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新文化运动百年祭:论儒学与人权

——驳“反孔非儒”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3 次 更新时间:2015-07-15 06: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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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进入专栏)  

  

   【摘 要】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反孔非儒”,而是“人权与科学”;其第一义是伦理与政治层面的人权。运动直接针对的现实对象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而“立孔教为国教”是与袁世凯等人“尊孔复辟”相配合的;运动针对的历史对象是君主专制时代的“礼教”,而作为君主专制的伦理政治学说的“礼教”已不适应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按照孔子儒学原理,“仁”(博爱精神)“义”(正义原则)才是根本;而“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则应当是随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形态的转型而“损益”转换的。因此,新文化运动为儒学自身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历史的转机。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人权;反孔非儒;孔教;礼教

  

   整整一百年前,中国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史称“新文化运动”,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号由上海群益书社于1915年9月15日出版。[1] 近年来,中国学界、尤其是儒学界出现了一股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其根据之一是对新文化运动之宗旨的这样一种判定:“反孔非儒”。本文意在阐明:新文化运动不仅并不“反孔非儒”,而且正如现代新儒家贺麟所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2]。可惜语焉未详,需要更为透彻的分析。

  

   一、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什么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什么?

   这首先需要厘清“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以《新青年》为思想大本营的新文化运动,其概念涵义有广狭之分:(1)最广义的“新文化运动”一直延续到1923年,为期八年。当年6月,《新青年》由月刊改为季刊,再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此前一度停刊);同年2月,爆发了“科玄论战”(或称“人生观论战”),标志着现代新儒家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3] 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自由主义、唯物史观派和现代新儒家三足鼎立的格局正式形成。[4](2)较狭义的“新文化运动”到1920年为止,为期五年。从当年9月第8卷起,《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后来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3)最狭义的“新文化运动”截止于1918年底,为期三年。当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等,标志着《新青年》开始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舆论阵地。

   本文所讨论的就是从1915年9月开始到1918年9月截止的“新文化运动”,因为这种最狭义的概念其实才是最确切的,当今学界一部分人所要否定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而自1918年底李大钊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是1919年“五四运动”[5] 爆发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发生了转向,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了。因此,称新文化运动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大错特错的,因为新文化运动跟1919年“反帝”的五四运动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反,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发生了逆转。

   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并非什么“反帝反封”,而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注意:这是专用于发布办刊宗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所陈“六义”:“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6];其中最根本的是第一义: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这里的一系列关键词“自主”、“自由”、“平等”、“人权”、“权利”等等,都是伦理政治哲学层面的概念,矛头直指君主专制。这些概念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权”,而与第六义“科学”相呼应,故陈独秀在该文最后总结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简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与科学”;在伦理政治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人权”。在这个意义上,否定新文化运动就意味着否定人权;今天的儒者如果反对新文化运动,那就意味着反对人权,将儒学与人权对立起来!这是必然的逻辑。

   陈独秀后来写过一篇《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那时他已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反不如这篇《敬告青年》讲得清楚明白,但毕竟还是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7] 这是讲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人权。“人权”这个概念涵盖了“民主”,民主只是人权在政治制度上的落实,故陈独秀所陈“六义”并未提及“民主”。[8]

   由于“人权”这个宗旨,新文化运动必然对某种意义的“儒学”采取批判的态度。这是因为,传统儒学确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即所谓“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9],因而被视为“人权与科学”的对立物。所以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0] 鉴于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这些东西,往往都被贴上了“孔”“儒”的标签,于是,新文化运动便被概括为“反孔非儒”。

   但是,“反孔非儒”这个概括并不符合新文化运动的实际。“反孔”给人的印象是全盘反对孔子,“非儒”给人的印象也是全盘反对整个儒学或儒学的全部内容;然而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并非如此,否则,我们无法理解,陈独秀竟然在这篇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号召青年以孔子为楷模:“吾愿青年之为孔、墨,而不愿其为巢、由。”作为宣告《新青年》宗旨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只有这一处提到“孔”,竟完全是正面的肯定态度。

   胡适也曾谈到:“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中,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11] 胡适这番解释的意思是说,新文化运动“反孔非儒”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诚然,在关于孔子、儒学的言论中,新文化运动确实存在着不少矫枉过正的偏激之辞,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讨论过,本文不再赘述;但同时,学者们也纷纷指出,这些言论其实并非新文化运动宗旨的表达。下文将阐明,实际上,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是特定涵义的“孔教”,这并非所谓“反孔”;是特定涵义的“礼教”,这并非所谓“非儒”。

  

   二、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并非“反孔”

   从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对象来看,有三个出现频率很高的关键词是特别值得考察的:“儒教”、“孔教”、“礼教”。大致来说,新文化运动中的“儒教”一词,包括了“孔教”和“礼教”两层概念。关于“礼教”,下节考察;本节先来考察一下当时的“孔教”概念。

   诚然,新文化运动中的“孔教”一词,有时确实是指的整个的孔子儒学。例如陈独秀说:“记者非谓孔教一无可取,唯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12] 又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13] 但这里泛指孔子儒学的“孔教”,实属上文所提及的矫枉过正的偏激之辞。事实上,当时“孔教”一词更多地并非泛指孔子的学说,而是特指康有为等人所鼓吹的那种“孔教”及与之相联系的君主专制复辟势力。

   其实,与“反孔”的判断正相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不乏尊孔言论。陈独秀表示:“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14];“在现代知识的评定之下,孔子有没有价值?我敢肯定地说有”[15];“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16]。胡适也盛赞孔子:“他基本上是一位政治家和改革家”;“孔子的中心问题,自然应当是社会改革”。[17] 即使最激进的吴虞,也不过是这样讲的:“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文化之发展,以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梁任公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区区之意,亦犹是尔。”[18] 在这个问题上,李大钊讲得最透彻:

   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19]

   这里的关键词是“君主”“专制”;而在孔子的时代,君主专制、亦即帝制还没产生呢!君主专制的帝国制度产生于秦代、确立于汉代,“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亦始于汉代。

   鲁迅在1935年发表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指出,权势者的“孔子”与民众没有关系:“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20] 此文的标题已说得很明白: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乃是“在现代中国”(指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中国)的孔子,而非原来的孔子。

   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下所谓“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已有学者指出,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21]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当时只有“打孔家店”的提法;把“打倒孔家店”当作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口号,那是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歪曲。[22] 胡适后来也在一封信中表示:“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23] 这就是说,所谓“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子儒学。其实,所谓“孔家店”的具体所指是很清楚的,就是作为专制帝国伦理政治意识形态的“礼教”(详见下节)、及其在当时之典型表现的“孔教”。

   这就是说,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孔教”是有其现实的实际所指的,即:并非孔子的学说,而是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孔教”。康有为建立“孔教”的活动早在1895年就开始了,而“民国初年是康有为倡立孔教活动的活跃期(1912-1918)”[24];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段时期兴起的,康有为等的“孔教”活动是其主要的直接批判对象。当然,康有为等的“孔教”本来并非全无正面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无可否认,当时的“孔教”运动在相当程度上配合了袁世凯等人的“尊孔复辟”活动。1913年,袁世凯“天坛宪法”草案第19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事”,在国会上引起争论;后来这一争论由国会发展到思想文化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导火索。学者指出:

   正是由于袁世凯和张勋接二连三地复辟,重新恢复帝制,以及像康有为这样维新运动中的激进人物都主张要把孔教奉为国教,列入民国时代的宪法,都拥护帝制,才引起了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忧虑和深思。[25]

关于“孔教”与专制之间的关联,1916年10月,针对康有为电请总统、总理拜孔尊教,陈独秀著文驳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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