过程中，在党员队伍包括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系列令人揪心的情况。一是个别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毛泽东所说的“糖衣炮弹” 的考验，革命意志衰退甚至走向了腐败的深渊；二是一些入党前表现很好、入党后放松自我要求的人，逐渐同党离心离德，甚至违法乱纪走向腐败；三是一些缺少长期党性锻炼、在关键时刻东摇西摆的人，进入了党的队伍并成为党的干部；四是一些没有实际能力而只会夸夸其谈、甚至擅长阿谀奉承的人，进入了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五是一些带着私利到党内来捞好处的人，进入了党的队伍甚至平步青云成为党的干部；六是这几年还出现了用金钱“买党票”、“买官” 等现象，给党的队伍包括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变化的“外因”，正是通过这样的“内因”，使党的群众工作越来越削弱，使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有的从“社会公仆” 变为“社会主人” （官僚），有的从“社会公仆” 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和家属、亲朋好友或情人的“私仆”，走向党和群众的对立面。

再次，群众对党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要求主要是希望党领导他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打倒欺压和剥削他们的地主资本家。这一党和人民群众共同的斗争目标，也是党能够做好群众工作，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有利条件。在党成为执政党后，特别是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党与群众共同的斗争对象没有了（除了国际因素），这给党开展群众工作提出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问题。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掌握着公共权力，人民群众自然而然地会把我们党作为利益需求倾诉的主要对象。这样，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情况凸显了出来。20世纪50年代，这一情况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毛泽东写《不要四面出击》、《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时的背景。现在，在改革开放年代，这一特点更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就业、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问题上的诉求，只能向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反映。至于在征地、拆迁等直接触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群众更会把矛盾追究到我们执政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头上。这些情况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基本上没有的（之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环境中也曾经有过，比如在延安时期发生的“雷劈”事件），是我们今天开展群众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和正确对待的新情况。

总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告诫我们的，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因此，我们今天说要加强群众工作，不是一般地谈论加强或简单地重复过去的做法就能够加强的。我们要按照胡锦涛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从新的实际出发，努力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第一，要以转变作风为前提做好群众工作。过去，我们的干部骑着自行车下基层，戴着草帽进农户，朴素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的交流，群众能同干部讲真心话，群众工作富有成效。这几年，我们许多干部小车进小车出，从家门到机关门，从会场到宾馆，同基层群众接触少了；即使到基层也是前呼后拥一大堆人陪同，而且不会讲群众语言。与此同时，一些群众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干部经常上街下乡，直接听取群众意见，甚至直接到有意见想上访的群众那里谈心，人对人、面对面、手拉手、心连心，也没有官腔，效果很好。这些情况和经验告诉我们，切实转变作风，做到群众的门走得进，群众的话听得进，是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前提。

第二，要以信任为纽带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许多群众对一些干部缺乏信任。这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一大障碍。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复杂。既有这些地方平时做表面文章，大话空话多、许诺多，实际上没有落实、没有做到，失信于民，也有这些地方个别干部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致使党委和政府公信力降低，还有社会舆论的负面导向影响，等等。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许多地方不仅党委和政府的话有权威性，而且群众遇到问题不信小道信正道，群众工作比较好做。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不在于对群众提这样那样的要求，而在于我们的广大干部通过实实在在的做法取信于民，能够真正获得广大群众的信赖、理解和支持。

第三，要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做好群众工作。分析现阶段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群众的意见和不满大部分不是针对个人的，而是针对一些做法和事情的。即使有一些“雷人”、“雷语”，也仅仅是一个矛盾的引爆点。因此，我们要做好群众工作，重点是要通过调查研究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努力满足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合理要求，群众就会发自内心地拥护党和政府。

第四，要以制度为保障做好群众工作。我们党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告诉我们，群众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而不是一项突击性的工作；是一项党委、政府、政协和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共同都要做的工作，而不只是党委或群众团体做的工作。因此，做好群众工作的可靠保障，是健全的制度。过去有的制度好的还要坚持和完善；已经不适合新情况的制度不取消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影响群众工作的成效；更重要的是，要创造适应今天新情况的新制度。比如，有的地方长期坚持“民主恳谈会” 这样的协商民主形式，把群众工作制度化了。有的地方实行“党员志愿者”制度，及时帮助群众排忧解难，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诸如此类的经验都告诉我们，以制度为保障做好群众工作才会取得实效。

第五，要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结合起来做好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要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同时还要敢于讲话，对群众中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和不合理的诉求进行教育引导，用真心把“服务群众” 与“教育群众” 联结起来，这样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群众。

总之，我们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观察、研究和总结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上来，转化为工作制度，更好地指导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的探索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