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广旭:财产权批判与正义——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 次 更新时间:2020-08-05 10:3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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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广旭  

   作者简介:高广旭,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9期

   内容提要: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现代性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黑格尔的思辨法哲学不仅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而且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的合法性发起挑战。黑格尔的挑战揭示了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构建了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国家哲学进路。马克思以财产权批判切入法权正义批判的理论视角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但在批判重心上实现了从“权利”到“资本”的转换。通过把财产权批判诉诸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马克思得以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剖析法权正义的社会存在基础,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批判和超越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

   关键词:财产权/正义/权利/资本/市民社会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语境下的马克思正义观研究”(编号15CZX010),2011计划“社会风尚与公民道德”协同创新中心、东南大学“至善青年学者”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阐释马克思的正义批判思想,财产权批判是重要的切入点。这不仅由于财产权是资产阶级法权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石,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是法权正义的核心内涵,更由于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在影响。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从主观自由的角度剖析了财产权的形而上学基础,以“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向财产权发起挑战,开启了批判和超越市民社会法权制度及其正义原则的国家哲学进路。通过剖析财产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存关系,马克思将财产权批判的重心由“权利”转换到“资本”,揭示了黑格尔法权正义批判的不彻底性,强调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应该到市民社会的科学即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财产权批判从“权利”到“资本”的视角转换,开启了在资本批判中完成法权正义批判的逻辑进路。以财产权批判为轴向,梳理马克思对黑格尔正义观的批判与超越,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法权正义批判思想的理解,阐明马克思正义观的理论特质。

  

   一、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及其正义观进路

   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以对“不法”的分析为开端。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列举了一个损害所有权的极端情景:如果一个人只要偷窃一片面包就能保全性命,而偷窃面包的行为必然会损害另一个人对面包的所有权,那么在这一情景下,如何认识这个偷面包者的“不法”行为呢?对此,黑格尔提出,生命作为各种目的的总和,具有与抽象法相对抗的权利,当一个人的生命遭遇危险时,如果仍然基于所有权的理由拒绝他对自身生命的保存,那么这时他的生命就被所有权剥夺了,他的全部自由也就被否定了。(参见黑格尔,第130页)

   透过黑格尔对这一“不法”情境的分析可以看到,对于黑格尔而言,人的生命权要高于财产权,当生命由于财产权而受到威胁和损害时,财产权就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也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当一个人快要饿死的时候,他“有权”去盗窃他人的面包。而他拥有此“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尽管财产权是人的自由的定在形式,但如果由于保护财产权而牺牲人的生命,那么财产权反倒是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蔑视。

   财产权之所以构成对生命的“蔑视”,不仅在于没有了生命,财产权会缺乏现实载体,变成抽象的形式,而且在于生命权是高于财产权的人的更重要的权利,对生命权的尊重要高于对财产权的尊重。在财产权与生命权二者只能选其一的极端时刻,要优先选择生命权而非财产权。

   如果说在“抽象法”和“道德”部分,黑格尔对财产权的批判是借助“生命权利”剖析财产权的内在限度,那么在“市民社会”部分,黑格尔则从需要、劳动、财富、贫穷等方面,把财产权批判拓展到对围绕财产权所建立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剖析,把财产权批判的视角从“生命的权利”转换到“贱民的反抗”。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发展所固有的普遍性的方面和特殊性的方面,必然导致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人们基于个人需要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需要,同时,分工也在个人为满足他人需要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化和扩大。结果是普遍联系的需要和普遍联系的分工共同推动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另一方面,分工的细化和扩大也使得人的活动更加狭隘化,劳动者对他人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劳动者难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匮乏也加剧蔓延。市民社会的这一矛盾式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化;而当社会分化中的劳动者“没有能力感受和享受更广泛的自由,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精神利益”(黑格尔,第244页),市民社会的内在否定性——“贱民”随之产生。

   “贱民”的产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同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贱民”不能与穷人相等同,穷人不直接就是“贱民”。穷人是无法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人,而“贱民”则是被排除在市民社会法权体制之外的人,是“正义、正直和自尊”的丧失。

   尽管穷人意味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缺乏,但穷人不必然是贱民,“贱民”是由于政治经济关系对人作为自由存在的彻底剥夺,是以保护财产权为根本目的的市民社会对个体人格与尊严剥夺的结果。“在英国,最穷的人相信他们也享受权利,这与其他国家所给与穷人的满足有所不同。贫困自身并不使人成为贱民,贱民只是决定于跟贫困相结合的情绪,即决定于对富人、对社会、对政府等等的内心反抗。”(同上)

   由此可见,“贱民”在黑格尔看来是市民社会权利体系的一个否定性元素。“贱民的反抗”不在于贫困,也不在于贫困所表现出的财产权的丧失,而在于贫困所导致的人的自由被完全剥夺,在于人变成被役使的物的不满情绪。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借助“贱民”概念再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财产权。在市民社会中,财产权是人的自由的定在形式或客观形态,“贱民的反抗”并不是对物质生活条件匮乏的不满,而是对财产权以权利的形式对人的自由完全剥夺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本质所针对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人的完全掠夺即“人格的异化”。

   所谓“人格的异化”,黑格尔在论述奴隶、农奴和无所有权的人的时候指出:“当我把在劳动中获得具体化的全部时间以及我的全部作品都转让了,那就等于我把这些东西中实体性的东西、我的普遍获得和现实性、我的人格,都转让给他人所有了。”(同上,第75页)因此,“人格的异化”意味着劳动产品的全部转让,而当凝结着人的劳动的劳动产品全部被转让后,也就意味着人的完全自我丧失或“人格的异化”。

   更重要的是,黑格尔认识到,如果说这种“人格的异化”在前现代社会仍然是暴力和胁迫完成的,那么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这种“人格的异化”则是通过财产权实现的。财产权既保证了富人对穷人劳动产品的占有是合法的,更使得穷人由于丧失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沦为“贱民”。因此,“贱民”产生反抗财产权及其塑造的社会关系的“不满情绪”,这是市民社会法权正义的固有矛盾的必然结果。“贱民的反抗”是对市民社会权利体制的内在挑战。

   黑格尔财产权批判从“生命的权利”到“贱民的反抗”的转换,体现的是其正义观建构进路的转变。在“生命的权利”的财产权批判进路里,黑格尔对正义的理解仍然在自然正义的层面展开,这就是,生命权是高于财产权的人的原初自然权利,正义意味着充分保障人的这一自然权利。所以,以财产权牺牲生命权是不正义。

   在“贱民的反抗”的财产权批判进路里,黑格尔认识到,生命权的维护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制度建构的结果,而不是抽象思辨的结果。生命权只有在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才能获得充分的保障。

   所以,仅仅强调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来批判法权正义是不够的,还必须对法权正义诞生的社会存在基础给予批判。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在对市民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中,把财产权批判的重心转换到对“贱民的反抗”的关注,进而把对法权正义的批判纳入到对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之中。

   在对市民社会阶级结构的分析中,黑格尔认识到,贫困虽然不是“贱民的反抗”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贫困虽然不必然导致“贱民”的产生,但“贱民”的产生一定与贫困相关。因为贫困的产生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社会的结果,不是个人的事务而是社会的事务。(参见洛苏尔多,第171-172页)

   所谓“社会的结果”和“社会的事务”是指,富人以财产权的名义实现对财富的持续占有并维持另一部分人相对贫困,这是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结构的本质形式,或者说,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是以财产权为基石的市民社会建制化的结果。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财富是劳动者的劳动所创造的,而不是财产权所创造的。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对于“主奴辩证法”的戏剧性反转的精彩剖析,揭示了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对象性活动是对自身“人格”和“自由”的真实确证,那么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则揭示了财产权作为财富占有者“不劳而获”的权利,是以法权制度的方式对劳动者劳动产品的侵占,它导致劳动者的“人格”和“自由”陷入异化的境地。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通过对财产权批判视角的从“权利”到“制度”的转换,准确透视到现代社会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并通过主张从“劳动的主体性”到“贱民的反抗”,谋划了一条超越法权正义的内在缺陷和矛盾,重构社会正义的新的逻辑进路。

   既然社会正义的实现不能依靠财产权,因为财产权所支撑的正义不仅是抽象的,而且由于其所导致的社会分化,使得一部分人陷入被财产权所奴役的“人格异化”的境地,那么社会正义究竟靠什么加以维系?

   黑格尔认为,对于财产权及其正义原则的超越,必须从市民社会的理性个体本位中跳出来,而坚持伦理实体本位。为此,他引入“国家”这一伦理实体来克服市民社会的普遍性的丧失,弥合财产权过度膨胀所导致的个体自由与公共善的分裂。

   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之所以会产生“生命的权利”、“贱民的反抗”与财产权的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基于个人需要所形成的社会分工及其所构建的社会交往只是松散的利益关系,作为这种利益关系保障的财产权及其构建的法权正义制度,只是维护个体利益不受侵犯的外在“权宜之计”,而不具有内在的精神内涵。因此,只有从个体本位转向实体本位,从市民社会转向民族国家,个体劳动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才能超越财产权的狭隘结构,成为确证人的生命权利和生命自由的真实支点。进而,市民社会所发展起来的普遍交往与社会分工也才能由于公共善的支撑,既避免富人以财产权的名义对穷人的掠夺,又为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创造条件。

   黑格尔立足“生命的权利”和“贱民的反抗”对财产权合法性的批判,不仅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张力结构中揭示了法权正义的理论实质,而且开创了以国家超越市民社会及其法权正义的逻辑进路。这一逻辑进路为马克思转向对市民社会本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批判完成对法权正义存在论基础的批判留下了思想空间。

  

   二、从权利到资本:马克思批判视角的转换

黑格尔的财产权批判对于青年马克思思想重心的转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清理中,马克思逐步认识到,以国家的逻辑先在解决市民社会的财产权问题,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方案。实际上,财产权作为一种市民社会中的法权关系,只有立足对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关系的剖析才能完成对其根本的批判,法权批判必须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下展开。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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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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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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