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大政府是如何可能的

——新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2 次 更新时间:2015-06-28 11: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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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 (进入专栏)  

   【摘要】与传统自由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反对消极国家观,坚持积极国家观,倡导以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政府”理论。新自由主义认为,大政府不仅可以增进社会的团结与和谐,促进个人与公共利益的平衡,实现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还与权利优于善的价值论和多元民主观协调一致。这一理论肯定国家的地位,强调政府的作用,但也主张将政府干预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大政府并不必然就是无限政府。新自由主义的“大政府”理论受到了保守自由主义的猛烈批评。

   【关键词】积极国家观|大政府|新自由主义|保守自由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国家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特别是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社会自我规范和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被打破,自由放任原则的弊端逐渐显露,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受到怀疑。现实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强化国家的作用,转变国家的角色。应时代而生的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是论证“小政府”的缺陷、积极国家观的必要性以及“大政府”的合理性。这一主张受到了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首的诸多流派的猛烈批判。

一、积极国家观:大政府的逻辑起点

   保守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现代变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伴而生。虽然从现实政治的角度,20世纪上半叶是新自由主义的天下,但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歇,只不过前者一直占据优势而已。[1](P88-96)

   显然,传统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假想敌。传统自由主义倡导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它坚持消极国家观,主张将国家的权力限制在最低限度。新自由主义“大政府”的理论逻辑是:市场会失灵,这种失灵会带来诸多弊端,如资源浪费、垄断、恶性竞争、社会不公,甚至限制和妨碍人们的自由,因此,应该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的不足、协调社会的自治。而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国家不应是“守夜人”,管得最少的政府未必是最好的政府,自由放任更是“过时”的理论。在新的历史时期,国家的作用应该是积极的,应该扩大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必要干涉,通过政府的高效率,建设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任何借口都不能阻碍国家职能的积极发挥。显然,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就成为新自由主义首先回应的论点。

   格林明确提出要建立“积极国家”。在他看来,具有道德特性的国家不再是“必要的恶”,而是“必要的善”。国家不仅可以为共同善的实现扫清障碍,还可以为共同善的实现提供条件,创造机会。国家不仅要干预经济活动,还要干预社会生活,一些干预土地买卖、强迫义务教育、干涉劳动事务以及立法保护工人健康福利活动,是合情合理。他提出“积极自由”概念,作为“积极国家观”的理论根基。在他看来,国家权力增加,并不意味着个人自由就会受到损害。相反,只有国家积极作为,主动干涉,才能保证个人自由的增长。一个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政府未必就是一个好政府,但一个积极作为的、关心全体公民福利与自由的政府一定是一个好政府。

   霍布豪斯同样重视国家积极作用的发挥。他认为国家不仅要为每个公民的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和环境,还要通过有力的国家干涉,在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为公民谋取更多的福利,其理由是:如果社会条件改善、公共福利增多,国家与社会就可以给予个人以更大的安全,更多的自由。国家的积极职能尤其表现在经济领域,应该运用国家权力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以积极的措施削除大众对社会危机的恐慌,以行之有效的就业计划和最低限度的收入标准维护弱势群体利益。

   鲍桑葵则把国家的作用形象地描绘为“排除障碍”。为了实现社会的共同的善,国家可以采取种种积极的行动加以干预,排除所有不利于实现国家目的的障碍,甚至可以使用暴力制止妨碍共同利益的行为。在鲍桑葵看来,国家主要有两大重要责任,一个是维护并促进公共利益,另一个是维护权利,“权利是得到社会承认并由国家加以维系的要求。”[2](P207)不过,他也看到了国家作用的消极一面。国家干预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如果干预过度,就会造成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失衡,违背国家维护社会有机体统一和平衡的责任。因此,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时要慎之又慎,更不能操之过急。[3](P20)

   令传统自由主义者叹为观止的是,国家对社会及其成员的约束与限制,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不仅不是祸害,反而是充分实践个体价值的第一步,是实现真正自由的必然前提。也就是说,人们不应敌视国家,而应该对国家干预拍手称叫。显而易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的锋芒直指传统自由主义的消极国家观和“小政府”理论,因此,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论证“大政府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

二、从自由到权利:大政府的理论依据

   对于这一论题,现实因素是最具说服力的因素。沃克在《美国大政府的兴起》中一再重申,大政府的相对增长,正是源自时代之需,“导致该现象的强大内在力量是更加先进、高收入的工业化社会。”[4](P326)尽管对大萧条时代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诸多干预,多数人们认为这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然而现实社会的发展却使这些干预逐渐成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持久的组成部分”。罗伯特·希格斯也持相近立场,他倾向于从政府应对危机这一角度考虑,“长期以来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是由于政府对经常发生的各种类型的危机做出的反应,持续不断的反应导致政府作用的飞跃性扩大。”[5](P59-60)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经济系统的变革引起持续的内在危机,就会诱发新的政府干预,“政府扩大是系统的产物,是‘棘轮效应’的必然结果”。[6](P72)当然,只有现实因素做支撑是不够的,还必须为“大政府”提供一种规范性的论证。我们先来考察新自由主义者所做的这一努力。

   首先,“大政府”理论倡导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社会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统一,试图改变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的倾向。

   国家是个人和社会的敌人抑或朋友?这是一个引人争议的问题。人们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维护个人权利与自由,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仅为古典自由主义所高扬,更是“小政府、大社会”模式的根基和归宿。“大政府、小社会”模式同样承认这一价值,但它认为,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自由,不只是传统社会中安全与财产的自由,更是个人发展的自由,但由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进步,个人的自由离不开国家的认可和维护。没有国家、社会和其它所有社会成员的支持,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实现是难以想象的。国家不再是个人的威胁,社会的对立面,而是个人的朋友,社会的伙伴。

   另外,国家、社会和个人存在道德上的一致。“小政府、大社会”模式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本,对国家心存戒备,甚至将国家设定为个人的敌人,硬生生地拉远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距离。为了弥合这一缺憾,“大政府、小社会”模式抛弃了19世纪的功利主义原则,选择了至善论,试图用道德将国家、社会和个人缝合在一起。在这一模式的倡导者之一的格林看来,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每个人都在追求道德上的满足,追求道德善的实现。任何个人的道德实现,与整个社会成员的道德实现息息相关,个人的自我满足和完善往往依赖社会其他成员的发展与完善。个人的道德善良就是共同的善,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是一致的。共同善的实现,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而这个外部条件的最好提供者就是国家。为此,国家必须有所作为,积极发挥其应有作用,除恶扬善。

   而且,社会发展与个人自由离不开国家。霍布豪斯认为,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解决在于使个人自由与社会的发展和谐一致。而这种和谐一致的达致,需要国家有意识的指导和有目的的控制管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并不矛盾,后者往往会为前者提供必要的保障。“社会有通过国家制止这种危害以保护自己的权利……在良心不成问题的地方,国家活动的范围是提供便利的设施、健全的组织和确定个人的自发行为与集体调节活动的相关的法律依据。”[7](P89)

   尽管许多主张这一模式的人们认为,国家权力的加强和活动范围的扩大不应意味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专制。但正如“小政府、大社会”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就会削弱政府地位一样,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同样也会影响社会的地位。虽然“大政府、小社会”的支持者们一再声称国家权力的加强不会影响社会的能力,一再声称要给予社会以空间和自由,但“大政府”下的“社会”一定要比“小政府”下的“社会”要小,却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政府、小社会”试图改变国家与社会矛盾状态的美好愿望,在20世纪上半叶极权主义的暴虐面前,瞬间化为泡影。

   其次,“大政府”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当时的西方各国正面临着经济与社会的重重危机,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各利益阶层与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愈演愈烈。针对这一点,这一模式在强调政府干预的基础上,还提升了社会团结、和谐与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求缓和社会机体内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格林的“共同善”、霍布豪斯的“和谐论”、鲍桑葵的“国家的单位社会论”、霍布森的“社会福利论”、杜威的“新个人主义”等理论都体现了这一方向上的努力。杜威认为,传统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了个人权利与自由,结果产生了个人的单子化的封闭状态,导致了严重的文化分裂和道德危机,最终使个人与社会日益疏离,因此,必须倡导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使个人摆脱单子状态,融入社会合作之中。鲍桑葵的“国家的单位社会论”的倾向更为明显。他认为国家与社会既相互区别,又彼此联系,法律就是两者间的粘合剂,[8](P42)社会自身就是一个涵盖着一切制度和习惯的整体,各部分应该相互包容,彼此协作,国家作为公共意志的体现,其目的与个人及社会的目的是一致的。

   再次,“大政府”代表权利优于善的价值取向。一个社会应该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来分配物质利益、配置基本权利和义务,是社会政治哲学家们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近现代西方思想形成了两大阵营,即“功利论”(Utilirarianism)和“契约论”(Contractarianism)。针对功利论暗含着的、为了社会或多数人的利益而侵犯个人正当权利的潜在危险,罗尔斯提出了一种新的契约理论,坚持权利(right)优于善(good)。罗尔斯首先假设了一个以自由社会为蓝本的原初状态,在“无知之幕”下,人们最有可能或最有理性的选择方法是按照“最大的最小值规则”来选择,即选择那种其最坏结果和其他选择对象的最坏结果相比是最好结果的选择对象。如此一来,就排除了功利主义的以最大利益总额为目标的选择对象。而这样选择的结果必然产生两个正义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以及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9](P292)罗尔斯认为,这两个正义原则内涵着两个优先性规则:一个是自由的优先性,另一个是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第二个正义原则以一种词典式次序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追求利益总额的原则;公平的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10](P292)罗尔斯对正义原则的探讨,其最终目的就是一种事实的平等,而非形式上的平等。罗尔斯对先天不利者和先天有利者持不同态度,“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11](P292)这种明显的平均主义的倾向以及对先天有利者的“不平等”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但是,必须看到的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触及到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和现实的深度脉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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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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