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0 次 更新时间:2015-07-11 13:5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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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祥  

   1944年,李长傅先生在《淮域形势与中国历史》一文中指出:“离地无人,离人无史,人类活动于地面之上,演出可歌可泣的历史。我们固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者,说一切历史,都受地理环境的支配,但要是彻底明了人类历史的因果,不能不对于人类与其活动的空间在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有深切的认识。”[1]

   就魏晋南北朝史而言,当然也不例外。无论自然地理还是人文地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状况与现今的状况都存在种种的不同,如此,便不能以现今的地理状况阐释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又魏晋南北朝之自然地理状况与人文地理状况,本身就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狭义”的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有鉴于此,本篇略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以供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参考。

   一、气候形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基本特征是寒冷。寒冷的气候既反映在农业物候上,也反映在气候事件的极端情况上。[2]

   以农业物候来说,约成书于公533—544年的北朝贾思勰所撰《齐民要术》颇能说明问题。作为一部农业专著,《齐民要术》大体反映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经验。据该书《种谷》记载:“三月上旬及清明节桃始花为中时,四月上旬及枣叶生、桑花落为下时。”与现在相比较,当时春季物候推迟了十天至半个月,即春季温度比现代低,这显然是寒冷期的现象。又《齐民要术·安石榴》:“十月中,以藁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解放。”现在河南、山东等地石榴树可在露地过冬,无需包裹,这表明当时冬季气温冷于现代。

   类似的物候记载在《齐民要术》中还有一些。如《黍穄》:“常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冻树日种之,万不失一”,自注云:“冻树者,凝霜封著木条也。”此种冻树现象即现代的雾淞。当时雾淞现象应该相当普遍,否则贾氏不会以此作为第二年黍子播种宜日的指示现象,而出现雾淞的季节,一般气温较低。

   据上,以代表平均状况的物候而论,《齐民要术》所反映的公元六世纪上半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无疑是寒冷的。然而,更能表明此期寒冷气候的,还是一些极端气候事件,如霜雪日期的异常现象[3]:

   嘉禾四年七月(235.8.2-8.31),南京一带陨霜;

   泰始九年四月(273.5.4-6.2),洛阳一带陨霜;

   咸宁三年八月(277.9.15-10.15),河北中部至山东中部暴风寒冰及陨霜;

   太康八年四月(287.4.30-5.30),山东中部陨霜;

   光熙元年闰八月甲申(306.9.24),洛阳一带霰雪;

   太宁元年三月丙戌(323.4.30),南京一带陨霜;

   太宁三年三月癸已(325.4.26),南京一带陨霜;

   建元元年八月(343.9.6-10.4),南京一带大雪;

   永和二年八月(346.9.2-10.1),河北中北部大雪,人马冻死;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355.4.28),南京一带陨霜;

   天赐五年七月(408.7.9-8.7),河北中部陨霜;

   义熙五年三月己亥(409.4.11),南京一带雪深数尺;

   太和六年四月(482.5.4-6.1),河南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四月(485.4.30-5.29),山东中部陨霜;

   太和九年六月(485.6.28-7.27),河南中部、河北中部陨霜;

   景明元年八月(500.9.9-10.8),河南中部暴风陨霜;

   天监三年三月(504.4.1-4.29),南京一带陨霜;

   正始二年四月(505.5.19-6.16),山东中部陨霜;

   正始四年九月(507.9.22-10.21),洛阳一带大雪;

   延昌四年三月(515.3.31-4.28),黄河中上游南部八州陨霜;

   熙平元年七月(516.8.14-9.11),黄河中下游南北地区十一州陨霜。

   以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极端霜雪现象,具有气候指示意义。一般来说,霜雪初日提早,则秋季气温下降提前,秋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又霜雪终日的推迟,表明春季气温的偏低。以此衡量,上面所列霜雪日期,大部分是接近或超过现代的极端,这说明当时气温较现代低。如吴嘉禾四年七月南京一带陨霜,初霜日至少提前70天,由此推算,该年秋季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2.8℃;其它年的资料也可作类似的推算。

   当时一些年份霜雪期的延续时间,也反映了严寒冬季的存在。如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南京一带“雨雪二十三日”;元嘉二十九年(452)“自十一月霖雨连雪,太阳罕曜”,次年“正月,大风飞霰且雷”;又建元三年(481)十一月“雨雪,或阴或晦,八十余日,至四年二月乃止”。[4]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以上雨雪日大大超过现代极值,其为严寒冬季无疑。有学者还据此推测,以上东晋南朝时的这三个严寒冬季,苏北沿海或钱塘江等江河可能出现冻结现象,其严寒极端情况,均超过现代气候所见极端现象,而仿佛于明清小冰期时的极端情况。[5](P25)

   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本特征呈现为寒冷的该时期,寒冷程度也有着一定的波动。据《晋书》、《宋书》、《南齐书》之《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及相关正史本纪所见资料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寒冷低值过程,出现在三世纪八十年代至四世纪四十年代,时间长  约60年;在这60年中,寒冷事件的出现频率很高。[6](P26)又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至迟在北魏初年已有迹象,如神瑞元年(414)后,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一带“比岁霜旱,五谷不登”,云、代等郡人民死亡甚多。[7]此后一直到北魏迁都洛阳间,这一带霜雪极端事件屡见记载。据《魏书·灵征志》,太延元年(435)七月,平城一带“大陨霜,杀草木”;太平真君八年(447)五月,“北镇寒雪,人畜冻死”;又465、479、483、485等年,情况也都类似。直到太和十七年(493),“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8],将都城由平城迁往洛阳。当时平城一带六月雨雪,而现代大同一带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已经断雪,7月正是一年中温度最高的月份,平均温度达20℃左右。又当时长江流域也不例外,如刘宋大明六年(462),设置凌室于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修藏冰之礼。[9]现代南京一带1月平均气温2℃,河湖结冰时间不长,冰块很薄,不能储藏;当时南京一带既有冰可供收藏,可见当时冬季气温比现在大约冷2℃左右。然则综合有关寒冷事件的各种记载,这第二个寒冷低值过程大约延续到了六世纪的二十年代。

   以上两个寒冷低值过程,累计170年左右。这170年左右,是时间跨度长达360余年的寒冷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更为寒冷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气候的另一大要素即湿度,呈现出相对于干旱的特征。统计正史五行志、正史本纪有关大水年与大旱年的记载,大旱年出现的次数稍多于大水年;[10](P408-409)换言之,魏晋南北朝总体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寒冷干燥的时期。

   二、动植物资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植物资源,受自然条件(特别是其中的气候因素)与人为活动的影响,已不及先秦秦汉丰富,但是较之今日,还是远远胜出。又各地区动植物资源及其影响因素,也每有不同。

   大兴安岭北段的寒温带林、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的温带林,植被发育良好,以森林为主,三江平原则广布沼泽植被。该地区拥有多量的鹿、貂等野生动物资源。

   华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带,由于强烈的人类活动影响,森林迅速减少,许多平原森林采伐殆尽,不少地方因缺乏木材,不得不远途去外地伐木。另一方面,长期而大规模的战乱,引起大片土地抛荒,变成次生的草地和灌木丛。据《三国志·魏志·高柔传》,魏明帝时(227—239),荥阳附近千余里因人口耗散,土地荒芜,林木获得发展,野生动物如狼、虎、狐、麋、鹿又在此栖息。

   华北地带的少数山区,出现了“上无草木”的荒凉现象,但大部分山区及一些相对僻远的平原,仍分布着茂密的森林。依赖森林环境的动物,如猕猴、鹦鹉、虎等等,在华北广为分布。据《魏书·灵征志》,直到东魏时,淮北仍可见到从南方来的并不过冬的野象。

   相对于华北,华东华中西南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带,动植物资源更为丰富。以华东言,北部沿长江淮河一带,次生林成为主要的林相,而东部宁绍地区,虽经人类的大肆采伐,原始林木仍多有留存,如直到刘宋时,当地还有先秦的古樟。华中之汉水上游陕鄂边境,“秀林茂木,隆冬不凋”;[11]西南方面,秦岭巴山一带山地仍是茂密的北亚热带森林和竹林,三峡地区“林高木茂”[12],云贵高原植被良好。

   今日一些珍稀动物,如犀、象、虎、孔雀、鹦鹉、麋鹿、长臂猿、大熊猫、竹鼠、扬子鳄等,在当时的华东华中西南地区广泛分布。如野象,上至四川盆地,下达淮北江南,南及江西、广西,都曾经见于记载;三峡、湘西、浙西、闽中,处处可见长臂猿的活动;江淮长江中下游活动着扬子鳄;孔雀当时在四川盆地相当常见。动植物资源尤为丰富多彩的地区,是包括今闽南、岭南和滇南的热带林地带。以岭南为例,热带雨林、季雨林发育良好,热带海洋林也有留存。椰子、荔枝、龙眼、榕桂、紫荆、铁力木、八角茴香、沉香等植物品种,犀、象、虎、孔雀、猩猩、马来鳄等动物品种,生长、栖息于热带林中。比如孔雀,在岭南是常见的飞禽,由于容易猎获,大都作为食物,其羽毛则作为装饰品,大量使用。

   区别于以上各地区的,是北部温带草原。据《魏书·序纪》,拓跋推寅从大兴安岭以北南迁,经过呼伦贝尔时,这里还是大片沼泽,湖面也比以后大得多,这表明了汉晋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优越的植被状况与湿润条件。今内蒙高原的草原景观,北齐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形象精到的概括。在黄土高原西北部的森林草原地带,直到南北朝时期,森林资源仍十分丰富,《魏书·世祖本纪》载北魏时曾“就阴山伐木,大造攻具”,可知阴山一带森林的茂密。又河西的植被状况,较之两汉有了若干变化,又仅屯田大多废弃,而且由于从事游牧生活的部族大量进入河西地区,退耕还牧,使畜牧业生产比重大为提高。如北魏平北凉,获“牛马畜产二十余万”[13],这说明了当地畜牧业已占到了主导地位,由此又可见河西一带次生草原在东晋以后逐渐恢复的事实。在陇右、湟中和祁连山等山区,森林资源比中原丰富得多,《水经·河水注》即称黄河上游“河湟之间多禽兽,以射猎为事”。

   三、河流湖泊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流湖泊,颇有不同于今日之面貌者;与先秦秦汉时期相比较,也有众多的河流湖泊发生了频繁而复杂的变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黄河,仍沿袭着东汉王景公元69—70年治理后所固定的河道。这一河道是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阳谷县西与古漯水分流,经今黄河和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入海。这条河道比较顺直,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所以在形成以后的大约800年时间里,河道比较稳定。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河道的最稳定阶段,一共只发生了6次河溢,即黄魏时两次,西晋时两次,北魏时两次,平均每60年一次,远远低于王景治河后至东汉灭亡的平均37.5年一次河溢及唐代平均18年一次的河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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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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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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