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重大发现与整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1 次 更新时间:2015-07-24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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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怀明  

“在世界上的任何史书的重加修纂上,没有像中国文学史要变动得那末利害的。”(注: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半个世纪前郑振铎先生的这句感慨十分准确地概括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整体特点,具体到古代小说史的研究来讲,更是如此。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重要史料的不断发现是与中国古代小说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建立、完备以及发展同步进行的,也是相互促进的。在此之前,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虽然拥有大量的读者群,而且其中还包括为数不少的文人士大夫,但它始终居于文学家族的边缘,被排斥于主流的文学殿堂之外,处于自生自灭的原始发展状态,大量的作品湮没不传,没有人专门用心搜求,因而也谈不上重大史料的发现和整理。进入20世纪后,由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及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和影响,在梁启超等人的极力鼓吹推动下,小说一下被抬到空前的地位,成为启蒙救国的利器。也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小说史研究开始奠基。这也正如胡适先生于1923年所讲的:“小说向来受文士的蔑视,但这几十年中也渐渐得着了相当的承认。”(注: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由于此前缺少足够的学术积累和应有的重视,因此小说史建立之初的当务之急就是小说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其中重大史料的发现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不同于诗文辞赋等文类研究的一大特点。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过程也是一个重要史料不断发现和积累的过程。

应该说,正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本身的内在需要才使先前自生自灭的小说史料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原来不为人们注意的材料获得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也使原本单薄的小说史变得厚重丰实,它填补了许多研究领域的空白,解决和纠正了先前的疑难与谬误,丰富和充实了已有的研究。而对已发现小说史料的辨析和整理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影响着整个研究的格局和特色。如果没有近一个世纪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和积累,不可想象小说史的研究会有如今的盛况和局面。以下分别详述。

世纪之初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草创期,当时处于西学东渐、自新图强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人们关注的是小说的社会启蒙功能以及与西方小说的优劣异同,偏重于论的一面,因而小说史料的收集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还是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比如黄人于1908年发表的《小说小话》(注:黄人:《小说小话》,载《小说林》第9期,1908年。),虽属古代小说的简要评述,但也可以看作是最早的小说专题目录,其中提及的许多小说今天已不可见,弥足珍贵。也有一些学者是出于对宋元旧本的珍视偏爱和个人兴趣,对说部的稀见珍本小说给予一定的关注,这虽非自觉的小说史研究,但对小说史料的搜集和保存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促进和开端。这也与清代目录版本之学的高度发达和较大影响有关,早在嘉庆、道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就将宋本《梁公九谏》和《新刊宣和遗事》收入其《士礼居黄氏丛书》中影刻出版。到了近代,也有不少学者注意搜求稀见的宋元小说,并刊印流传。比如,1915年缪荃孙将其“避难沪上”时所发现的《京本通俗小说》编入《烟画东堂小品》中刊印;1916年罗振玉、王国维将从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小字本影印出版,第二年,他们又将在日本发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编入《吉石盦丛书》影印出版;1917年,董康又将《新编五代史平话》收入《诵芬室丛刊》中刊刻。这一时期,古代小说的研究已经开始,但还不成规模,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所需要的学术基础和研究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五四”之后,无论是小说自身的创作还是有关古代小说史的研究,经过维新变法之后近20年的模仿和探索后,开始走向建立规范、形成学科的成熟阶段。古代小说研究学科及其范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应该包括研究框架的构建和小说资料的完备这两个大的方面。前者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胡适的系列考证论文为标志,它基本上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范围及其研究范式,直到今天,小说史的研究仍深受影响。后者则以孙楷第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大连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为代表,正是这些著作奠定了古代小说研究的史料基础,“为中国小说史立下目录学的根基”,“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注: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言。)这些著作也成为后来衡量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进展的一个重要参照,同时也激发了当时学术界对小说史料收集与研究的热情(注:关于中国小说史料学的具体萌发与勃兴情况,胡从经先生在其《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一书中有精彩而翔实的论述,可参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这一阶段,许多重要的古代小说材料不断被发现,对此,郑振铎先生曾不无感慨地描述道:“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的人,真要觉得如今是一个大时代。假如你写了关于这方面的一部书,每过了一二年,准保你要将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现,逼得你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在搜集、在研究。”(注:郑振铎:《幻影》,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也正是在这种发现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才真正建立和完备起来。正如鲁迅先生所讲的:“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如《三言》之统系,《金瓶梅》之原本,皆使历来凝滞,一旦豁然;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此岂前人凭心逞臆之所能至哉!”(注: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胡适先生也指出了这一时期古代小说引人注目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古小说的发现,尤为这个时期的特色。《宣和遗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话》残本的印行,《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来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说》的印行,都可以给文学史家许多材料。”(注:胡适:《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日译本序。)因而该阶段小说研究的主要成就和特色也正体现在研究资料的不断发现和辨析。当然,这也与当时的治学风尚有关,有不少治小说史者是采用朴学的方法来研究小说的,如孙楷第、余嘉锡等学者的研究。早在世纪之初于敦煌等地发现的通俗文学资料经过众多学者初步的搜集、整理与刊布,得以流传,开始受到小说史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其中王国维写于1920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既是关于敦煌文学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将敦煌所发现文学史料应用于古代通俗小说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敦煌所发现的唐人小说,“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注: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8号,1920年。)。其后,陈寅恪、向达、孙楷第等学者陆续撰文,将变文俗讲的研究融入到对白话通俗小说发展源头的探讨中,使这一问题获得重大进展。1927年《红楼梦》甲戌本的发现被胡适誉为新红学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见”,它给“《红楼梦》研究划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我们方才走上了搜集研究《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的新时代了”。(注:胡适:《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载《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未,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他的一系列研究不仅奠定了新红学研究的基石,而且使“研究《红楼梦》的人才知道搜求《红楼梦》旧抄本的重要”。(注:胡适:《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载《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首,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不仅使人们得见一个重要的《金瓶梅》版本,而且使《金瓶梅》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机。其他如《全相平话五种》、《清平山堂话本》话本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西游记》世德堂本、朱鼎臣本《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的发现等也都极大地推动了小说史研究的进展,大大地扩大了研究的视野,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当时就已有研究者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将因数年来佚著的陆续发现而大异其面目”。(注:郑振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见》,载《郑振铎文集》第5卷。)

总的来看,这一阶段小说史料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小说史研究者有意的搜求。其中以孙楷第、郑振铎、阿英、马廉等人的成就最为突出,他们搜求小说的方式各异,有的偏重于收藏,如郑振铎、阿英、马廉等人,他们既是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同时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与以前偏重收罗宋元旧本与孤本、稀见古籍的藏书家相比,他们的藏书以古代的通俗文艺作品为特色,这种收藏本身就体现着文学观念的变化,就像郑振铎先生所说的:“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注: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载《西谛书话》,三联书店1983年版。)。正是他们的不懈搜求,许多珍贵的小说史料才得以完整保存。郑振铎先生一生辛劳,收藏了大量珍贵古籍,尽管在“一•二八”战火中多年心血毁于一旦,但他仍一如既往,在战乱中为国家文献的保存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其收藏中,小说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注: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这是他用心搜求的结果,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的:“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是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注:叶圣陶:《西谛书话》序。)阿英先生虽然在晚清小说的搜求和研究方面用力更多,但在古代小说史料方面也有许多发现,其《小说闲谈》、《小说二谈》、《小说三谈》、《小说四谈》就集中披露了这些发现。马廉也以收藏通俗小说而闻名,如原天一阁所藏的《清平山堂话本》残本就是他于1933年在宁波发现购藏的。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当年的旧藏。他不仅自己收藏,而且还帮助当时的孔德学校收藏了不少通俗小说。此外,齐如山、周越然等人也出于个人兴趣收藏了不少稀见的古代小说(注:齐如山:《百舍斋所藏通俗小说书录》,载《图书季刊》新8卷第3、4期,1947年;齐如山《齐氏百舍斋通俗小说书录》,载《中国一周》第603期-第609期,1961年。)。正是这些收藏使原本散见于各处的小说得以汇集,形成规模,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同时也正是因为他们对大量珍贵小说史料的占有,因而在小说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另一种是到海内外各地的访求,如孙楷第于1931年到大连及日本访书,郑振铎1927年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访书,写成《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刘修业也到英、法两国访书,写成《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向达到英国访书,写成《瀛涯琐志——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戴望舒的《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著录了收藏于西班牙的中国小说等,使研究者的视野大为拓宽。正是他们的藏书和访书使古代小说的研究有一个丰厚坚实的资料基础。

一是重要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与小说目录学的建立、完备和小说的刊印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小说目录如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郑振铎的《中国小说提要》、《明清二代的平话集》、徐玉诺的《泉州旧存小说版刻目录》、周越然的《孤本小说十种》、《稀见小说五十种》等本身就是以书目提要的形式将重要的小说史料集中披露。不少学者还和出版商配合,将新发现的重要小说作品影印或校点面世,公之于众。20年代,商务印书馆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全相平话四种》、国内所发现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影印出版。1929年,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将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残本《清平山堂话本》15篇影印出版。1934年,马廉将其购藏的天一阁藏《清平山堂话本》残本影印出版。陈乃乾于1928年刊行《古佚小说丛刊》初集,收录《游仙窟》、《三国志平话》、《照世杯》3种稀见小说。1932年,《金瓶梅》词话本发现后,很快以古佚小说刊行会的名义影印行世。成书后一直以抄本形式长期流传的小说《歧路灯》也于1927年由著名学人冯友兰、冯沅君兄妹校点出版。

一是许多重要小说史料多发现于海外,尤其是日本。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频繁,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文化典籍包括通俗小说都十分珍视,加之基本土较少战火、动乱的破坏,故完整保存了许多中国典籍,这在小说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有不少小说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但日本却有完整的存本。对此,胡适先生曾感慨道:“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决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注: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言。)近代著名学人杨守敬开此风之先,他在日本居住多年,得见许多藏于该地的珍贵古籍,刊于1897年的《日本访书志》中著录了这些发现,其中披露的在中国早已失传的唐代小说《游仙窟》和唐写本残卷《世说新书》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兴趣。其后,董康将其多次到日本访书的见闻写成《书舶庸谈》一书,于1928年出版,由于作者特别留意小说,故书中披露了一批收藏于日本的通俗小说,有些还附有回目文字。1931年,孙楷第因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戏曲部分的需要,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委托,专门到日本访查古代小说,其直接成果就是《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孙楷第先生后来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次的访书。《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一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小说史料,而且还有精审的考评,它与后来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基石。到日本访书的还有王古鲁,他从日本摄取了大量的小说照片,回国后整理出版,并据之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论文,如《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日光访书记》、《稗海一勺录》等(注:王古鲁:《日本所藏的中国旧刻小说戏曲》,载《华北作家月报》1943年第8期、《日光访书记》,载《风雨谈》1944年第9期、《稗海一勺录》,载《初刻拍案惊奇》附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其访书时所作笔记于1986年由海峡文艺出版社以《王古鲁日本访书记》为名出版。

欧洲有些国家如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也收藏了不少古代小说,其中一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和商人带走的,另一部分是被来华的侵略者抢掠走的,它们引起了一些小说研究者的关注。最早赴欧洲访书的是郑振铎先生,他于1927年写成的《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就是其到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访书的记录(注: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载《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其后,刘修业也于1937年到英、法两国访书,写成《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曲阅后记》一文(注:刘修业:《海外所藏中国小说戏典阅后记》,载《图书季刊》新1卷第1期,1939年。后来她还把法国等地访书所得结集为《古典小说戏曲丛考》一书,于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向达到英国牛津访书所写《瀛涯琐志之一——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一文中也著录了一部分小说(注:向达:《瀛涯琐志之一——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5号,1936年。)、戴望舒的《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著录了收藏于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的一些小说(注:戴望舒:《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静院所藏中国小说戏曲》,载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俗文学》,1941年3月10日。)。正是这些学者的努力,国内学人才得以知晓收藏于海外的古代小说的大体情况,这无疑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其后,仍有一些国内学者到国外访书,如胡从经先生于80年代中期借研究与讲学的机会,到日本各图书馆寻访古代小说,颇有收获(注:参见胡从经:《胡从经书话》一书相关介绍,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

建国之后直到90年代末,古代小说史料的发现虽不如近现代那么多,那么集中,不过仍有一些比较引人注目的重大发现,而且积少成多,也就显得十分可观。比如《红楼梦》继甲戌本、庚辰本的发现后,又有己卯本、蒙古王府本、列宁格勒本、甲辰本等多种抄本被陆续发现,使《红楼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繁荣景象,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和专学。其他如《水浒传》残叶的发现、《聊斋志异》的手稿本及二十四卷抄本的发现(注:参见荣孟源:《〈聊斋志异〉的稿本》,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期;杜荇:《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载《文史哲》1963年第4期。)、《红白蜘蛛传》残叶的发现(注:参见黄永年:《记元刻〈新编红白蜘蛛小说〉残页》,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期。)、《型世言》、《姑妄言》、《轮回醒世》的发现等都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推动和深化了小说史的研究。

这一时期小说史料的发现有以下两个主要特点:

一是小说史料的发现受到高度重视,并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比如1957年初,著名学者路工和赵万里作为文化部的访书专员,到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地访书,得见不少珍贵的小说资料(注:路工:《访书见闻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路工先生《访书见闻录》一书的《古本小说新见》部分就记录了其访书过程中所见的小说资料。50年代,文化部和江苏省的有关文化部门还曾组织过对施耐庵文物史迹的调查。再比如80年代中期,欧阳健与萧相恺为《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一书的编撰,用3年的时间到全国各大中图书馆访书,得见许多珍贵的小说资料。在这种普查的基础上,加上全国100多名学者的通力配合,完成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一书。该书较之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作品和版本方面有大的增加。萧相恺先生的《稗海访书录》一书也是这次访书的成果,在书中,作者对所见稀见珍本小说进行整理和考辨,有不少新的发见。欧阳健、萧相恺所主编的《明清小说研究》杂志还专门征集和刊发小说史料新发现方面的论文。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文献》杂志披露了不少重要的小说史料。此外,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等藏书机构也很注意对小说史料的搜求,有很多新的发现,如明代刊本《李卓吾批评西游记》,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国内早已无传,但建国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就从民间各购藏到一部(注:参见蓼南:《国内发现明刊李卓吾评西游记》,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邓平、式宁:《失而复得倍觉亲——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简介》,载《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个人的访书,如海外学者柳存仁于1957年在英国博物院、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集中阅读了这两个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古代小说,其《伦敦所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就是这次访书所做札记的结集,其中披露了“若干种的孤本和珍本,这些本子,是以往到海外访书的学者们或者未曾见过的,至少是未加记录的”。(注: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之《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前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再如孙殿起先生利用其经营古籍的方便条件,将自己经手目睹的古籍都做了详细记录,后来结集为《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二书,其中披露了不少重要的小说史料(注:孙殿起:《贩书偶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贩书偶记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方面的专书还有戴不凡的《小说见闻录》(注: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谭正璧、谭寻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注:谭正璧、谭寻:《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张颖、陈速的李梦生的《中国章回小说新考》(注:张颖、陈速:《中国章回小说新考》,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禁毁小说百话》(注:李梦生:《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薛亮的《明清稀见小说汇考》(注:薛亮:《明清稀见小说汇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等,它们都是作者所见珍贵小说史料的结集,并带有考证和评述。此外,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注: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叶德均的《戏曲小说丛考》(注: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中华书局1979年版。)、胡士莹的《话本小说概论》(注: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重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也著录了部分重要的小说史料(注: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其他如胡士莹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注:胡士莹:《〈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补》,载《明清小说论丛》第4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吴敢、邓瑞琼的《未见著录之中国小说十种提要》(注:吴敢、邓瑞琼:《未见著录之中国小说十种提要》,载《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张颖、陈速的《通俗小说书目补遗及其他》(注:张颖、陈速:《通俗小说书目补遗及其他》,载《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程亚林等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有关书目、论著若干补订》(注:程亚林等:《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有关书目、论著若干补订》,载《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多闻的《清人小说提要十二则》(注:王多闻:《清人小说提要十二则》,载《文献》第8辑。)等单篇论文都是以提要的形式披露小说史料方面的重要发现。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发现和搜集。除前面提到的柳存仁先生外,李福清、大冢秀高、陈庆浩等人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成就引人注目。如俄罗斯学者李福清曾专门对前苏联一些图书馆所收藏的中国小说进行调查,其中有不少新的发现(注:参见李福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一书的相关介绍,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日本学者大冢秀高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系作者多年调查搜求所得,较之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作品及版本方面有较大的增加,成为目前中国古代小说通俗小说书目中最为全面丰富者(注:参见黄霖、顾越:《记大冢秀高》一文有关介绍,载《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法国学者陈庆浩近年来对《型世言》的整理和研究也为同行学者所关注。

其次是对小说史料的系统整理和出版。建国之后由于政府的重视以及研究的需要,曾将一批重要的小说史料影印出版,如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影印的《聊斋志异》手稿本、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56年影印的《水浒志传评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影印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的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影印的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影印的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卧闲草堂本《儒林外史》等。同时各出版社还将一些已发现的重要小说作品整理出版,如周绍良编校的《敦煌变文汇录》,共收录变文38种,于1954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刊印。其后,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等人所编的《敦煌变文集》,将国内外收藏的187个写本合并为78篇,并加以校点,于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同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标点排印的《薛仁贵征辽事略》系赵万里先生从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中辑得。其他如《熊龙峰小说四种》等稀见小说也得以整理出版。这一工作在文革期间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而陷入停顿。

进入新时期后,这一工作又得以大力推行,古代孤本、稀见小说的整理出版还一度成为出版热点。1980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将明末清初的孤本、善本和珍本小说整理校点出版,至1990年,共出版了50种,使许多以前仅见书目著录的小说得以广泛流传,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资料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资料丛书》、中华书局的《古小说丛刊》、巴蜀书社的《明代小说辑刊》等也都整理出版了一批20世纪所发现的稀见珍本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古本小说丛刊》和《古本小说集成》这两套小说总集的出版,基本上包括了20世纪以来所发现的重要小说作品及重要版本,成为集大成之作。前者由中华书局于1988年推出第一辑,至1991年,共出版41辑,主要收录流传海外而国内不存或稀见的古代通俗小说。后者于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以系统、稀见、完足、存真为特色。这两套小说总集的出版使许多重要的小说作品得以流传,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其间,整理校点之外,影印出版的重要小说史料也值得一提,比如齐鲁书社1979年影印出版的二十四卷本《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影印的己卯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1984年影印的《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中州书画社1983年影印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等。应该说,从古代小说资料的完备方面来讲,如今的研究条件较之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做系列小说考证时已大为改善。

就小说史料本身的发现来讲,重要的作品、版本等将来可能还会陆续发现一些,比如近几年《型世言》于韩国的发现、《姑妄言》小说于俄罗斯的发现等(注:参见陈益源:《〈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补遗——〈姑妄言〉》,载《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2期。),使研究者们将搜求的目光从原先的日本、法国等地投向世界上更为广阔的地方(注:随着近年来《型世言》的发现,韩国所收藏的中国古代小说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关于韩国所收藏中国小说的具体情况,可参见韩国学者闵宽东的《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还于1997年推出《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将《啖蔗》、《九云记》、《红风传》等10种藏于韩国的稀见或珍本小说整理出版。)。但显然可以预见,由于小说史研究者近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发现的史料已巍巍可观,开掘的难度将大大增加,不大可能像以前那样不断有大的而且集中的发现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讲小说史料的发现不是指研究意义上的填补空白或对原有问题的新阐释,而是指原不为人所知的具体史料实物本身的直接发现。20世纪所发现的小说史料从年代方面来看,可以说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但主要集中在宋元明清时期。宋代以前的重要小说史料主要有《游仙窟》、敦煌变文等。这一时期白话通俗小说尚处于萌芽阶段,小说主要以文言形态出现,在中国古代,文言笔记类小说较之白话通俗小说比较受社会的重视,加之宋元以前,年代久远,明清两代的学者也比较关注,多有收集整理,已有较好的保存,因而至20世纪发现相对较少。宋元之后的白话通俗小说历来不受重视,处于自生自灭的自然发展状态,一旦小说的观念发生根本改变,原先不为人注意的边角余料便获得了特殊的学术价值,因而史料的发现也就显得格外醒目。具体来讲,宋元时期的发现主要集中在话本方面,其中既有作品又有资料,比如《清平山堂话本》、《全相平话五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醉翁谈录》的发现。更多的发现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这不仅表现在大量原已湮没的作品被重新发现,而且这一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有重要的史料发现。

从文本形态及内容方面来看,20世纪所发现的小说史料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一是小说作品类。有些小说作品因各种历史原因,在后世流传极少,仅有一种或少数版本传世,不为人所知,一旦被发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如唐人小说《游仙窟》,在中国本土早已失传,但在日本却有完整的保存,经杨守敬的介绍披露后,始为国内学人所知。再如话本集《清平山堂话本》的发现,先是日本学者在内阁文库发现残存的15篇,1934年,马廉购藏原天一阁所藏的残本,有12篇作品。其后,阿英先生又在上海发现了其中两篇作品的残页(注:参见阿英:《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新发现的〈清平山堂话本〉二种》一文。)。至此,久已佚失的原名《六十家小说》的《清平山堂话本》共有29篇作品被发现,研究者因此得以了解早期话本的风貌。

一是作品版本类。有些小说虽然人们较熟悉,但其产生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版本则因种种原因,后世极少流传。比如《聊斋志异》,长期以来人们所见的都是抄本、刻本,稿本则一直为作者的后人所珍藏,不为外人所知。到20世纪30年代,人们才逐渐得知一些消息。1933年袁金铠曾从稿本中选印24篇出版,1934年《北平晨报》也披露了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聊斋志异》原稿46卷的消息,但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直到1948年东北西丰解放后,才从一贫家农发现了蒲松龄手稿本的另半部,尽管已有缺失,但无疑十分珍贵,正像有位研究者所讲的,它“是研究《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从原稿可见作者的构思和修改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可校正各种刊印本的讹夺,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注:骆伟:《聊斋志异版本略述》,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3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1962年于山东淄博周村所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是今所见到的《聊斋志异》最完整的两部早期抄本之一,对研究《聊斋志异》的版本演变、作品文字的校勘也同样具有重要价值。(注:参见孟繁海:《谈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载《蒲松龄研究集刊》第1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再如《红楼梦》,自程刻本出现之后,原先的众多抄本就湮没不传,直到20世纪20年代经胡适等研究者的有意搜求,才陆续被发现,其他如《金瓶梅》的词话本、《京本忠义传》残叶等的发现也是属于这一类。

一是其他重要史料类。这主要指与作品、作者或整个小说本身起源、发展演变有关的重要史料。比如1967年在上海嘉定墓葬中发现的刊于明成化年间的说唱词话,包括13种说唱词话和1种戏文,从内容上看,可分讲史、公案和传奇灵怪3种。虽是说唱作品,但与小说关系密切,正如胡士莹先生所讲的:“通过它看到中国古代戏曲、说唱文学和小说相继的发展过程,填补了宋元以来词话这一说唱文学的空白。”(注: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11章《明代的说书和话本》第4节《明代的说唱词话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批说唱词话不仅使人们看到了对古代通俗小说影响较大、学术界意见纷纭的说唱词话的原貌,而且其所述的关索、薛仁贵、包公等故事,也为研究后世有关内容小说的故事渊源流变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注:相关介绍、研究,参见赵景深:《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载《文物》1972年第11期;谭正璧、谭寻:《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述考》,载《文献》1980年第3、4期;周启付《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载《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再如南宋罗烨所编的《新编醉翁谈录》,国内久已不传,于日本发现后1941年影印出版,始为研究者所知。其中所记载的宋代说书情况及100多种小说名目,为研究话本小说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该书如今已成为治小说史者的案头必备参考书。其他如江苏兴化和大丰施氏族谱及有关地照、墓志铭、《录鬼簿续编》天一阁抄本、蒲松龄遗稿、《金瓶梅》文龙评点本、《儒林外史》黄小田评点本的发现等对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注: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载《清华周刊》第24卷第1期,1925年。)王国维先生的这句话不仅是针对历史、哲学等学科适用,用来概括20世纪小说史的研究也同样怡切。总的来看,20世纪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为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研究奠定了十分坚实的史料基础,极大地推动了研究的进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学术价值:

首先,这些发现填补了小说研究的空白。以敦煌俗文学的发现为例,这一发现不仅使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开辟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使白话通俗小说源头问题的探讨得以有突破性的进展。郑振铎先生在《敦煌的俗文学》一文中对其意义作了恰当的概括:“他将中古文学的一个绝大的秘密对我们公开了。他告诉我们以小说、弹词、宝卷以及好些民间小曲的来源。他使我们知道直到中近代的许多未为人所注意的杰作,其产生的情形与来历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绝大的消息。可以用这个发现而推翻古来无数的传统见解。”他认为“散文的俗文学”“乃是一件极大的消息,这个发现可使中国小说的研究,其观念为之一变”。(注: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3号。)在这篇文章中,他还对敦煌文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其中涉及到小说起源、变文的文体特征等重要学术问题。史料的新发现使研究出现了新气象,敦煌俗文学史料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如陈寅恪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一文中提出,敦煌写本佛曲为后世章回小说和弹词之始,“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注: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在其另一篇论文《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中,他考察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的故事来源。其他如陈志良的《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注:陈志良:《唐太宗入冥故事的演变》,载《新垒月刊》第5卷第1期,1935年。)、向达的《论唐代佛曲》、《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唐代俗讲考》(注:向达:《论唐代佛曲》,载《小说月报》第20卷第10号,1929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载《新中华杂志》第5卷第13号,1937年;《唐代俗讲考》,载《燕京学报》第16期,1934年。这些论文后来都收进了作者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三联书店1957年版。)、孙楷第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等也都有新的见解(注: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载《国学季刊》第6卷,1938年。有关20世纪敦煌通俗文学的研究情况,参见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其次,小说史料的不断发现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滞误。正像郑振铎先生所讲的:“因了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对于已有的材料的观念,也便联带的发生了不同的观点,也会得到了与前不同的新考察与价值。”(注: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比如在《金瓶梅》词话本发现之前,《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之说很是盛行,几成定论。尽管鲁迅先生曾提出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词,不足信据”(注: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其《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但缺少必要和足够的证据,难以令人信服。《金瓶梅》词话本的发现就为人们进一步探讨《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及主旨等问题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线索。那篇独有的欣欣子序明确交代:“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尽管直到如今还不知道这位“兰陵笑笑生”的真实姓名,但它毕竟透露了小说作者的有关信息。从此,小说史研究者对《金瓶梅》的作者问题特别关注,新说迭起,争论不断。词话本所独有的卷首的4首《四季词》和4首《四贪词》,也使张竹坡的“苦孝说”发生动摇。《金瓶梅》词话本发现后,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在其《〈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和补记的基础上,于1934年撰写《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以确凿的材料和严密的考证证实,《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贞,其创作年代当在明万历中期,廓清了一些流传较久的谣传和错误(注: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其后关于《金瓶梅》作者、成书、刊印等问题的探讨,正是由此而起步。可以说正是词话本的发现,使《金瓶梅》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研究的焦点与核心。再比如明末话本集《型世言》,长期以来,人们只知其名,未见其书,后来陈庆浩先生在韩国奎章阁发现,并于1992年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影印出版,至此海内外研究者始睹其书。《型世言》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使人们看到一部很有特色的话本小说集;其次,它的发现使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幻影》、《三刻拍案惊奇》等的成书、源流以及版本等问题迎刃而解,而且还使人们重新认识和了解了一位明代的小说家陆人龙,与之有关的问题得到解决(注:参见陈庆浩校点本《型世言》之《导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再次,这些小说史料的发现丰富、深化和充实了小说史的研究。比如1975年上海图书馆清理图书所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虽然全书已经佚失,仅存留两张残叶,但它却是现存《水浒传》版本中最早的一种,对研究《水浒传》的成书及其版本演变过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注:具体发现经过,见顾廷龙、沈津:《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载《学习与批评》1975年第12期。有关研究论文见刘冬、欧阳健:《关于〈京本忠义传〉》,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载《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再比如关于《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长期以来,仅见于小说刊本前的题署和一些零星的且并不可靠的记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有关材料屡有发现。先是1928年兴化县县志局职员胡瑞亭到白驹调查户口时,从《施氏族谱》中发现有关施耐庵的小传、墓志等材料,并公之于众。其后,1936年,周梦庄又到白驹抄得施耐庵遗曲《新水令》套曲。建国以后,有些学者又进行了实地调查,1958年、1978年相继在兴化和大丰两县出土了一些施氏的地照、墓志铭、地券等文物,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尽管对有些具体问题还有不少争论,但显然这种探讨较之先前对施耐庵的几乎一无所知要充实深入了很多(注:具体发现及研究情况,参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施耐庵研究》一书有关论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其他如《红白蜘蛛》残叶、《西游记》的祖本的发现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

以上只是粗略介绍和归纳了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重要史料的发现情况,应该说这些发现本身就是古小说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给研究带来了转机,但同时也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更多的难题与困惑,对这些重要史料的消化吸收,融会贯通,发掘其潜在的价值,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也有待众多小说史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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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文献》(京)2000年0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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