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罗尔·M·罗斯:财产权的起源与占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88 次 更新时间:2015-08-12 23: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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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M·罗斯  

   【摘要】人们普遍认为先占是财产权的原始基础,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解决什么是“占有”的问题。本文分析普通法关于占有的观点,即意图对某物或某资源实施控制的一个或一系列行为。这种理解意味着占有行为首先是一种交流方式,如果把占有视为一种交流方式,则就会带来下述问题。首先财产权主张发生在能够理解交流信息的群体文化中。其次,其他文化群体的人可能不理解这些信息,这会导致资源利用的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19世纪欧洲移民与美洲原住民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欧洲移民认为某些占有行为(特别是耕种)应该带来他们对于土地的权利,但是美洲本土人不接受他们的财产权主张。

   【关键字】财产权;占有;先占;财产权与语言;财产权与文化

  

   物是如何被所有的呢?这是每一个思考财产问题的人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疑惑。当然,一个人可以向其他财产所有人购买东西,然而,他人又是怎样获得那些东西的呢?任何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链条都会有一个最初环节作为开端,因此就不得不试图通过一些行为来确定这些权利链条的开端环节。法律告诉我们,为了获得物的所有权必须遵循什么样的步骤,然而,我们还需要一种理论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些步骤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

   约翰·洛克有一种观点,曾经被称为“标准的资产阶级理论”[1],可能是美国学生最为熟悉的理论。洛克认为,最初的所有者就是将他或她的劳动与物相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来建立对物的所有权。[2]这种劳动理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因为它似乎是建立在“应得”的基础之上的[3],但是,其中同样也有一些问题。首先,如果没有一个在先的所有权理论,那么就无法证明一个人对与其他物体结合的劳动享有所有权。[4]其次,即使一个人确实对其实施的劳动享有所有权,但是,这种劳动理论并没有提供相应的引导或说明,去确定一个人通过将劳动和别的物体相结合而获得的权利的范围。罗伯特·诺齐克通过一个巧妙的假设揭示了这个问题:如果我将一罐番茄汁倒进大洋之中,难道我就拥有了整个大洋?[5]

   一些差不多与洛克同时代的学者提出了另外一种关于所有权的基础理论。根据这种理论,最初的所有者通过获得其他人类(这些人作为一个整体,是从上帝那里第一次取得财产的受益者,是真正的最初所有者)[6]的同意得到这种权利。洛克指出了这种理论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现代的法律和经济学家所称的“管理成本”的问题。所有的人又是如何集中在一起来同意在个人之间进行物品分配呢?[7]

   普通法还有第三种理论,这种理论与劳动理论和同意理论有一些相同的特征,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来证明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依据普通法,拥有或者“占有”(occupancy)是财产的起源。[8]这种观点在很多极具吸引力的经典案例中都有体现,财产法的老师总是喜欢拿这些案例来考验学生们。探求野生动物或者被遗弃财物的权利,似乎完全是学术上的问题,毕竟,我们卷入到关于野猪或者尘封的西班牙古银币的所有权问题的纠纷之中的几率很小。但是,这些案件并不是那么可笑或无聊。人们仍然找到过装满宝藏的船只,[9]并且政治家也不得不去思考,是否一个人的行为可能支持其对某种权利的主张(claim),例如,拥有月球或者海底的矿藏之类的。[10]而且,当法院不得不利用非法定性的依据来处理一些“难以琢磨”的首次被概括为财产的资源的时候,例如石油[11]、天然气[12]、地下水[13]或者无线电频率、光谱的范围[14],类似捕捉野生动物的分析也不断地被提出来。

   不断思考着这些更加严肃的权利主张,让我想到了普通法的谚语:先占(firstpossession)是权利的根源。提出这一主张需要解决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占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是权利主张的基础?[15]在探究那些奇特的古老案例来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时候,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些关于财产制度的性质和目的的重要观点。

   回顾皮尔森诉波斯特(Pierson v. Post)一案[16],这是19世纪早期关于野生动物的经典案例。有一天,波斯特正在一片荒滩上追捕一只狐狸,正当他瞄准这只猎物的时候,突然一个闯入者出现了,杀死了那只狐狸并带走了它。愤怒的波斯特起诉了这个闯入者,要求得到与那只狐狸相等价值的赔偿费。他认为,在理论上,他对那只狐狸的追捕已经建立了他对那只狐狸的财产权。

   法院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它引用了一系列权威的学术作品,认为一个人“占有”和“拥有”,是指杀死动物,或者至少致命地重伤、用网抓住它。这些行为使动物处于“特定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导致了占有,从而使控制人获得了所有权。[17]

   因此“占有”就意味着必须是一个目的明确的行为,即全世界人都知道追捕者有“一个明确的占有这个动物供自己个人使用的目的”。[18]法院认为,需要制定一套关于这种案件的明确的规则,因为它能够防止猎人之间的混乱和争吵发生(当猎人们陷入争吵的时候,同时也恰好能够使法官的工作更加轻松一点)。

   持相反意见的法官认为,处理这种案件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交给一个可能会作出不利于闯入者裁定的打猎爱好者小组(panel of sportsmen)。[19]他说,在任何情况下,大多数规则会打击猎捕狐狸这种有益活动的兴致:如果这些回报都是为那些“粗鲁的闯入者”的抢夺而准备好的,那么谁还会愿意浪费精力去饲养猎狗和追捕狐狸?[20]如果我们真的希望那些狐狸不在乡村泛滥成灾,我们将需要事先分配一项财产权—也就是最终的回报,给那些猎人,促使他们继续饲养猎犬和花费劳力去清除狐狸,因为这些都是十分有利的投资。

   当然,在杀死狐狸之前,分配“占有”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项原则来确定什么时候分配猎物。是否在这些追捕刚开始的时候?还是当猎人们集合了自己的猎狗去打猎的时候?还是当那些猎人购买这些猎狗的时候?[21]

   因此,皮尔森案提出了两大原则,然而在界定占有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似乎并不一致:①通过一个明确的行为向世人宣告;②回报有益的劳动。当然,第二条暗示了一种关于财产的劳动理论:当猎人将狩猎和“他的劳动相结合”的时候,就获得了奖励。换句话说,第一条原则至少暗示了一种不明显的同意理论:社会需要明确的行为,以提供机会去辩护自己的主张,主张明确并且没有异议存在的话,主张的人就会获得所有权。[22]

   然而,更深入的研究,让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和立场看起来并没有相隔如此遥远。皮尔森案认为,每一原则都承认另一原则的重要性。虽然大多数人决定支持一项明确的规则,但是这套规则依然默认了奖励有益劳动的重要性。这套占有的规则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回报了最初的猎人,除非我们认为森林里有大量的“粗鲁入侵者”。另一方面,持不同意见的法官也希望有更加清晰明确的占有规则。他只是简单地坚持,那些能够引起足够注意的行为,应该按照相关的社会团体(也就是猎人或者“打猎爱好者”)的规范行事。也许,仍然存在一些能够协调“明确行为”(clear-act)原则和“回报劳动”(reward-to-labor)原则的方法。

   明确行为原则表明普通法将占有的行为定义为一种声明。就像布莱克斯通所说的,行为必须是一个人占有意图的宣告。[23]这种可能性在19世纪末期的一宗涉及土地占有的案件中被解释清楚了。布鲁马基诉布拉德肖(Brumagim v.Bradshaw)一案[24],此案中双方都对一大片土地主张权利,到了诉讼被提起的时候,这块土地已经成为旧金山供居住和商用的Potrero区。双方都追溯到最初的土地“占有人”的权利,声称对这块土地享有所有权。问题就在于,那些传说中的占有人中的第一个,乔治·崔特,是否真的已经“占有”这块土地。如果他没有,他的继承人在利益上就不能通过他来主张所有权,并且权利将会授予更晚提出权利主张的“第一个占有人”。

   那些通过崔特提出主张的人,在陪审团面前提出了一系列的事实,来证明崔特的原始占有。他们特别提到,崔特维修过一段穿过Potrero半岛人口的围栏,将半岛和另外一边连接了起来,但是因为外面的人仍然能够通过小船登陆,所以导致围栏上存在一个缺口。[25]半岛另外一边争论认为这片土地根本不适合放牧,因为旧金山正在那个范围内扩张。[26]但是即便那样,崔特的主张人仍然声称崔特通过在这片土地上放养家禽已经充分利用了这片土地。法院认为,陪审团将决定崔特的行为是否已经向公众提供了足够的证明来表明他已经占有了这些财产。[27]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已经“占有”了这份财产并且能够以所有人的身份将所有权传承下去。

   以上的说明看起来似乎是明确地站在“明确行为”占有理论这一边的。然而那种理论似乎还遗漏了一些证据的要素。虽然围栏问题是基于崔特的行为是否向大众告知其权利主张,但是当事人对崔特的使用是否“恰当”的争论似乎反映出对奖励有效劳动的目的的关注。如果恰当的使用是一个相关的问题,那为什么法院对陪审团所做的法律要点说明忽略了奖励劳动的价值?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就是,合理的使用也是一种公告的形式。靠近一个正在发展的城市的一大片土地,除了喂养一群牛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使用,如果外面的人因此认为这片土地已经被废弃掉,就有可能会进入这片土地并且为他们自己主张一些边角之地。换句话说,如果崔特进行的使用并不恰当,那么他的使用将无法向其他人发出权利主张的通告。因此,询问崔特是否合理地使用了这块土地,正是询问他是否将主张通告给其他人的另一种方法,特别是针对那些可能对向崔特购买这片土地或者迁入这片土地充满兴趣的人。在一个主张模糊的世界,社会将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否能够安全地使用这片土地,或者如果它已经被主张权利的话,那么他能够从谁那里购买它?这片土地最终的情况就可能成为,要么使用人不计其数、混乱不堪,要么根本没有任何人敢使用它。

   现在,占有开始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需要交流的事务,并且针对财产的最初主张看起来更像是一种演讲,面对的听众可能都对被谈论的物体表示出兴趣。而且,一些古老的立法规定,取得财产者必须不断地进行声明,免得他会因为“时效占有”(adverse possession)而失去他的权利。

   时效占有是普通法对收回不动产权利的诉讼时效限制的解释。[28]假设我在一座山上拥有一块地,而一个陌生人来到这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在山上修建了一所房子,清除了一部分树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地耕作这片土地,例如20年。那么,在那段时间中,我有权请求法院强迫他离开这里。但是如果在这20年结束的时候,或者在其他通过立法确立的期限之内,我都没有做出以上的行为,那么,不仅我无法起诉要求他归还我的土地,而且法律认可他作为这些权利的所有者。[29]时效占有规定,只要土地侵犯者的存在是对任何人都公开地,并且持续地在规定的时间段内连续存在,而在这段时间中权利的原所有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驱逐侵犯他人土地者,那么财产就会被转移给原本是侵犯土地所有者权利的人。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以牺牲懒惰的人来奖励有效劳动者的例子。但是该法令也是很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进行解释的;它被制定的目的,不是去奖励那些有益的劳动者,而是要求所有者公开地宣告他的权利。法律要求他明确地宣告,如果任何人希望去购买这部分财产或者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他才是处理这些事件的人,而不是那些土地入侵者。

法院已经相当重视那些使时效占有主张成功的要素。是否持续地放养家畜可以成为一种手段,让家畜的所有人以时效占有去主张对这片牧场的完整所有权?[30]那么耕作(仅仅只是季节性的投人)或者维护草地又是怎样的呢?[31]如果在我的土地之下有一个埋藏很深的山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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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私法》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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