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

——浙江大学2015年5月20日讲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18 次 更新时间:2015-06-27 23:0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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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来浙江大学,属于“顺访”,因为我是到杭州来开两个会,[1] 前一个会议结束了,后一个还没到,中间隔几天,我就不往返折腾了,就在杭州呆几天吧。董老师是我的老朋友了。[2] 今天我来跟大家座谈座谈,不算演讲,只是一个座谈。大家交流一下,我很高兴,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来浙大交流过。座谈嘛,只是漫谈的形式,我先讲一讲有关“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这一话题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可以互动一下,就有关问题做一些商讨。
  一
  我为什么确定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会议,[3] 我在会上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我越来越多地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黄玉顺是一个自由主义儒家。”当时我在那个会议上作了一番解释。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前不久,台湾的李明辉教授对中国的大陆新儒家进行了批评,引起了很多反响。[4] 有朋友也向我约了稿,但我的那篇文章还没有发出来。他们跟我约稿,说:你也来谈一谈,你怎么回应李明辉吧?李明辉的学术背景,大致来讲,他是牟宗三先生的弟子,这是第一个特点。而且在牟宗三的弟子当中,他和林安梧很不同,林安梧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有批评,想要超越,提出“后新儒学”什么的,而在牟门弟子当中,李明辉是属于护教的,这是第二个特点。我写那篇约稿文章的时候就说了:李明辉的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读过,但他这次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我是比较赞同的。赞同什么呢?李明辉对于牟宗三先生的护教,我是不太感兴趣的;我比较赞同的,是李明辉在形下学的层面上对大陆新儒家的批评,我觉得是可取的。可取之处就在于——我最近连续发表的一些文章也谈了这种看法:虽然我自己也是大陆新儒家的一员,但是我跟他们很不同,大陆新儒家有一些非常危险的倾向,需要进行反省和批判。仅仅在形下学、政治哲学的层面上,李明辉的立场我是比较赞同的。恐怕向我约稿的人没想到我会这样来谈这个问题,他们可能本来是希望我把李明辉批一通。但他们可能很失望,我没批他。但这仅仅是在形下学的层面上讲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儒家内部的朋友说,我在今天的大陆新儒家里面是比较另类的。这是因为:今天的大陆新儒家,至少是其中的多数人,或多或少地倾向这样一种思潮,即:儒家原教旨主义。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鲁迅先生的说法:“帮忙与帮闲”[5],实则是帮凶。我认为,当今的大陆新儒家,至少是其主流,就是“帮忙与帮闲”这样一种状态。我对此是极其不满的,所以我对他们有一些批评。我自己呢,大家认为我跟他们很不同,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说这件事,给我贴上一个标签“自由主义儒家”,也就是说,是大陆新儒家中比较另类的,是捍卫自由主义立场的。我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申明这个标签我是否能够接受,在什么意义上能够接受。
  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工作,就是对从古至今的整个儒学进行重新诠释,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儒学”[6],我把这看作儒学的现代理论形态的建构。我当时在那个会议上解释说,我所建构的“生活儒学”,涉及三大观念层级。就儒学本身来讲,它不仅是政治哲学层面上的问题,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思想系统。按我的划分,人类所有的思想观念,都可以分为三大观念层级;我们现在讨论的“自由主义”,只是其中的形下学层级的问题。但是儒学还有形上的层级;而且按照我的生活儒学的观念来讲,还有一个更加本源的层级。这是一种我自己非常重视的维度,就是对整个人类轴心期以来的基本观念模式的突破。这两千年来,古今中外的哲学(包括西方的哲学)有一个基本模式,就是“形上-形下”的架构。我们以一种形上学的建构,来为形下学的知识论、伦理学或政治哲学奠基,这是基本的观念架构。而生活儒学是要超越这一架构,提出一种更加本源的思想视域,于是就形成三个层级的观念架构。自由主义儒家或者儒家自由主义,仅仅属于这三大层级中的一个层级,也就是形下学这个层级;而且它还不是形下学层级的全部。一般来讲,形下学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关乎自然界的问题的,也就是知识论;另外一块则是关乎人类社会、人际关系、人伦问题的,就是广义的伦理学,我们现在谈论的自由主义就是属于这一块的问题,也就是生活儒学三大层级当中的形下学之中的一个方面而已。这就是刚刚董老师介绍到的、我最近这几年来在做的一个基本工作,就是“中国正义论”的建构。[7] 所谓中国正义论的建构,就是对儒家的形下学当中的伦理学这一块进行一种重建。这种重建,在中国正义论中也有一个独特的角度,就是关心人类群体生存的秩序建构,简单来讲,就是“制度伦理”问题。制度伦理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的学界——包括西哲界、世界政治学界——很重要的新兴领域,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所以,我也对我最近这几年建构的“中国正义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命名,即“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
  中国正义论或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并不是直接面对当下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或者走向现代性的问题,而是重新阐释儒学在形下层级上的一套原理,这套原理意在解释古今中外所有的群体生存秩序建构的问题,也就是形下的制度伦理问题。所以,它并不仅仅是现代政治哲学。实际上,最近两年别人之所以给我贴上标签,说我是“自由主义儒家”,是因为从去年开始,我进一步演绎,把“中国正义论”这个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建构,应用于当下的中国,也就是正在发生现代性转型的中国,讨论其制度建构问题,这个时候才涉及到了所谓“自由主义”问题。所以,回应大家给我贴的这么一个标签,我会说:“如果仅仅在儒学的制度伦理学层面、而且是面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你叫我‘自由主义儒家’,我是承认的,但也仅此而已。”这是我首先要做的一个背景性的交代。
  二
  “自由主义”这个概念,是一个政治哲学的概念,是一个形下学的概念。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书、研究学问是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种状态。儒学本身是一门入世的学问,它是一种积极关注现实问题的学问。反正我自己做学问就是这样做的,哪怕你看我的文章写得很抽象、很学术化、很玄,但其实我脑子里的问题都是现实的问题。这就是孔子讲的“为己之学”,是切己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来讲,现在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时刻。从近代以来,中国人就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一般把它概括为“中国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最近这两天,我看到一些朋友发的消息,谈的问题是:中国当年加入WTO时,鉴于中国情况比较特殊,世贸组织给你中国15年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7月份就到期了,这可能会对中国现有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而大家可能还没意识到。这种冲击就是说,世贸组织所制定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是基于西方现代性的秩序安排的,中国加入其中,是有一系列的承诺的,这些承诺原来说是缓冲一下,现在要到期了,中国就应该履行这些承诺。这些承诺不得了啊,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日常生活,这还是小事;可能还会影响整个中国的经济、政治的问题,这是很大的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整个“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中国未来到底会向哪个方向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整个的现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一形下学的问题,它在学理层面上的系统表达,就是自由主义。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仅是儒学界,也不仅仅是哲学界、学术界、思想界,整个中国都面临着如何面对自由主义理念的问题,这密切关系到我们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最近两年,我对我们儒家内部的大陆新儒家有一些批评,就在于大陆新儒家的主流,或者说其中一些人,尽管我们都是朋友,但我也这样讲:你们这套东西,对中国很危险!你搞一套原教旨主义的东西,你想把中国带向哪里?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我们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儒家原教旨主义,类似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我说:你想搞一个塔利班出来是不是?你们在座的女同学到时候是不能随便上街的!当然我们中国不兴戴面纱,但仍然会有很多问题是你们接受不了的,比如说,你们压根儿就不应该坐在这里!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既然是回不去的,那就会有另一种导向,把中国导向一种更加危险的状态:作为现代性的怪胎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就是大陆新儒家内部的一些人、我的一些朋友们在做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或者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没有?[8]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帮闲”与“帮凶”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会说:我宁愿选择一种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当然,我刚才也讲了,我们这里谈论的仅仅是在儒学的形下学层面上的问题,而且仅仅是在面对现代性问题的这一领域时,我宁愿选择这一立场。否则,你想把中国带到哪里去?我们重新回到农耕社会去吗?回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女同学都不愿意回去的那个时代吗?不仅女权主义者肯定接受不了,就是平常的现代中国女性恐怕也不会愿意接受这种情况,是吧?但是,如果我说每一个人中国人都不愿意接受,这就很难说。有很多脑子糊涂的人。有一种说法:有的人是装睡着了,有的人是真睡着了。我发现,今天真睡着了的人还真多!当我们的民族主义情绪演变为民粹主义的时候,它就成为了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这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话题我就不展开谈了。
  三
  我今天讲“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的问法,就是说:我没说自由主义儒家“是否可能”。“何以可能”意味着它已经是事实了,我们是在追问:为什么会这样?我问“何以可能”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经承认,儒学在一定范围内,或者说在儒家某些人那里,已经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理念的自由主义接榫了。我举两个例子。现代新儒家里,有两个人是最典型的自由主义儒家,算是我们的前辈了。第一个是徐复观。徐复观这个人,他的一整套形上学的理论,我们暂且不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在形下学、政治层面上,他是认同作为现代文明价值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的。[9] 我再举一个例子,是我当年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研究的对象:“科玄论战”的一个主角——张君劢。[10] 张君劢是自由主义儒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张君劢这个人,他在儒学形上学这个层面上的建构,一般叫做“新宋学”,他跟西方哲学联系比较多的就是与德国生命哲学的对话;而在形下学、政治哲学层面上,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儒家宪政。到目前为止,学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们迄今最好的一部宪法就是“四六宪法”,那就是张君劢主持制定的。如果让我来评定的话,尽管比较而言,它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宪法,但它其实还是很不足的。张君劢的自由主义,是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
  自由主义经过三个阶段(我现在仅仅就西方的自由主义来讲):一个是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接下来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第三个阶段,现在学界很糊涂,也把它翻译成“新自由主义”。在英文里有两个“新”,一个是“New”,一个是“Neo”。我现在写文章,把“Neo-”这个翻译成“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以示区别,因为这两个阶段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是迥然不同的。哈耶克就属于新古典自由主义,张君劢就属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正义论的代表,就是罗尔斯的正义论。[11] 新自由主义认为,第一阶段的古典自由主义太过自由放任了,会造成一些问题,于是他们想加以矫正,他们强调政府干预,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恰恰可能违背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概念上的“自由”,就是“right”和“power”之间的界限,也就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政府、国家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另外,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公共权力是由前者——公民的授权,而且其目的是保护前者。如果违背这一原则,就不再是现代自由主义的理念了。所以,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者才会说:新自由主义会导致极权主义,包括斯大林那种“左”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那种纳粹的极权主义。纳粹主义是直接从社会主义发展出来的,叫“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er Sozialismus),纳粹党叫“国社党”,这是很危险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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