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义虎:论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1 次 更新时间:2015-07-13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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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义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 是一种“国家共存”的关系,所以如果要维持这种关系,多数国家都需要产生这样的共 识,即需要共同逃避无政府状态、特别是最原始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国际格局 的形成,是国家逃脱“霍布斯困境”,进入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环境;而国家进入社会 化过程之后,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自然状态”变成了“自治状态” 。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国际格局对国际关系的运行、国家行为和国家的政策偏好会产 生显著的影响。对于国际格局所能产生的作用规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从结 构和过程的不同角度做出过阐述,并且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理论的意义上讲,如何认 识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文章试图结合新现实 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对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进行一种 新的分析。


国际格局是国际秩序的基础性条件之一。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国家间的关系实际上 是一种“国家共存”的关系,所以如果要维持这种关系,多数国家都需要产生这样的共 识,即需要共同逃避无政府状态、特别是最原始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国际格局 的形成,是国家逃脱“霍布斯困境”,进入社会化过程的第一个环境;而国家进入社会 化过程之后,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造,“自然状态”变成了“自治状态” 。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国际格局对国际关系的运行、国家行为和国家的政策偏好会产 生显著的影响。对于国际格局所能产生的作用规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分别从结 构和过程的不同角度做出过阐述,并且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理论的意义上讲,如何认 识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是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本文试图结合新现实 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对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及其对政策偏好的影响进行一种新 的分析。

一、体系结构的控制作用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把国际格局所具有的作用看成是一只“ 看不见的手”,如同市场对公司所发挥的作用一样,或者如同熊彼特(Joseph A.

Schumpter)在解释经济秩序时所讲的“经济格局是逻辑性之源”一样。[1]这里借用熊 彼特的说法,国际格局也是国际秩序的逻辑性之源。这是因为,就最通常的情况而言, 国际格局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们的体系结构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具有很强的控制和约 束能力,无论是多极格局还是两极格局都具有这方面的作用。而这正是国际关系得以形 成和维持一定秩序的“逻辑性之源”。当然,在解释国际格局在这方面的作用时,现实 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这就是:现实主义只以一个层次即国家层次 来解释国家行为和国家间的互动,强调国家层次对结构的作用,忽视结构对国家的作用 ,而这一作用在新现实主义看来正是国际政治的基础。[2](P138)新现实主义者包括沃 尔兹和吉尔平等都认为,现实主义把国家间的相对权力看成国际政治关键因素的观点是 不正确的,至少是不完全的;体系结构才是决定因素,因为它对国家行为产生极大的、 经常性的控制和制约作用。而且比现实主义更进一步的是,新现实主义在分析国际格局 时,明确解决了体系结构与作为单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把二者视为国际格局中的两个 变量,并以结构层次和国家层次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在结构 层次上确定国际格局的性质,也才能更好地揭示国际格局的作用,并且也才能更完整地 说明国家行为和国家间的互动模式以及结果。[3](P64-79)应该说,新现实主义的逻辑 进一步加强了国际格局体系结构作用的地位。

在解释无政府状态下如何形成国际秩序,即在不存在世界政府或中央权威机构的情况 下如何形成国际秩序的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和国际法学派分别把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看成 是世界政府或中央权威机构的替代物,强调它们作为控制力量的重要性;但是,新现实 主义则倾向于把国际格局的体系结构看成是具有同样意义和价值的东西,甚至是更带有 基础性的因素。与新自由主义和国际法学派相比,恰恰是由于新现实主义更强调无政府 状态对国家行为的严格限制作用,它才把体系结构看成是对国家行为实施严格限制的主 要力量。虽然如果把体系结构和国际制度、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都视为国际秩序得以形 成的基本因素,人们看到的会是无政府状态非常完整的秩序(尽管仍有可能很不完美), 然而,体系结构所起的作用是它毕竟提供了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社会化的第一个环境; 虽然它似乎仍然只是世界政府的虚拟的替代物,但它显然在首先服从无政府状态的给定 条件的情况下,能够去完成给无政府状态做出适当的秩序安排的使命。也就是说,恰恰 由于世界政府的缺位和很难回避国家主权的最高性,恰恰“由于很难通过国际法和国际 组织,甚至通过世界政府来实现和平,所以必须为管理权力做出另外的安排”。[4](P9 3)所谓“另外的安排”,乃是指体系结构在达成国际秩序的上述安排之前就成为首先必 须依靠的现实控制力量。这一点赋予了体系结构实际上的某种合法性。沃尔兹讲过,国 际上存在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国际冲突的原因,因为缺乏一个能阻止战争的超越国家之 上的权威机构,建立世界政府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但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应尽力维持均 势。[2](P288)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只要体系结构能够满足确立和维持国际秩序的目标 ,并且具备这方面的功能,那么大多数国家对其合法性是会认可的。“在国际权力的竞 争中,如果所有大国都接受一种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那么就意味着这种结构是合法的 。在一个合法的结构内,大国所以会维护这个结构,是因为它们认为这个结构符合它们 的利益。”[3](P81)

因此,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是:体系结构是国家行为的最主要决定因素,在国际关 系中是充当约束性和分配性的力量。无政府的秩序赋予体系结构的重要使命,就是控制 着行为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体系结构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牵制和平衡”国 家的行为,而且就像市场对公司有强制作用一样,体系结构一旦建立就具有自身的结构 和力量,对国家有着极大的强制作用,而这种力量是体系内国家个体无法控制的。吉尔 平认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目标是谋取更多一些特殊利益,但恰恰是这个原因使 它们确立了国际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安排。然而,国家显然未能完全控制确立这种安 排的进程。体系结构一旦形成,便会产生影响国家行为的反作用,它会影响国家谋求实 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因此,国家间的关系具有一种高度的秩序,而且尽管国际体系是 一种无政府状态,但它确实施展了一种控制国家行为的本事。体系结构构成了各种国家 行为的主要控制形式,它既提供了一系列机会,也具有一系列的约束力。国家只能在这 种机会与约束并存的环境下谋求实现更多的利益。[5]换言之,国家利益的任意界定和 国家实力的任意发展都受到制约,它们必须服从体系结构的利益安排和权力分配。体系 结构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无法回避或选择的系统性约束,也是国家间产生相互作用行 为形式的基本环境。

具体来讲,体系结构所能发挥的一般性作用恰恰是它给国际关系中的行为者设定了一 系列的限制条件,使国家在诉诸自己的行为时必须考虑所可能付出的成本。这些限制条 件可以等同于新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报偿结构(payoff structure),也发挥着这种报偿结 构所具有的奖惩功能。即:体系结构通过奖赏一些类型的行为和惩罚另一些类型的行为 来影响国家行为,对国家行为起到引导的作用,并且不管国家本身的目的和动机如何, 它都影响着国家行为的结果。沃尔兹曾经论证,体系结构的重要作用在于它对国家的“ 行为举止”产生影响,并把国家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 ,无论国家是否认识到它们所受控制的体系结构,也无论国家是否了解体系结构如何发 挥作用,更无论国家是否接受那些通常起奖惩作用的行为模式,“体系结构进行选择” 都意味着其行为符合最多受奖励、最少受惩罚行为模式的国家才能生存和发展;相反, 则很难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正如沃尔兹所说的,由于“结构产生的约束力不会因为 你希望它们消失而消失”,因此无论在何时何地,国家“都得到这样的忠告:为了更大 利益,包括它们自身的利益,它们应该为系统而行动,而不应为自己所规定的狭隘利益 而行动”。因此,结构所产生的约束力,解释了为什么国家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却 反复采取相同的行为模式和相互作用方式。[3](P81)因为随着国家间的相互竞争,国家 将相互模仿,被社会化到它们所处的体系结构中去。结果,体系结构一方面限制而且实 际上强有力地影响了国家的行为,在体系结构所产生的特定约束力下,国家可能会由于 相互之间的作用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国家的理性行为导致了可控制的结果;另一方面, 体系结构实际上造就了国际格局中反复出现的类型和模式,正是这些反复出现的类型和 模式增加了国际关系中的有效预期,减少了国家行为的盲目性,从而带来国际关系的稳 定和秩序。总之,国家被体系结构单方面地规定着,并按照体系结构的要求审慎地采取 行动并形成理性的政策偏好;同时,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受到体系结构的支配。 无论是在多极格局还是在两极格局中,体系结构都是国际政治中行为的决定因素。

二、体系结构的均衡作用

体系结构的作用体现在其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控制国家行为,而在国家的横向之 间则存在着均衡的作用。当然,所谓“自上而下”,是指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况下,体 系结构起到了比照和虚拟其替代物的作用。例如,在多极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大国可能 形成的“大国俱乐部”,两极格局中的两个霸权国家或两大联盟体系,都可能具有体系 结构比照和虚拟的“自上而下”功能。而且,正如上面所说的,如果大多数国家承认或 接受体系结构,那么它还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因而它自身所具有的“自上而下”功 能的可接受度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但是,体系结构所表明的合法性和组织特性都不是由 某一机构来显示的,这又可能使它缺乏动态过程的调节功能。因此,只有在国家的横向 之间存在均衡的作用时,才能使体系结构的作用存在机制化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讲, 均衡也是国家共存关系的核心机制和有组织的功能结构。[6]受它的影响,无政府状态 下的国家会进一步改变和不断调整自己的纯自助行为,并且重塑自己的行为。由此,国 际关系中那些混乱和动荡不定的因素以及国家行为的自发成分得以进一步消除,国家的 行为趋于理性,国际关系中一定程度的秩序和某种形式的稳定性得以维持。因此,国际 格局可以通过发挥纵向和横向的双重作用,使国际关系达到稳定和有序,而国际格局经 常性地以均衡的作用影响国家行为和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国际关系中所以能够产生较强 秩序的重要原因。

在国际格局发挥均衡作用的条件下,国家追求的是适度的权力,而非无限度的权力。 虽然摩根索认为“权力无论怎样受限制和保留,它都是国际政治承认为最高价值的价值 ”,[7](P61)但是,即使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国家追求的利益也应与其实力相 称,国家不应超出本国实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采取行动。这本身就是均衡的要求。摩根索 在另一个地方说过,均衡过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完成:一是设法减轻天平较重一侧的分 量,一是增加较轻一侧的分量。[7](P232)这意味着,与那种无限度地追求最大化权力 而容易导致权力失衡的情形不同,均衡并不是指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强 国与一个弱国)之间的权力均衡,也不是指国家间的单独权力在份额上的均等,而是指 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通过某种适当的组合形式使国家行为的基础,即权力关系达到互为 平衡的分布态势,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绝对的权力和优势地位。因此,就现 实主义的一般逻辑来讲,均衡事实上对权力分配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改变了国际格局 中可能失衡的权力关系。特别是新现实主义在重视体系结构层次的均衡的前提下,对安 全问题所做的重新阐释可以进一步加强均衡作用的说服力。新现实主义认为,无论伴随 着什么样的权力关系的变化,国家的终极关怀总是安全。均衡意味着国家只能把权力作 为一种可以使用的手段,国家所具有的权力过大或过小都可能招致风险:权力过小会落 到任人摆布的地步,权力过大则刺激他人并招致敌对各方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自己。这种 情形不仅可能威胁到各个国家的安全,而且可能带来整个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尽 管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差距会使相互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而且一国相对于他国 的权力膨胀必然产生该国的扩张野心,但是,为了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致发生战争, 必须限制或平抑强国权力的过分膨胀,并使权力的分配达到大体的平衡。而均衡正是国 家之间以制衡的方式对可能出现的失衡做出纠正或纠偏的经常性活动,安全的压力和自 助的本能会使均衡成为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普遍的行为。当然,国家在国际关系中采取行 动并不意味着绝对排斥它们追求权力,但是对权力的追求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愤世嫉俗和 使用蛮力,因为均衡作用限制着拼命地扩张和积聚自己的权力,并使那种追求权力最大 化的做法让位于不生事端的自制。事实上,各个国家正是通过均衡过程来维持它们各自 的安全并且达成一定秩序的。对此,摩根索也认为,权力均衡及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 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他还 认为,权力均衡的一个功能是维护国际和平秩序——这就是说,几个国家之间或一个国 家联盟内部权力的大致平等分配,可以防止其中任何一个国家获取高于别国的权力。正 是这种大略的、微妙的平衡,才使得无论哪一种和平和秩序都能够在民族国家的世界上 存在。[7](P221,456)新现实主义则进一步认为,均衡把国家行为带入了一个相对稳定 和良性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中国家追求的不是权力的最大化,而是利益(尤其安全 利益)的共融。因此,国家之间总是会以权力制衡权力,只有当权力均衡出现时,才能 既保证国家的安全,又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

综上所述,均衡的作用体现在:第一,防止各种霸权的产生和努力。按照摩根索的观 点,均衡防止了任何一个因素取得压倒其他因素的主宰地位。[7](P223)由于均衡使得 各国的实力处于大体相当的程度,也由于霸权政策受到多数国家的制约和反对,即使那 些较为强大的国家也无法顺利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因为一旦它们表现出霸权的欲望并 试图付诸实践,就会引起其他众多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有力制约。因此,均衡实际上有可 能使谋求霸权的国家陷入“以一对众”和“众怒难犯”的境地。第二,阻止战争的爆发 和营造和平的条件。均衡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对国际关系的稳定性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而能够达到防止战争和促进和平与稳定的目标正是均衡缔造国际秩序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一定意义上讲,战争肇因于国际格局的不均衡,和平取决于国际格局所带来的均衡。 均衡所发挥的经常性作用便是使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谨慎行事,它们都会遵守行为 的界限和保持必要的克制,在可能发生冲突时以妥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以防止局势的 失控。但是,均衡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它会营造防止战争和维系和平的结构条件 。对此,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曾经指出,结构的制衡(balancing)如果影响得 当,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结构的均衡和权力因素同样可以被用来建立 一种阻止战争和确立和平的结构。[8](P147)皮尔森(Frederic S.Pearson)和罗彻斯特( J.Martin Rochester)则认为,均衡对国家的外交政策影响甚大,两个国家在权力上越 均衡,它们相互开战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多数国家在权力上取得均衡,爆发更大规模战 争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变小。[9]而相反,如果国家之间在权力上无法取得均衡,战争和 冲突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均衡可以为寻求和平和阻止战争营造结构性的条件。但 是,不同的国际格局,如多极格局和两极格局,它们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均衡作用可能 是不同的;换言之,它们将国际格局的均衡作用分散到不同的结构之中,从而给国际关 系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也给国际关系造成了不同的结果,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 它们的均衡作用被认为是对立的或相反的。在这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中存在着“两极和 平论”,也存在着“多极和平论”,以及“单极和平论”或“霸权和平论”,但它们的 共同点都是把国际关系的和平或稳定与特定结构的均衡联系在一起。第三,对国际秩序 的稳定作用。国际体系像市场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而不是有意 识的,因而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发性是导致国际秩序不稳定的基本原因。但是,国际格局 中经常存在着的均衡表明,国际体系混乱的背后隐藏着秩序。国家本身可能意识不到这 一点,就像一个完全市场体系下的企业,但它们的行为被限制在一种有序的结局中。[8 ](P147-148)就此而言,与体系结构具有国际格局组织功能不同的是,均衡主要是促使 了国家之间的互补行为,限制了国家采取反措施,使自助行为转移到趋于理性的方向。 其结果是,国家行为的自发性在很大程度上被削弱。对于均衡所能产生的这种作用,不 少现实主义者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权力均衡是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秩序的因素。昆 西·赖特(Quincy Wright)就说过,“随着各国实力的日益均衡,稳定也得到加强了” 。[10]

当然,与国际格局的体系结构(即静态)意义相比,均衡更多地具有新自由主义所强调 的过程内容(即动态)的含义。因为均衡既是指权力分布的客观状态,又是指国家为取得 对自己有利的均衡状态而主观采取的政策和行动。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均衡不是机械的 运作过程,而是包含着诸多国家的共同意向、政策选择的过程。由于均衡的自发性程度 并不高,在通常情况下,那种被认为可以满足共同利益的均衡局面只有经过各国的努力 才会形成,因此均衡一般是各国合意和政策对接的结果。其中,国家间的外交起着主要 的作用,各国只有依靠外交才能进行经常性的调节、调解和平衡活动,才能长期地维持 可能倾斜的均衡。现实主义曾经指出维持均衡的各种外交方法,如结盟、军备竞争、造 就平衡者、划分势力范围、分而治之和领土赔偿等。昆西·赖特把增加权力中心、组织 区域联盟、发展国际组织和提出超国界主张视为新的谋求均衡的外交方法。(注:关于 维持均衡的各种外交方法可参见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第12章,以及Quincy Wright 的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1955),PP.3-8,PP.26-28,PP.33.42。)这些都是在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对均衡作为一种过程的内容总结。因此,均衡 在过程上表明国家会大量使用各种外交方法,它促使了频繁和大规模外交活动的进行, 从而为国际关系增添非常丰富的动态内容。正是由于均衡过程的动态性,外交活动的地 位和价值不仅没有被贬损,反而被凸显;随着均衡过程的不断展开,外交活动的质量和 效率日益提高,形式更加多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均衡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 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社会化行为,而国家正是通过社会化过程来限制并形成行为的。 沃尔兹认为,社会化促进了特点和行为之间出现相似性,由此产生秩序,调节行为。当 然,处于均衡过程中的国家之间也可能会累积矛盾,而这有可能打破均衡,因此需要体 系结构施加控制的作用。但正是均衡作用的经常性发挥,使得国际格局的结构与过程被 紧紧联系在一起。

三、政策选择的偏好:谋求均势、搭便车和称霸

国际格局所具有的体系结构作用和均衡作用对国际关系和国家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影 响。但是,在关注这两种作用的同时,还需要看到适应不同类型的国际格局,国家可能 采取不同模式的外交政策;同样,在国际格局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国家也可能奉行不同模 式的外交政策,大国会形成大国的政策模式,小国会形成小国的政策模式。因为对于国 家行为和政策选择来讲,总的要求是结构性的,即: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所处的 国际格局结构和自己的实力地位,来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虽然 它们的外交政策都可能对某种国际格局产生偏好,并可能根据这种倾向诉诸外交行为, 但在根本上它们都不能不受到国际格局的制约,也都不能不受到自己实力地位的限制。 因此,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只能回应国际格局的结构,符合国际格局结构规律而采取 行动的国家可以获得安全和发展的机会;背逆国际格局结构规律而采取行动的国家将处 于不利境地。也就是说,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是一种“结构选择”,这种“结构选择 ”影响国家政策的选择偏好,制约国家行为的导向,并决定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结果。[3 ](Chapter4)

国际格局与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格局的作用规律,具体来 讲就是: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各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分别采取谋求均势、搭便车和称 霸三种模式,至少会表现出其中某一模式的政策选择偏好。在多极格局下,国家倾向于 执行谋求均势的政策。自从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开创古典均势(即多极格局)时代以来,如 果以确立国际和平的基本结构为目标,那么国家的政策重心便是维持均势。而且,多极 格局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的事实,说明多数国家、尤其是那些大国愿意奉行谋求均势的 政策,它们把谋求均势的政策看成是防止某一国家取得霸权和造就普遍和平的重要调节 手段。甚至可以说,在多极格局下,国家几乎是受到一种结构动力的驱使,通过谋求均 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包括安全目标。所谓均势,是指相互竞争的国家之间权力大体相 当的平衡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任何国家都不具备支配别国的压倒优势。谋求均势 的政策便是保持这样一种状态的政策。基辛格认为,在19世纪盛行谋求均势政策的时期 ,曾经形成过两种典型的均势政策模式,即不列颠模式和俾斯麦模式。前者是等到均势 局面遭到威胁时才采取行动,主事者几乎都居于弱势;而后者则是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 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以 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11]但无论是基辛格所论述的积极均势政策还是消极均 势政策,在多极格局中,多数国家奉行谋求均势的政策,在多极格局中,多数国家奉行 谋求均势的政策,意味着该政策的核心是扶弱抑强,尤其是它们在试图阻止获得压倒优 势的霸权方面存在着高度的一致。因此,在国际关系中,与较弱的一方联合,或者几个 较弱的国家同时联合,阻止霸权或支配势力的出现,是谋求均势政策的长处。正是基于 此,均势是指“霸权或统治的对立面”。而国家之所以反对霸权的出现,乃是因为霸权 的出现所带来的权力不平衡既可能威胁各个国家的安全与独立,又可能造成整个结构的 不稳定。因此,国家获得安全与独立的基本保证是国家间权力的均势,防止侵略和战争 的最重要方法是阻止单一国家或联盟称霸等破坏均势的行为。[12]换言之,多极格局的 作用规律证明,国际关系的高度稳定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均势状态,多数国家奉行谋求均 势政策的结果是达到国际关系的平衡。

然而,尽管谋求均势政策具备自己的长处,但它也有自己致命的弱点和局限性。如果 国际格局并不是多极的,而是两极的或单极的,那么某些国家继续奉行谋求均势的政策 ,就可能既无法营造力量的平衡,又冒险与两极格局或单极格局中的霸权国家相对立, 从而使自己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也就是说,在两极格局和单极格局中,如果一味地推 行谋求均势政策,不仅得不到最优化的结果,还可能会遇到较大的风险,并付出额外的 成本,而这是多数国家所不愿意做的。同时,即使在多极格局中,谋求均势政策也无法 解决弱国的生存与安全问题。由于历史上的均势基本上由大国所把持,很少顾及弱国的 存在,并且常常损害弱国的利益,所以,作为处于均势边缘的弱国常常并不把均势政策 作为自己的优先选择,或者说它们本来就存在着不执行谋求均势政策的偏好。上述两种 情况说明,在谋求均势政策之外国家还存在着其他的偏好。正如斯派克曼所认为的,均 势理论不能如实地说明实际情况,因为谋求均势政策(包括均势中的结盟)可能带来一国 的力量完全被牵制住而无法采取行动的后果。在国家奉行谋求均势政策的过程中,违背 均势的行为是屡见不鲜的。这说明,“实际情况是,各国只希望看到对它们有利的平衡 (或不平衡)。它们的目标不是均衡,而是一边倒”。[4](P36)因此,国家在特定情况下 为了使自己获得利益最优化的结果,完全可能放弃多极格局中的那种谋求均势政策,转 而采取与谋求均势政策完全相反的政策,即搭便车政策(free-riding)。这一政策将使 较弱的国家加入强大的一方并分享胜利者的成果。在两极格局和单极格局中,人们便会 常常看到与多极格局中完全不同的场景,较弱的国家以“西瓜偎大边”作为政策选择的 偏好,依靠较强的大国或霸权国家,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上听命于后者,用较小的代 价换取后者的保护和承诺,也就是换取用自身力量很难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用 沃尔兹的话来讲,就是只要弱者搭上强者的便车,而不去继续筹建联盟,阻止任何人获 得权力,搭便车而非制衡即成为国家行为的特征。[3]在二战后的两极格局中,西方国 家就大都采取了搭便车政策。西欧和日本与美国共同组成北约集团和美日安全同盟,在 东西方关系上,尤其是在对苏和对华政策上,西欧和日本长期追随美国,对美国亦步亦 趋。它们这样做换来的是美国对它们的安全保障、经济援助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 的稳定供应。在后冷战时期,当国际格局出现单极化因素时,英国再次成为搭便车政策 的典型。它的外交政策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在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紧跟美国, 如在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英国简直成了美国最得力的帮手 。所谓以“美英特殊关系”为核心的搭便车政策,实际上就是英国在国际上的“傍大款 ”政策。所以,在两极格局和单极格局下,那些较弱的国家执行搭便车政策的可能性较 大,或者说它们会自然地产生这方面的政策偏好。尤其是当存在两极或单极联盟时,联 盟成员会依赖于盟主国家而免费获得政治、安全和经济上的好处。当然,这可能使国际 关系中最常见的结盟活动发生质的变化,因为在多极格局中结盟一般是与较弱一方的联 合,但是,在两极格局和单极格局中,结盟不见得是与较弱一方的结盟,而可能是与较 强一方的结盟,例如,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后冷战时期,亚洲某些国家就通常选择 与较强一方而不是较弱一方结盟。[13]其用意显然是与较强的一方结盟更能获得安全, 也更能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当然,搭便车政策也有它致命的弊端,这就是:一国在国际政治中搭便车,可能面临 着丧失独立地位的危险。按照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在国际政治中解决“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难题,必须由霸权国家主动提 供“公共物品”(包括提供经济援助、安全承诺和国际制度),负责解决为集体行动付费 的问题,才能使国际社会稳定。[14]但是,实际上,霸权国家在给追随它的较弱国家提 供公共物品的时候,它自己的国家利益驱使它利用多数国家采取搭便车政策所造成的有 利国际环境,最大限度地追求和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维系霸权结构,而非主要热心于 长期考虑那些追随者的利益。与此同时,虽然追随者可以免费或低成本享有公共物品, 但它同时也要为此付出代价,特别是接受霸权国家的领导和公共物品背后的游戏规则。 因此,在较弱国家的搭便车行为中,它们付出的最大代价是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上完 全听从于霸权国家的号令,按照霸权国家给国际关系定下的一套戏码行事。例如,在冷 战时期,西方国家采取搭便车政策,长期追随美国,也使它们失去了在东西方关系中的 行动自由,在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上受到了诸多限制。但是,总的来说,霸权国家容忍 搭便车行为和较弱国家具有搭便车的政策偏好这两个方面,仅仅是国际格局的结构决定 的,而并不完全是主观的设定。

在谋求均势政策和搭便车政策之外,还存在着称霸的政策,霸权国家执行的当然就是 称霸的政策。一般而言,在单极格局下霸权国家最容易执行称霸的政策,而在单极化— —即单极格局的雏形结构下,霸权国家也会热衷于推行称霸政策,因此称霸政策也与单 极化的努力有关。即是说,无论是就上述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而言,无论是国际格局已 经变成单极还是仅仅出现了单极化的趋势,都有可能存在一个被称为霸权国家的角色, 它在综合国力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包括那些二流强国。在这个时候,它对国际格局的 影响是超群的,结构所产生的国家行为动机驱使霸权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和最大的实力来 建立一个霸权主导之下的国际秩序。基欧汉认为,霸权是以自身占绝对优势的力量支配 和控制国际事务的行为角色,它包含着从事这种行为的能力,也包含着必须达到统治的 愿望,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有着长期控制世界各国的目标。[15](P40)在历史上,如1 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20世纪初和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都有着明显的称霸欧洲 和世界的企图;而冷战时期的美苏两霸,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也都有着称霸世界的目 标。特别是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凭借着自己在国际格局中所占有的绝对优势开始扮演单 极霸权角色,从而使称霸政策的选择偏好达到极致。

霸权国家所推行的称霸政策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实力霸权或军事霸权,另一种是制 度霸权。在历史上,霸权表现为实力征服和军事占领等直接诉诸武力的行动,霸权国家 实力的急剧膨胀导致它们的对外扩张,并带来了一系列的战争,包括世界性战争。换言 之,诉诸战争是达到单极霸权目标最后的和主要的手段。而在二战结束以来,霸权的对 外扩张采取了扩大势力范围和建立联盟体系等做法,但更主要表现为对国际制度和国际 规则的掌控。美国便是更多地通过制度霸权取代实力霸权来确立和维持自己的霸权。制 度霸权之所以成为美国霸权扩张的一个工具,是因为国际制度实际体现了霸权国家掌控 规则和秩序的战略性企图,在霸权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际制度是霸权秩序的 一部分。但是,无论是实力霸权还是制度霸权,二者的最终目标都是维护霸权国家自己 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控制力,其动力都在于霸权国家从中获得的好处超过其他国 家,而这恰好体现了单极或单极化的结构因素。显然,霸权国家奉行称霸政策是由国际 格局的结构(单极或单极化)决定的。基欧汉就说过,在这种时候,霸权国家常常会禁不 住利用其领导地位追求特定的私利。[16]当然,正是因为单极结构(或者说霸权结构)的 作用,在它导致霸权国家具有称霸政策的选择偏好时,由于其他国家对霸权国家的领导 难以心甘情愿,因此在一定情况下,霸权领导中实施强迫的需要便增加了。但是,这可 能会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霸权国家的利益在单极化的结构中可以得到全面的增 进,任何对于霸权国家利益挑战的行为都可能受到抑制;但另一方面,当国际关系中复 合相互依赖加强时,霸权国家的强制也会变得很不容易。例如,虽然美国现在仍然是惟 一的超级大国,但它在国际关系中所采取的强制手段经常地受到其他国家、包括一些大 国的抵制,这种抵制说明多数国家都不认可美国确立单极霸权的目标。基欧汉曾经指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霸权国家所使用手段的范围和功效上,以及它们获得的成 功程度上,美国的霸权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美国的霸权很难 说是一种普遍和持久的现象。[15](P43)总之,霸权国家具有称霸政策的选择偏好是由 其超强的实力优势和单极化的结构决定的,但它也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尤其是在单 极化结构孕育着多极化因素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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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太原)2004年第06期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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