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阳光:唐代灾害救济实效再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 次 更新时间:2020-07-10 2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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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阳光  

   摘要:通过对唐代文献资料的分析来看,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唐代国家制订了较为完善的制度,而唐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官吏能够积极主动的投入灾害救济中去,大多数情况下,蠲免和赈贷等救灾措施都能够得到较好的贯彻,因而唐代灾害救济取得了较好的实效。而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灾害救济的确又受到唐代社会政治局势以及官吏个人因素等外部条件的局限和制约,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唐代救灾对策的实效和积极意义。

  

关键词:唐代 自然灾害 救济

   上个世纪以来,有关唐代自然灾害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但涉及到唐代灾害救济的实效问题,相关研究却不多。张学锋《唐代水旱赈恤、蠲免的实效与实质》较早对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他认为唐代虽然采取了灾害赈恤和蠲免措施,但效果都比较差。“唐代水旱灾害赈恤、蠲免的实质不是为了保存灾民的生活,而是为了封建王朝帝国本身的生存保障劳动力。灾害之年,赈恤、蠲免根本就不是什么慈善事业,而是对社会再生产条件的补偿。……而且这些微薄的补偿还往往被掠夺。这种怪现象的发展结果便是:赈恤、蠲免常有,但农民破产,农村凋敝,社会再生产过程被打断的现象仍然周期性地出现,给唐代社会造成了种种恶果。”对唐代灾害救济效果持否定态度。王寿南《唐代灾荒的救济政策》中则指出:唐代对灾荒的救济并无系统化的或制度化的办法,只是临时的恩典,对于灾民未必真能发挥救济的责任。对此持相反观点的是潘孝伟,他认为唐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减灾行政管理体制,救荒措施更加务实、系统,在《唐代减灾与当时政治经济之关系》一文中,他认为唐代的减灾活动保护了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缓和了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还促进统治政策的调整,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么振华《唐朝的因灾蠲免程序及其实效》研究了唐代勘灾和赋税蠲免程序进行了研究,指出蠲免效果受政治状况和吏治好坏的影响。那么,唐代灾害救济的效果到底怎样,为什么会出现结论相左的观点?如何分析现存唐代救灾的史料?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而客观、全面的评价唐代灾害救济的实效对于正确认识唐代社会救济在中古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唐代的各种史料来重新探讨唐代灾害救济的实效问题,同时也藉此问题重新审视古代中国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教正于方家。

  

   一、唐代中央政府的灾害应对举措

  

   在古代中国,由于小农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国家一直是灾害救济的主体,在救灾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早在《周礼·地官·大司徒》中就规定了国家在灾害发生之际的诸多职能。尽管此时的中央政府没有专门的救灾机构,但历代国家和政府对于救灾是非常重视的。而有唐一代也是如此,统治集团在救灾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为上层统治集团的首脑——皇帝,对于自然灾害的危害以及救济的重要性是非常明了的。如唐太宗就指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而大多数皇帝在灾害发生之后都会发布诏令表达自己对灾民生存状况的关心与担忧,并指示地方及时救灾。如开元三年(715),河南、河北地区遭受蝗涝灾害,玄宗指出:“水旱虫螟,代则尝有,有一于此,胡宁不恤?间者河南、河北灾蝗水涝之处,其困弊未获安存。念之怃然,不忘寤寐。”贞元八年(787),江淮以及河北等地发生水灾,德宗在诏令中指出“其间郡邑,连有水灾,城郭多伤,公私为害。损坏庐舍,浸败田苗。或亲戚漂沦,或资产沉溺。为之父母,所不忍闻。兴言疾疚,良深恻悯,夙夜祗畏,悼于厥心,是用寝不获安,食而忘味,时且赈恤,庶洽幽明。”开成四年(839)六月,由于久旱,文宗甚至声称:“朕为人主,无德及天下,致茲灾旱,又谪见于天。若三日不雨,当退归南内,更选贤明以主天下。”尽管是种姿态,但如此言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通常情况下,地方遇到大的水旱灾害之际,皇帝通常会和宰相等高官商议对策,并颁布诏令,指示地方采取蠲免、赈济等具体的措施来对灾区进行救济。为更好地指导地方救灾,唐朝皇帝还多次派遣使臣以宣抚使、赈给使名义亲临灾区,勘查灾情,临机指挥救灾。据笔者对唐代文献的统计,灾害之际,唐中央政府共向地方派遣使臣达76次,推进了地方的救灾行动。对于那些在地方救灾过程中处置得当,表现突出的官员予以褒奖,而对于那些弄虚作假,无所作为的官员给予严惩。另外,多数皇帝还会下诏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过失,并采取避正殿、减膳撤乐、虑囚、求言等禳灾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这些举措对于灾民没有物质上的帮助,但对于修明政风、缓和灾区社会矛盾、增强灾民生存的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地方灾情的申报上,唐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灾情奏报和监察制度。灾害发生之际,地方由里正向县里申报,之后再由县、州逐级上报,灾情严重的奏报朝廷。之后再由朝廷派遣御史到灾区巡覆,负责灾情的监察与汇报,此举使得地方灾情得以顺利上达并避免地方谎报灾情。

   在主要的灾害救济措施上,此时灾害的赋税蠲免更加细密和制度化。在唐《赋役令》中专门规定了受灾地区土地的蠲免标准。“诸田有水旱虫霜不熟之处,据见营之田州县检实,具账申省,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具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其已役已输者,听折来年,经两年后,不在折限。其应损免者,兼(通)计麦田为分数。” 虽然从史料来看:唐前期,有关灾害救济的诏令中专门记载蠲免的内容并不多,但作为律令中的重要内容,唐政府的赋税蠲免中是得到了切实执行的。正如玄宗初年颖州刺史张廷珪上表中所称:“依贞观、永徽故事,一准令式折免。” 而到了唐后期,各种有关蠲免的诏令以及地方蠲免赋税的记载史不绝书,可见此时地方灾区的赋役蠲免仍旧被执行。

   在唐代灾害赈济方面,赈济粮以义仓为主,常平仓、太仓以及各级正仓为辅。其中,义仓在救灾中的作用尤其重要。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戴胄在建议下恢复了隋朝创始的义仓制度,义仓粮“贮之州县,以备凶年。” 根据笔者的统计,以天宝为界限,此前唐政府利用义仓对灾区的赈恤达68次。这一时期,唐政府不断使用义仓粮来救济受灾地区,开展有效的赈恤活动。因此,陆贽称义仓“丰则敛藏,俭则散给,历高宗之代,五六十载,人赖其资。” 可见义仓在唐前期的灾害救济中所起的作用。到了玄宗时期,天宝八载(749),诸道义仓都积累了大量的粮储,河南道义仓粮储15429763石,河北道17544600石,关内道5946212石,河东道7309610石,河西道388403石,陇右道300034石,剑南道1797228石,淮南道4840872石,江南道6739270石,山南道2871668石。如此多的义仓粮虽然不会全部都运用到灾害救济上,但毕竟为救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即便是到了唐后期,在两税三分体制下,财政收入由中央和地方分割,地方救灾的常平义仓粮储也是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担下建立的。据推算,此时每年常平义仓的储粮量当为320万石。救灾事业不再像唐前期那样由中央政府统筹规划,而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担负。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灾情仍旧非常关注,如宪宗元和前期,江淮灾情严重。元和六年(811),户部侍郎李绛在《论户部阙(官)斛斗》指出:“自陛下嗣位已来,遇江淮荒歉,三度恩赦,赈贷百姓斛斗,多至一百万石,少至七十万石。” 而这时地方每年上供给中央政府的斛斗总量是200余万石,由此可见,唐政府对灾区的投入是相当大的。文宗大和三年至九年,江淮、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区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水、旱、蝗灾害,中央政府多次颁布诏令对指挥地方救灾,并9次向受灾地区赐予救灾米粮,并指示地方用常平义仓粮赈济灾区。如大和八年(834)九月,江淮、浙西等道水潦,诏:“以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其名,惠不及下。宜委所在长吏以军州自贮官仓米减一半价出粜,各给贫弱。如无贮蓄处,即以常平义仓米出粜。又诏诸道有饥疫处,军粮积蓄之外,其属度支、户部杂谷并令减价,以出粜济贫人。”

   关于唐代义仓赈贷的具体数据,史书中只有零星的记载。根据开元二十二年八月九日的敕令,“应给贷粮,本州录奏。敕到,三口以下,给米一石;六口以下,给米两石;七口以下,给米三石,如给粟,准米计折。” 根据唐代成丁一日二升的标准,再加上节衣缩食,勉强可支持一月。这是开元年间政府贷给三口之家的月食米量。另外,《册府元龟》卷六七五《牧守部·仁惠》载,天宝时,义阳郡守李裕“上言所部遭损户一万八百三户,请给两月粮充种子。许之。”这里虽然说是充种子,但也应该包括食用的部分,因为种子作为生产资料一般是按照土地数量来贷给的。据《旧唐书》卷四十《地理三》,义阳郡天宝十二载有25864户,口147756。那么,一户平均口数是5.7口,则受灾人口是61577人。如果按照前引开元二十二年六口给米两石是标准,一户的两月粮数量应是4石,则义仓需要支出43212石米,数量是相当大的。目前唐代赈济中标准最高的是文宗大和四年赈给许州遭水灾民:“每人量给米一石,其当户人多,亦不得过五石。” 这样的标准也能够让一个灾民支撑大约两个月。由此可见,唐代义仓粮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灾民度过难关,唐代义仓在自然灾害之际救济灾民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

   除了蠲免和赈济等举措之外,根据灾区的具体情况,唐中央政府还采用了调粮救灾、施药、助葬、给复灾民等多种手段来对灾民进行救助。

   可以说,在唐代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唐中央政府对于自然灾害对国家和社会的严重危害是非常明了的,并因此制订了一系列的制度并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灾民得到救济、灾区社会得以恢复。当地方发生灾害之际,以皇帝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并不是发几道诏令,做做样子,而是切实的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来应对自然灾害的发生。从史料记载来看,在唐朝中央政府的积极指挥和督促下,这些诏令以及规章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得到了切实的执行和贯彻的。如魏明孔通过对《贞观政要》的研究认为唐太宗贞观时期将民本思想贯彻于救灾活动中,在应对自然灾害方面减灾与救灾并重,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而阎守诚曾指出开元三年、四年,山东地区发生大蝗灾,唐玄宗、姚崇的处理上由于应对得当,“连岁蝗灾,不至大饥”。稳定了开元初年的政局。黄进华曾对玄宗开元十四、十五年河南、河北、河东地区的自然灾害进行了个案研究,肯定了唐中央政府在这场大灾难中所采取的对策,认为救灾“成效相当显著”。

  

   二、各级地方官员对灾害救济的重视与参与

  

   除了制度化的措施以及中央政府的重视之外,地方官员在地方救灾过程中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尽管灾害之际他们都是按照唐政府的各项灾害救济制度和诏敕来行事,但毕竟他们是灾情的申报者、地方救灾活动的领导者和实施者,他们在救灾中的态度和行动关系着地方灾害救济的成败。而事实上,唐代各级地方政府和官吏对于自然灾害的应对也非常重视,他们在地方救灾中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通过多种手段来保障灾民的生存并恢复灾区的正常秩序。在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文献中,无论是传统文献还是出土石刻资料,关于地方官员参与救灾的内容非常多,尤其是官员的行状、传记和墓志铭中,尽管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但这反映出当时人对官员的评价取向,即重视官员在灾害之际的行为。这也为我们了解唐代地方官员在灾害之际的表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些官吏为了及时赈济百姓,不惜违反灾情奏报制度,不待朝廷敕令而先行开仓赈济。如高宗上元初,员半千为武陟尉,“时属旱歉,劝县令开仓赈恤贫馁,县令不从。俄县令上府,半千悉发仓粟,以给百姓。刺史郑齐宗大怒,因而按之,将以上闻。时黄门侍郎薛元超为河北存抚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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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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