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 王小曼:农民为什么被喜剧化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51 次 更新时间:2015-06-23 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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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   王小曼  

   尽管现实已经呈现得如此悲惨,我们在新闻之外,电视剧也好,综艺节目也好,微博红人也好,看到的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喜剧农民形象,从赵本山到他的一众徒弟,从已经实现美国梦的凤姐,到正在实现中国梦的王守英,似乎所有站到聚光灯下的农民,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都在以喜剧人物的面貌示人,对他们来说,似乎所有的苦难都不存在,困难可以在玩乐中轻松解决,实现梦想的过程总是可笑可乐。

   将近二十年来,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嘻嘻哈哈,乐不开支,但是都忘了思考,这些明明生活艰难困苦,甚至在生死问题上挣扎的农民,为什么会异化成这样的喜剧形象?

   6月13日下午,农孵举办了主题为《农民是如何被喜剧化的?》的沙龙,邀请到文化批评家祝东力先生作为主讲,并与知名媒体人王小曼担就王守英的话题进行了探讨。凤凰大学问作为独家合作媒体,择要刊发沙龙实录。  

  

以下为沙龙实录摘编:

   一、为什么要把农民喜剧化这个问题拿出来说,因为农民在中国的真实形象其实应该是带有悲剧色彩的。

   祝东力:在1949年以前,中国尽管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中国还是从国外进口了很多粮食,洋米、洋面。等到1949年以后,有限的外汇要去进口工业品,所以粮食进口基本就停了。到了1954年,那时候的粮食部长非常自豪地说,我们建国仅仅5年就停止了进口粮食,而且粮食还要出口去换外汇。而且粮食还要供应城里人,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很快,城里人的数量在增加,所以吃统销粮食的人口就在增加,导致农民的负担加重。所以在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以后,很多农民就想到城市去,因为种粮太苦了。

   在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这个条例非常严格,不允许私自迁徙。1954年的宪法本来有这样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可以自由迁徙。在当时给了一个新的解释,就是自由迁徙不能损害国家利益,有这一条新的解释后,自由迁徙这个条款等于是被废除了。所以你是农民,就永远是农民。

   西方和日本的工业化有一个中国不具备的条件,就是他们都有殖民地可以盘剥。而中国没有殖民地,只能盘剥自己,具体地讲就是城市盘剥农村,把农民的所有粮食、所有生产的剩余都拿走,只留下口粮。

   农业占中国整个GDP的比例是9.2%。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的总量是100的话,其中只有9.2是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村人口占13亿6000多万当中的65%。这个数字对比特别鲜明,第一产业仅占经济总量的9.2%,而第一产业中的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5%。

   一半以上的农村人口实际上很少消费,基本上就靠自己田里面打出来的那点粮食在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少到市场上去买什么东西。当然也买一点,但是量太少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基本不进入中国的经济循环。

   二、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喜剧化农民形象出现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情况?

   祝东力:90年代末,中国的城市改革有一个加剧的过程,就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几千万的国企职工下岗。同时又赶上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整个的国际经济环境和国内的经济环境都恶化了。国企的关停并转,大量的工人下岗,城市里不能持续地再吸纳农民工到城市里来工作,所以大量农民工返乡,造成农民工收入下降。同时国企关停并转和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也导致乡镇企业的经营状况出现了恶化。

   还有就是1996年粮食增收,但是社会消化不了这么多,粮价下跌。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90年代末爆发了三农危机。

   在90年代末“三农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大家突然意识到农民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悲惨的境地。这就为我们后面要说的喜剧化的情况准备了一个社会条件。

   2002年播放了一个电视剧,特别有名,叫《刘老根》,之后还有《乡村爱情》《文化站长》,一系列的农村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无一例外都是轻喜剧的风格,农民特别欢快,同时也特别可笑。与此同时,90年代后期到世纪初,大概有10年时间,赵本山极其火爆,他本人就是东北铁岭的一个农家子弟。由赵本山为整个90年代所形成的底层做形象代言,而这个底层当中最大部分就是中国的农民。

   正好就是那个10年,就是90年代后期开始,是中国社会出现断裂的10年。首先是国企改造,造成几千万职工下岗,连带他们的家庭都迅速地陷入了底层的状态。还有就是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农民一直是相当贫困的。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叠加起来,就在90年代后期,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底层,这个底层的形象代言我认为就是赵本山。当然他本人是个亿万富翁。

   三、农民形象被喜剧化之后,反差有多大呢,社会为什么默许这样的情况存在?

   祝东力:90年代后期农民的生活状况应该说是非常悲惨的,他们在80年代初那五六年生活改善之后,基本上就陷入缓慢地增长甚至于停滞。但是反映在电视剧上,反映在文艺领域,确是把生活当中的悲剧变成银屏上的喜剧,这实际上是在消解问题,掩盖矛盾。其实这是一种策略,就是主流的舆论、主流的话语在面对真实问题的时候,采取了这样一种回避的方式,把这种真实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

   如果不采取喜剧的方式,如果直面“三农问题”,那就像李昌平这个书里面所描写的那样,那么文艺作品就会穷形尽相、淋漓尽致地把农民的这种境遇、困境展示出来,就会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我觉得当时的社会是很难面对的,当时的当局也是很难面对的。

   所以我觉得农民的喜剧化是一个在当时的情境下的一个策略性的解决方式,把这件事情掩盖过去,拖延过去。 

四、大家对王守英和她引发的现象,持什么样的看法,认为她是喜剧还是悲剧?

   王小曼:这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设计师,首先我觉得她性别不是很明确,这是我看她的第一感受,就是我不知道他是男是女。第二,我个人感觉她所谓的时尚和设计是有她的天赋在里面的,她并不是非常随意或者说为了炫耀而去做的这些设计。她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在里面。

   很多人拿他跟凤姐作对比,但是王守英有一点,她非常知道自己是谁和自己要什么,她其实就是非常喜欢设计,她的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在一个卖早餐的环境中,可能就是在一个小镇上,外来的信息其实并不多,信息比较闭塞,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可模仿的对象,她所有的创造可能来自于自己的想象、灵感或者是天赋。

   祝东力:刚才王小曼问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我觉得是悲喜剧。她本来是一个比较接近悲剧的状况,但是在舆论界被扭转成一个喜剧的效果。王守英应该是90后,这个小女孩完全是一个小丑的定轨。她本人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样的才华,其实在这儿都不重要,因为她是一个猎物,是被整个的资本、媒体、话语、时尚等各种要素编织成的巨大的无所不在的网捕获了。

   观众1:这个事在我看来是个惨剧。她真的挺惨的,因为她的意识和想法在我看来是被误解的,是受到别人的消费。其实你看这个秀,场景是在一个商场里面,可能她没有这种意识,为什么会去到这样一个地方做这样一个事情。可能大家看到她的时候,虽然嘴巴上不会讲,但是内心会有一种嘲笑。

   观众2:今天在讨论这个人物的时候,有一种看喜剧的状态,但是也有一种可怜她的心态,总觉得她过于执着,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现在如果让我定性是喜剧还是悲剧,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荒诞剧,大家并没有认认真真去对待这件事情,但是她自己是执着的。外界是如何看待她的,我觉得也是一种被消费,我们就是看一个笑话,对于她真正的艺术、天分、想法,大众其实并不在乎,大众会是这样一个心态。

   观众3:我第一个感觉是勇敢,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她一直执着于自己的事情,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没有统计过,也没有看过太多别人对她的评价,但是我觉得可能她的目的和别人看她的目的是不太一样的,至少她还在坚持自己的路上,我觉得这就够了。她已经超出了农村,或者是正统的、大众的接受范围,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超出大众之外的。我觉得每个人的观点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她不是艺术,有的人认为她是艺术,就看她以后怎么样了。

   五、为什么大众觉得王守英好笑?

   王小曼:由于她的身份是一个农民,所以她被以这样一种笑的方式呈现和推陈出来。也就是说在审美形态上,中国大部分的社会和舆论文化环境,对她的审美形态的定义,其实跟赵本山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变了另外一种方式而已。

   六、为什么被喜剧化的是农民,而不是同样很贫困的下岗工人?

   祝东力:下岗工人是一个被人为制造的贫困群体,是一个被甩出了现代化进程的这样一个群体,是人为制造的。而农民似乎天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也就是说这两个群体在做比较的时候,农民更适合作为一个戏剧的对象,一个被嘲笑的对象。而工人有这样一个命运急剧衰落、沦落的过程,他更是一个被同情和一个悲剧的对象。农民这个人种似乎天生就是这样,祖祖辈辈,从夏商周开始,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农民是一种天生的状况。

   七、农民是怎么被喜剧化的?

   王小曼:在喜剧这个问题上,其实全世界都有嘲笑社会最底层人的习惯。我们追溯到中世纪的时候,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非常喜欢嘲笑侏儒。全世界范围内贵族都喜欢找一些非常底层的人,比如说去角斗场看他们的表演。

   为什么农民容易被喜剧化?可能他们站在那边说了一些话,如果说这个话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城市里面的小白领说出来的,你可能觉得不会好笑,但因为他是农民,他就好笑,这已经在我们的社会阶层中形成一个心理范式。而这个心理范式是如何形成的,是我们今天要被大家探讨的。其实这个范式背后是大家已经隐含的认为农民就是最底层的人,所以他的动作都会很好笑。

   祝东力:如果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话,一个人的爱好、天赋能够比较正常的找到机会和空间得到培养和发展。如果在一个不太正常的社会,很多人因为他们先天的、后天的处境,使他们的这种才华不能去发展的话,他就会找一些旁门外道。或者是像王守英这样,她就要首先成为别人的一个消费对象,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然后让别人注意到她的商业价值,这个时候她才有可能获得一个发展成长的机会和空间。

   当我们嘲笑对方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有心理上的优势。这个心理上的优势不是凭空建立的,它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硬件和软件条件之上的,一旦出现喜剧,就会有喜剧的对象和主体,他们俩之间的社会地位、文化地位一定是不平等的。

   农民被喜剧化,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就是城乡二元隔绝的社会这个硬件条件,再一个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确实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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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网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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