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的理论之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5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12:24:18

进入专题: 全球化   国家与社会关系   保守自由主义   新左派   “第三条道路”  

庞金友 (进入专栏)  

   【摘要】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继承并发展了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和“小政府”理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并提出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三大假设。以哈贝马斯为首的新左派基于“合法性危机”理论,反对市场逻辑和新殖民主张,寄希望于“超民族国家共同体”使现代国家摆脱全球化困境。“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既兼顾民主和福利,又重视市场和公民社会,力求在国家与社会、安全感与灵活性、理性调节与自发秩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关键词】全球化|国家与社会关系|保守自由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

   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进程的挑战和冲击。如何认识这一客观现象,并在理论和实践中做出回应,这是当代学者思考的焦点。围绕着“强国家”还是“弱国家”,“强社会”还是“弱社会”等诸多核心问题,西方保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争,“第三条道路”则走在两者之间,试图寻找一条更为温和的中间道路。?

一、“弱政府、强社会”:自由主义的终极目标

   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现代变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伴而生。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和福利政策遭遇空前危机,“大政府”逐渐式微。[1](P88-96)保守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坚持消极国家观,主张社会自治和自由市场,倡导“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面对全球化引发的社会变迁,它一方面强调自由市场的至上性,一方面批判国家中心主义。对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它的基本假设是:民族国家收缩、公民社会扩张和全球治理兴起。?

   保守自由主义对政府一直心存戒心。人性为恶,政府作为防范和惩罚之手段,只能扮演消极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必要的邪恶”,这是传统自由主义的政治逻辑。保守自由主义一如既往地维护着这一信条,但它启用了新的理论范式,从不同角度论证着“弱政府”是如何可能的。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经济人”假设,认为政府官员与选民一样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当他们面对若干可供替代的选择时,往往偏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做法。[2](P23-27)国家的过多干预,不仅会破坏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和调节,还导致对民主的破坏和对个人权利的侵蚀。哈耶克则用“自发秩序”证明市场自身的有效性。自生自发的秩序是自由市场的根基和灵魂。如果说适度的、符合法治形式的政府活动是允许的,刻意设计的“人造秩序”尤其是对社会经济进行整体建构的做法却是一种“致命的自负”,[3](P73-100)是“自由之敌人”。[4](P70)诺齐克用“最弱意义国家”证明了国家的必要性和合乎道德性,但他一再重申,国家是且只能是仅限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实现和绝对安全的“守夜人”。[5](P329-336)任何比“最弱意义国家”职能更多、权限更大的国家,都不具备道德的可证明性。[6](P37-40)?

   在保守自由主义看来,对于推进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的全球化而言,唯一存在的主权是市场的主权。拥有巨大权力的国家不仅不再是产权和市场的保护神,反而成为市场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深度发展的潜在障碍,尤其是那些努力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家主权的民族国家。[7](P81-83)因此,必须弱化国家力量,收缩国家主权和政府部门的规模和作用范围;强化社会力量,营利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应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保守自由主义者纷纷倡导“国家终结论”或“国家重构论”。[8](P66-69)

   公民社会,被保守自由主义视为与市场一样属于私人自治领域,因此它力推公民社会的发展。认为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有利于经济自由的社会自主和自治意识的培育与提升,还可以借助公民社会来实现对不断扩张的国家主义行为的限制。在保守自由主义者眼中,公民社会的发展乃至在全球的扩张,绝非坏事。?

   在此基础上,保守自由主义建议由市场主体、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承担公共职能和政治责任,由新型的多元治理代替传统的政府管理。这种新型治理结构意味着对现代国家、民主理论和国际秩序的解构,因为这一结构可以如赫尔德所言“突破国家间体系”扩展到世界范围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9](P235-252)?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强社会”策略在一段时期内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在民族国家层面,贫富分化加剧、不平等现象增多,城市暴力呈上升趋势;利益原则大行其道,甚至催动公民社会领域趋向商品化;对抗政治的力量不断形成。[10](P96-105)在全球层面,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将越来越多的国家拉进市场化、商品化的漩涡,由此产生的全球性贫富分化,直接导致了落后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仇恨,再度危及到自冷战后已有所解冻的南北关系。?

   这些现实促使人们开始反思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一时间批评声雀起。总体来看,这些批评者主要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攻击:?

   一是强硬的市场逻辑。保守自由主义将市场看作是一种不证自明的价值,无视市场和资本扩张所带来的社会代价。[11](P14-17)对此,诺姆·乔姆斯基批评道,保守自由主义的政策只能“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12](P2)H.屈恩格也指出,替代福利国家制度的新资本主义具有“反社会”倾向,因为“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企业政策摧毁了社会的凝聚力,而这种凝聚力是社会的持续发展所必需的。”[13](P25)莱斯特·瑟罗也认为保守自由主义“不理解自由市场需要有物质的、社会的、精神的、教育的和组织的基础设施的支持”。[14](P271)卡尔·博格斯认为这种市场逻辑具有“非政治化”倾向,因为资本全球扩张的结果是,公民参与热情受挫,公民权衰落,政治关切淡漠。[10](P1-2)马蒂则认为,保守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实质就是趋同化,而这种趋同化是由最强者的权利驱动的。[15](P3)另一些学者则担心市场逻辑会导致美国化、跨国公司化。如德里克所言,“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最热情的宣传却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来自美国。”[16](P4)S.萨森也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努力推动国内法冲破国家边界走向国际化的同时,还往往借助跨国公司在全球制定并推行自己的规则。[17](P9)?

   二是脆弱的公民社会。批判者指出,政府会失灵,但如果认为政府失灵为常态,与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总是自发和自治一样,都是片面的认识。琳达·韦斯认为,其实公民社会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人们对它的性质、构成及其民主取向等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18](P27)托马斯·卡罗瑟斯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理论层面上的公民社会是一个“既温暖又模糊”的概念,而现实层面的公民社会则是“由良莠不齐、甚至完全怪诞的成份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纵队”。[19](P33)一些公民社会组织只谋私利,对公共权益则漠不关心,它的发展与民主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的联系。[20](P81)塞纳克伦斯甚至直接将公民社会视为垄断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公民社会在全球的扩张只是在为“跨国公司的经营及资本的流动排除障碍,帮助资本主义市场扩张。”[21](P256-257)?

   三是模糊的关系定位。保守自由主义不自觉地将市场、公民社会置于政府的对立面之上,认为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政府的衰败。但正如人们所提出的,虽然市场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发展确实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市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并非永远都是定格化的、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前两者的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政府作用的丧失。波罗霍夫斯基认为,“国家对经济过程的影响并不总是与国家经济中的国有制规模或国家经营份额成正比例”,[22](P29)有时,国家与市场的增长甚至可以同步进行,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就是最好的例证。此时,政府不仅不是市场的敌人,还成为市场发展的积极力量,反过来,“经济增长愈稳定,国家就愈能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经济作用。”[23](P43)

   由此看来,保守自由主义对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命运过于悲观,甚至低于亚当·斯密“自由放任”原则下国家作用的底线。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虽试图摆脱“国家悖论”,构建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但这种模式的合理性也仅仅停留在制度创设的层面,对道德层面的解释力却是软弱的,对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也同样无能为力。[24](P197-198)保守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看来也是情有可原的。?

二、“强政府、弱社会”:新左派的理想建构

   新左派认为保守自由主义的“弱政府、强社会”模式并不足取,因为这一模式倡导的“权利优于公益”的政治主张容易造成社会民主的危机,同时,其内在的“经济优于公益”的价值取向也必然使国家陷入困境:自由市场需要一个“最小的国家”,而市场危机和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却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就处在全球范围的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内社会福利和民主压力的双重夹击之下。[25](P101)新左派对保守自由主义的批判多集中于此。在多数批判中,尤以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危机的论述最具代表性。?

   哈贝马斯提出“系统危机”理论来论证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并未完全解除。在经济系统中,国家干预所实施的非政治性补偿政策,使得社会化的费用不断增长,大大超过了可使用的价值量所能承受的限度。在政治系统中,国家为了兼顾阶级利益、减少阶级冲突,必然增加生产费用,进而严重地加剧国库的负担。在社会文化系统中,国家用垄断手段掌管文化系统,致使“意义”成为一种能源匮乏,而短缺的能源“意义”必然由国家拿去的能源“价值”来代替。这三种危机被哈贝马斯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结构性危机”。[26](P281)?

   从合法性危机的角度,哈贝马斯反对保守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在他看来,技术工具理性的泛滥与日常生活中交往理性的萎缩,正像欧洲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曾经导致广泛殖民化一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王国的无限膨胀,在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内部都可能导致再度“殖民化”。晚期资本主义还将自身的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嫁到其他社会领域,破坏生态平衡、人类平衡以及国际平衡,最终导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危机。[27](P85-95)这一切,最终使民族国家日益陷入两难困境。?

   哈贝马斯虽然批判经济全球化,但他也认为,全球化必然导致民族国家的过时与消亡,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将取而代之。他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显然绝非出自像保守自由主义所设想的为市场的全球扩张扫清障碍这一动机,他考虑的因素较多。?

首先,他考虑较多的是福利国家的困境问题。全球化进程要求民族国家为保持国际竞争力,必须轻装上阵,抛开沉重的福利负担;而国家福利又是维系民主的社会基础、抑制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而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跨国经济缺陷的政治共同体,才能在迄今的水平上履行这种职能。”[28](P62)另外,他还必须考虑到全球政治的问题。全球政治使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形成了一个风险共担的共同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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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教学与研究》200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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