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等:多边主义与中国外交(之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7 次 更新时间:2015-06-20 01:01

进入专题: 多边主义   中国外交  

王逸舟等  


注:本文由以下学者共同参与:徐坚/张睿壮/李少军/苏长和/江凌飞/郭树勇/翟东升/梅兆荣/王缉思/刘建飞/苏浩/方长平/蔡武/阎学通/王逸舟/陈如为/岳晓勇/朱听昌/门洪华/刘学成/时殷弘/周世俭/阮宗泽/庞中英/王正毅/肖刚/张敏谦/李景治


阎学通:多边主义是什么?多边、双边、单边都是一个国家外交的手段和策略,加上“主义”二字后,它们就变成一种信仰,一种偏好。换句话说,就是人主观上认为在三者中哪个最好?认为多边外交最好,于是就成了“多边主义”。从我们国家的外交需要而言,三种策略我们都需要采取。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也三者都采用,如果说有区别,就是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更加倾向于三者中的哪种策略。

多边外交有什么特点?我认为主要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多边外交约束力强,一国要和很多国家共同做事情,就要受别国的制约;二是它可以带来广泛支持;三是形象好,可带来好名声;四是效率很低。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知道中国采取多边外交能有哪些好处,会有哪些问题。

首先,中国以前一直认为多边主义是约束性的,所以对此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从1995年开始,我国在外交政策认识方面有了转变,开始较多地参与多边国际活动;1996年是个分水岭,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活动;2000年以来,多边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的主导方面,可称为“多边主义”了。中国外交的实践表明,在多边外交上我国是从参与活动走到“多边主义”。

其次,中国采取多边外交有哪些好处?第一,多边外交对中国崛起有很大好处。参加多边活动越多,别国越认为你是遵守国际规则的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和印象也越好,这有利于促进国际社会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第二,以往我们的国际形象有很大的波动。多边外交可以帮助提高我国的国际形象。冷战结束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代表,坚持多边外交有利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第三,实力越弱的国家越支持多边活动。当多边条约是非歧视性时,其对成员国的约束是同样的,那么越有实力的国家受到的相对约束就越多。所以,从在崛起过程中处理与我国跟美国的矛盾来讲,中国参加多边机制有好处,因为中国与美国相比是弱方。

再次,中国参与多边机制面临什么问题?多边机制往往是效率很低的。我国现在是一个区域性大国,这决定了中国的多边外交重点必须在周边。遗憾的是我国还没有能力促成东亚区域化,而东亚地区现在缺乏区域化的领导力量。原因有三个:第一,美国现在有这个能力领导,但美国一介入东亚区域化就成不了;第二,日本采取扇形战略,也就是它的双边主义外交战略,这种战略也破坏东亚区域化的建设;第三,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知道多边合作对我有利,因此就应该考虑怎么解决东亚区域化的领导问题。我们现在到处讲东亚区域合作应是开放性,这点需要慎重。无边界的开放性将使东亚区域化搞不成。开放性应是有限的,一定程度开放是可以的,但无限制地开放性将使东亚无法建立地区共同市场。APEC的成立破坏了EACE有可能是一个典型例子。

最后,目前我们对于多边主义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多边机制的功能和其成功的原因还认识不多。每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因此,我国学者们应该结合东亚的特点来研究多边主义外交的问题。

作者简介:阎学通,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王逸舟:我想提请各位注意的是中国和多边主义的一些关系。第一,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了越来越多的多边机制,就要去重视和研究。我个人觉得,目前的研究中,对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多边制度的区分研究得不够。利是什么、弊是什么,需要深入研究,以便趋利避害。举个例子,美国不只是单边主义的实施者,实际上它也曾创造过许多多边主义体制,根据自身需要采取不同态度。战后以来,美国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国,很多重大的多边制度是由美国创造和主导的。比如联合国,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也是最为世界广泛接受的多边协调机制;又比如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创立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国际多边机制,所谓“PSI”(海上拦截行动计划),要对所谓恐怖主义国家的船运危险材料实施拦截行动;再比如大家熟悉的NATO,这是现在最有影响力的区域性多边军事制度。多边机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网络,但并非都是积极的、有利的,如何区分它们很重要。第二,谈到多边主义,应该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有时候多边效率比较低、有时候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你也要参与、也要贡献,不能只拿不给。在研究多边主义的时候,跟过去在封闭条件下研究不同,必须在新的国际社会、国际秩序下去看,要考虑需要你付出什么、取得什么,保持一个平衡点。中国人的实用主义考虑多一些,只图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但现在情况复杂化了,某些曾属于国家主权的事情,在多边制度中必须有所让渡。如何在国际社会更好实现自身利益,同时为国际社会做更大努力,既非常重要,又不易实现,需要深入研讨。第三,要研究中国所在区域的多边主义问题。至少有三个问题:一是多边制度中的主导权问题;二是多边主义与制度化的关系问题;三是东亚地区多边主义除经贸和投资的内容之外,是否还包含政治和安全议题。这需要我们结合国家利益和全球发展的要求,细细梳理,做出有针对性的探讨。

作者简介:王逸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处长。

陈如为:在多边主义的历史溯源上有不同看法,关键看如何定义多边主义。如果定义为有一定原则和特定标准,多边主义就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如果定义更宽泛,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我想讨论的是与多边主义相关的几对关系。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多边主义的普适原则。美国与欧洲的多边主义各有其内涵。多边主义的效率不高,关键原因是参与各国的原则不一致。如何协调各种不同立场,前提是需要承认普适原则。如果大家都承认普适原则,则其多边合作的效率就会高些。通过张扬多边主义来达到中国和平崛起的目标,就需要接受一些多边主义的普适原则。例如国家主权原则、联合国宪章、行为准则。

第二个问题是多边主义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若要张扬多边主义,就要付出一定代价,就要在独立自主外交上有所妥协。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的内在本质所决定的。

第三个问题是多边主义和韬光养晦的关系。我认为两者间具有内在一致性。一方面,多边主义不是一种压力,反而可以减轻压力。积极参与全球的各种多边主义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各国尤其是霸权国家对我们的疑惧,减少“中国威胁论”。而另一方面,在东亚地区推动多边主义,假如中国试图或者真的担任领导者会被认为是对他国现有权势的一种威胁。这种情景意味着原本是想通过非对抗参与国际机制,反而导致了某种对抗。

第四个问题是多边主义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关系。理论上,多边主义是非常理想的。但是在现实中,现代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大于理想主义,同时也有真假多边主义之分,例如美国在其外交行为中就经常给单边主义内涵套上多边主义的外表,以多边协调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

作者简介:陈如为,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岳晓勇:首先想谈一谈在中国外交中多边主义提出的背景,我想可以归纳出五点:一是中国如何应对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大格局;二是如何面对中国走出去的战略需要,三是中国海外利益迅速增加,传统的友好双边合作是否足够保护和促进这种越来越重要的利益;四是如何坚持传统外交特色;五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消除“中国威胁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营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

其次,面临上述时代背景,中国的时代任务主要有三个:维护主权安全;促进国内社会发展;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对外政策的任务是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维护一个很好的发展环境和舆论环境。

国际关系中如何利用多边因素迎接挑战,完成上述任务?多边问题主要是个战略问题,在全球层面上人们不希望用单边手段解决具体问题,主要应该是发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安全体系。中国的地区合作与全球范围内多边合作的框架是相互补充的。涉及全球重大安全事务的时候,多边主义尤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欧盟提出有效的多边主义,是注重在全球层次更好地开展多边主义。

最后一点,谈谈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外交,从多边主义出发,从维护世界和平和中国自身利益出发,确实遇到如何发挥好多边主义的问题。我们更多要思考如何在维护中国自身利益同时维护世界的共同发展,我们要想到对外要有所贡献。与之相关的是如何利用国际秩序的问题,当前秩序中合理的部分我们要积极参与甚至维护;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一员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在国际战略力量失衡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如何处理国际问题?中国这么多利益在海外,不可能用霸权的方式去解决我们自己的利益方式,我们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在海外派兵,建立军事联盟。有个思路:更多利用国际安全机制,与主导国际安全的国家尽可能合作,更多利用多边主义,这里包含关键的两点——既要强调与大国合作,又要为合作无效的情况做必要的准备。总的来说,多边主义有助于在政治上的国际力量失衡中找到中国的平衡。

作者简介:岳晓勇,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研究员。

朱听昌:我想从中国的大国战略角度讨论中国的多边主义。

1.中国的大国战略主要是以大国的姿态对外交往,谋取政治、经济利益;以大国的身份处理大国关系,是谋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中国的大国战略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可以用“战略制衡”来概括,其主要内容是寻求与大国的结盟,具有传统均势的色彩;20世纪80年代以后,可以概括为“战略平衡”。其内涵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同时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以寻求大战略的内外平衡。

2.中国寻求战略平衡的必要性和现实可能性。寻求战略平衡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客观要求,而独立自主是中国大国战略的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的必然选择。中国的规模以及最近20多年来的迅速发展,为我们寻求战略平衡提供了必要的实力基础。所以中国具有寻求战略平衡的现实可能性。

构建以亚太为中心的全球战略平衡机制,需要解决四对平衡:大国双边关系的平衡;欧、亚、美三大区域的平衡;三角关系的平衡,主要包括中美俄、中美日、中俄印等三角关系;以及多边关系的平衡,比如中美日俄、中印俄巴等多边关系。

作者简介:朱听昌,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门洪华:我拟从中国的战略定位、战略目标、战略框架、战略途径四个方面,从国际制度的视角探求多边主义的战略价值。

中国的战略定位可以表述为:从“中国之世界”向“世界之中国”转变,从世界体系的“局外者”向“局内者”转变,这一历程以参与国际制度的深度和广度为标尺。从全球和地区的角度看,1978年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革故鼎新,开始了全面开放并走向全球主义国家的努力;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地区主义的浪潮,开始了由地区主义的被动者、消极观望者到主动参与者、议程创设者的转变。从国家实力比较的角度看,中国是地区性大国,尽管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我们仍然处于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阶段。

中国的中期战略目标是国强民富。具体地说,增长、强国、富民、国家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六大目标,构成完整的目标体系。富民目标是由目前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类发展指数由目前的中上发展水平进入到较高发展水平,富民的目标是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相联系的。这些目标以富民强国为核心,强国是富民的基础,富民是强国的目的,而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则是强国富民的基本保障。

在这一目标之下,中国应实行积极参与的战略:经济战略上,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顺利崛起的核心;安全战略上,以新安全观为战略基础,稳步推进国家安全,积极参与国际安全的维护,以维护并拓展中国的安全利益;文化战略上,在坚持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将文化作为中国崛起的坚实基础;生态战略上,树立“绿色GDP”的观念,实施绿色发展,切实关注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承担起维护国际环境的大国责任。

中国可以采取双边、多边和单边等多种战略手段。在国家核心利益的维护上,如台湾问题,需要双边(如中美协调)、多边,但在关键时刻需要单边,我们不能放弃单边手段;双边是我们的传统战略手段和途径;多边也可以视为我们的传统战略手段,古代的“合纵”战略也是多边,目前我们使用多边手段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纯熟,也更符合中国所追求的国际战略目标。推行多边外交,主要的途径是通过国际制度。

在全球层面上,作为融入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中国首先是参与国际制度,其次国际制度处于转型之中,中国应抓住机遇,参与国际制度的转型,实际上成为一个国际制度的积极、建设性的变革者,尤其是新问题领域在不断出现,中国有了参与制定规则的机遇,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不能坐守,还需要积极进取,这也是中国有所作为的体现。再次,在既有的国际制度中,如联合国等,积极提高议程设置能力,抓取话语权。

在区域层面上,中国要有地区一体化战略:协调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战略得以实施的落脚点,在中国战略框架中发挥支点作用。中国推进地区一体化战略可获得很多收益,其中需要强调的是,奠定中国崛起的地区性根基。目前,中国具备了积极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的基本实力,但东亚的战略格局却决定了中国必须采取开放的地区主义方式来协调,而不是立即主导推动,其方式则是积极参与既有的地区国际制度、倡议新的地区国际制度的创设并在条件成熟之时主导某些地区国际制度的创立。我们强调,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应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战略应注重以下内容:第一,继续推动中国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使之构成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制度建设的内在基础;第二,积极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同时加强在“10+3”机制内的磋商和双边协调;第三,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战略,应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第四,通过战略互动建立东亚各国的战略信任,推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并突出中国的创设乃至主导能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刘学成:首先应当指出的是对多边主义应该有所区别,基于地理上的多边主义,基于功能意义上的多边主义和基于集体概念上的多边主义并不是相同的。东亚多边主义应该视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实体。东亚合作会融入整个亚洲的合作,最重要的是亚洲多边合作问题。我要讨论的主题是亚洲多边主义发展中,大国力量组合与中国的关系。

从地缘战略角度而言,美国采取的地缘战略是海洋大陆地缘战略,而中国所采取的是大陆海洋地缘战略。未来的亚洲,中、印两个大国应当奉行大陆海洋战略,东南亚是中、印的地缘战略的一个平台,也是双方地缘战略覆盖面的重合处。而日本是一个岛国,传统上非常重视对东南亚的影响。亚洲这三国决定了亚洲合作的未来走向。

中国的战略选择应该是尽量阻止日本、印度联手,这样才能在未来的亚洲合作中获得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但是当前中国对印度的研究比较欠缺。如果中日关系不能改善,则亚洲合作将会倒退。亚洲合作不会、也不能排除美国因素。亚洲一体化和跨太平洋关系发展应该是双轨制:分头推进,并行不悖。

作者简介:刘学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议题四:多边主义与东亚合作

时殷弘:首先,多边主义既是构建国际安全体制的途径,又是追求传统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工具或对外政策手段。中国多边主义的目的和价值也在这两方面。从这样的双重考虑出发,可以设想大有助于亚洲安全和中国和平崛起的一类至关重要的“平台”,那就是中国至少参与主导的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安全体制与经济合作体制。可以说,中国和平崛起的首要舞台将始终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其次是中亚和较小意义上的南亚。在这些地区逐步构建如此的多边体制是为经久地缓解甚或逐渐消除中国处于其中的多项“安全两难”绝对必需,也是为创造、开发和利用增进中国的中长期性经济、政治和战略影响的机会绝对必需。在这两方面,中国都必须比现在更进一步地拓展眼界,解放思想和多有作为,其中最关键的是在东北亚和东南亚,特别要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的战略思维和实践决心。另一类多边主义性质的“平台”,在于数量愈益增多、功能愈益重要的各类国际组织。无论是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特殊地位,还是中国的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影响增长势头,或是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及其重要性增大给中国提供的更多作用和影响机会,都预示着这类平台愈益非同小可。除其他价值外,这些平台是中国参与国际“规则制订”的一个最重要场所,在其上所需的远不止是充分认识参与“规则制订”的重要性,而且是尽可能有效参与“规则制订”的本领。这本领除传统外交技能外,包括“互相依赖政治”的多方面复杂操作、对于各功能领域的大量专门知识的把握和熟练应用以及“规则制订”方面的敏感性和行动效率。这些都是中国需要加紧学习和优化的。

其次,需要认真考虑和研究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形成方面尤其与中国有关的几个困难。

第一,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思想上确实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使得东亚的多边合作体制能够逐渐生成和发展。不过,这种构想和实践至今大多是东亚的多边经济合作及其体制,而对于通过多边安全体制来缓解和逐渐解决东亚的安全问题,除朝鲜核问题上的六方会谈机制外,还考虑和实践得比较少。

第二,国务家经常会碰到思想和现实的矛盾。现在的具体问题首先在于中国与某些邻国间的领土争端。在领土争端问题上,自建国以来总的一般原则是坚持主权、维持现状、谈判解决。但是,维持现状是争议双方都要维持现状,这才能谈判解决。不仅需要对方呼应,还需要国内的公众舆论甚至精英舆论愿意,愿意实行这样一种比较耐心、比较顾大局和往往惟一实际可行的政策。然而,这样的意愿有限,甚至非常有限,在政府对舆论引导和调控不够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第三,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总的政治关系问题。由于日本政府方面的不良甚而恶劣作为,同时也由于中日关系中基本的结构性困难和深刻的对立动能,中日政治关系处于难以制止的持续恶化状态。中日政治关系不正常化,无论是争取东亚区域多边经济合作,还是争取东亚区域多边安全体制,可以说都难以跨出几步真正重大的步伐。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紧张甚至持续恶化是个非常重要的障碍。就东亚而言,它们与美国的结构性消极态度和战略戒心结合起来,不仅很可能决定性地阻碍区域多边主义体制的生成,而且可能促成东亚国际政治的两极化。

第四,中国近两年来,对自己的未来充分的能源供给越来越担心。用近来新加坡《海峡时报》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国开始有了energy obsession(能源执迷)。这正在显著增加中国与美国和邻国关系的复杂性,不利于东亚多边合作与其体制的形成和建设。需要在下述两方面之间构建起一个大致的平衡,即一方面满足中国至关紧要的能源供应需要,另一方面缓解或阻止围绕能源的过激的国际战略性竞争、猜疑和对抗。在后一方面,关于能源的国际多边主义合作构想和尝试是个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之一。

第五,就创设和培育东亚多边合作体制而言,最重要的困难在于安全领域的困难。中美两国之间不进行战略谈判,不澄清、调整和体制性地规范中国与美国在东亚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的关系,连同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以及美韩军事同盟的关系,怎样建设东亚多边安全体制?所以特别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困难很大,而在经济合作领域,中国和东盟之间、中国和韩国之间、中国和日本之间经济上的种种矛盾本身不是什么太大的障碍。

第六,就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多边主义经验的适切性和意义而言,我们现在可以说的,只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政府长时间的艰巨努力最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非常“混杂性”的,即某种有限的成功,或者某种有限的失败。不仅如此,到现在为止,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过程中,美国以及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的政策行为给中国政府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无疑,这记忆是复杂和远非优良的。因此,上述两大因素对中国关于东亚安全多边主义在最重要的区域安全问题上的可行性的看法肯定不是很具鼓励性的。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能否取得更积极、更具鼓励性的成果,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

最后,东亚多边安全体制、甚而经济体制不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事项。中国当然不能为这些体制的构建和发展而“牺牲”中国面对的、在各个具体的东亚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具体目标和具体利益。但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些具体目标和具体利益与东亚多边体制的构建和发展的相互关系,那么东亚多边体制的构建和发展就难以有机地整合进中国对外政策,它们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就仍是相当边缘、随机、表面和不够重要的。从中长期而言,它们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安全的重大价值(中国和平崛起的重大“平台”和缓解安全两难的久安之计)也就难以较充分地实现。

作者简介: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周世俭:世界经济强国在进行多边经济外交时明争暗斗,因为其中所牵涉的利益极其重大。的确,这是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之间经济融合不断加强,但各国经济的差异向全球一体化的转变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国家主权在现实的经济交往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全球资源的流动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与控制。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也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与邻为伴,以邻为善”,因为推动东亚经济合作是中国应对全球化的重要战略。加入WTO,中国已经完成了全球化应对战略的第一步,而实现东亚经济合作才能完成第二步。另一方面,通过参与东亚区域合作,也有利于海峡两岸实现“三通”,有利于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通过东亚经济共同体实现中国经济圈,也可以推动中日历史问题解决和双边关系的改善。从长远来看,中国可以以东亚经济体为基础,实现与南亚合作,形成泛亚经济合作体系,在此基础上与欧美竞争。

中国之所以能够推动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已经成为现实的新兴大市场。

中国是世界现实的大市场,对世界经济也对东亚经济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对国际资本,尤其是东亚地区的资本存在巨大吸引力。中国吸引的70%以上的外资来自于东亚,近一半外贸也来自东亚。中国有义务也有需要实现东亚合作。

结论:东亚“10+1”、“10+3”的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推动对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推动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应当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

作者简介:周世俭,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

阮宗泽:按照我的理解,多边主义包括多边外交,但不等于多边外交,其内容更加丰富,还包括其他一些准则。

多边主义的思想基础可以追述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可以进行合作的,即如果国家间的合作利大于弊,理性的国家就会选择合作,国际无政府的状况可以得以修正,这就与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解产生冲突。

多边主义重要的功能在于共识的积累。多边主义的效率不能仅仅从时间上看,如果从共识上讲还是有效率的。多边主义寄托在国际体系的安排之中。各种国际组织,乃至整个国际体系也都多少体现了多边主义精神。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的大量跨国问题的出现,要求各国合作解决。这是多边主义得到进一步重视的原因所在。

多边主义并不是完全无效的,从长远来看还是有效的。推行多边主义的原则在于:主权平等原则;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商的透明原则;多边主义的非强制原则。只有按照上述原则,才能确保多边主义的有效性。

结合东亚地区的情况,可以从不同层次来考虑多边主义,即从全球和国家两大层次考虑多边主义:首先谈全球层面。东亚进入多边主义张扬时代,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多边合作非常活跃。这是遵守联合国宪章在东亚的具体体现。地区安全合作由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过渡。其次谈国家层面。东亚大多数国家都致力于国际制度建设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0世纪60年代,东亚开始出现次区域的发展。9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经济、安全、文化合作增多。东亚经济合作的发展从东亚次区域合作到促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再发展到两个次区域合作的整合。这样的发展历程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庞中英:讨论多边主义,本质上是在讨论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目的和手段同样重要,在全球化时代,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形式是无法取代的,多边制度安排对全球治理非常重要。现在谈多边主义,大家都会感到存在一个大环境,这个环境允许也需要我们把相关的研究深入下去。比如西方一些学者最近提出“多边主义危机”的说法,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多边的制度成为强权和单边主义的工具,否则它们就受到打击、被抛到一边;二是现在全球性问题大量增长,但是政府间主义的国际组织实际上没多大增长,NGO却在大量增长,市民社会不断扩大。正是这样的现状与趋势才会出现“危机说”。在今天这个时代,世界需要我们超越单边与双边,要实现国际关系的公平、公正、正义,就应该更多地强调和提倡多边主义重要性。

就中国自身而言,多边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多边主义与中国提出的世界秩序观有关。我们主张多极化的世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反对搞单极霸权,多边主义与上述世界秩序主张之间非常相符。其次,多边主义与中国提出的地区秩序观有关。我希望把“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扩展为“亚洲共同体”,多边主义为中国处理与亚洲各国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地区主义是新的亚洲秩序。这种秩序也许要经历长期的探索和谈判,但却能使亚洲结束霸权的交替和权力平衡的历史,从而进入一个真正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再次,多边主义有助于解决中国面临的迫切、重大问题,如台湾问题。这里,我不是说让台湾问题国际化(多边化),而是说,我们一定要更好地、更有力地利用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来遏制台独。多边外交舞台是我们与台独斗争的重要领域。这种斗争一直在进行。台独利用多边外交来获取同情和支持。我们反对台独势力也要善于利用多边手段。最后,多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世界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尤其是那些真正善意的国际担心。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中国应当正视国际社会对中国快速发展的许多合理关切,更进一步地坚定融入国际制度和国际体制中,主动让国际制度和国际体制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以此缓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一些担心。

回到地区层面,多边主义是促进地区合作和地区整合的重要手段。地区主义的多边主义或者说多边主义的地区主义将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欧洲式的多边主义基于平等的外交谈判,目的是永久和平和建立地区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空间。可以用我们中国哲学中的“义”来形容,即欧洲范围的多边主义和欧洲联盟主张的全球多边主义,更多地重视“规范”的东西,如秩序、正义、公平、平等,主张使用外交谈判的方式渐进地实现地区整合。美国式的多边主义基于大国主导(尤其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下的共同利益模式,这可以用英美发明和流行的“共同基金”来比喻,可以说以参加地区或者全球进程的各方的共同的“利”为基础,由共同利益来驱动。亚洲既有众多的中小国家之间的地区联合,也存在中、日、印等大国之间的互动,以及超级大国美国在这个地区无孔不入的主导影响。亚洲一方面可以形成欧洲联盟那样的多边主义的地区结构,即以“义”为基础的地区安排和地区体制,另一方面也可以用“美国模式”来做参照,即大国能带动亚洲中小国家集体管理本地区事务,联系纽带是共同利益,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一种选择是各国平等地“共同发展”,另一种选择是由中、日、印,以及美国,推动构建类似“共同基金”的亚洲地区整合,亚洲的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可以选择介于美、欧两者间的混合模式。我们中国在亚洲多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发展中应发挥很大的作用,成为亚洲地区合作的基本促进力量之一。例如,亚洲各种次区域的地区整合,其实都离不开中国,中国是这些次区域整合的重要、关键因素。中国在促进各种次区域地区整合的联系、协调、合作中发挥桥梁、中坚作用。

作者简介:庞中英,南开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王正毅:多边主义在亚太地区发展历程比较短,20世纪90年代接连出现了APEC、东盟、ARF这些重要国际组织。

西方研究者们认为过去20年来,多边主义对于东亚地区的贡献有三:一是多边主义加强了对此地区的engagement(对此词的定义仍需要争论,给予最佳的界定);二是多边主义吸引了中国的兴趣;三是多边框架的出现为东亚地区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经济、外交决策与互动的框架,

有四种资源促使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出现和发展:首先是所谓软权力;其次是国际制度主义的扩展;再其次是各国对于东亚地区制度建设开始有信心,这样的信心对于各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是非常必要的,最后还有冷战后东亚地区国家主义的加强。

但是本地区多边主义发展也面临着以下一些挑战:

首先,这种多边合作在经济、政治概念上的区域如何定位?到底是东亚还是亚太?这条线划在哪里非常重要,但是各国之间的分歧首先就体现在这种划线的分歧上,而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真正确定。

其次是来自双边主义的挑战。冷战后,美国加强与东亚各国双边联系,日本的政策也是如此。它们的双边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倡导的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

最后,尽管这几年来多边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中国外贸的地理分布没有变,东盟“10+1”模式没有取得应有的效益。现实情况是,通过多边合作,周边国家更多的是制约了中国,而反向的制约却没有。

亚洲的多边主义是开放性的还是排他性的?通过研究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所有开放的多边主义都是失败的。而实践中一个成功的例子欧盟却来自于排他性的模式。所以,我认为本地区多边主义合作的成功可能也得考虑一定的排他性原则。

作者简介:王正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肖刚:我讨论的题目是多边主义与东亚的政治合作。

东亚历来在低政治领域的合作很活跃。二战后,东亚国家在政治合作领域十分敏感,中日等大国被边缘化,而小国进行高政治领域合作的意愿很强烈。我认为东亚合作首先应该从高政治领域合作入手。

就东亚合作的具体模式而言,我认为欧盟模式不适合东亚,东亚应该有自己的合作模式。欧盟往往是以牺牲、让渡成员国的一些根本利益来推动一体化的。这种做法现在遇到了困难,集中表现在欧洲宪法的困境上。因而东亚要探索自己的多边主义模式。我们中国现代化有自己的模式,同样,我们构建东亚多边主义也需要有自己的模式。

东亚政治合作的美国因素非常重要。过去有观点认为美国介入东亚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东亚稳定,美国在安全方面牵制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头。但是从近两年的中日关系来看,我不赞同这一观点,正因为美国插手东亚事务太深才使日本的态度日益强硬。我们要从良性的角度考虑“排他性”,在有实力的时候应该将美国排除在东亚政治合作之外,这样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才真正有前途。

最后还想谈谈东亚政治合作的道德约束。理论上,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尽最大可能以多边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进行自我约束,这样才能显示出我们对于建设一个有效地区多边主义的诚意和努力。

作者简介:肖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学系教授。

张敏谦:我谈三方面内容:一是我对多边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二是东亚地区合作的美国因素与美国对多边主义的立场;三是东亚地区合作的努力方向。

2002年西方权威的《新文化词典》对多边主义作了这样的定义:多边主义是指数个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与外交谈判。这一定义与拉格多边主义是“依据普遍行为原则,协调三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的公认权威定义相比似乎并不全面,但却道出了多边主义的实质。从共识性原则的确立到最终制度安排的形成,期间大多数时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连续谈判过程,而原则的确立和制度安排的形成更是相关各方谈判的结果。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谈论多边主义时,既要重视结果,更要重视“谈判”所需要经历的漫长甚至艰难的“连续过程”。也就是说,“普遍原则”、“制度安排”、“连续的谈判过程”应该是多边主义概念中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三者缺一不可。多边外交自然是多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现实中由于外交本身许多时候并不一定涉及实质性的谈判,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多边外交属于多边主义的一种初级形式,是达成有效制度安排这种多边主义的高级形式的基础。

谈论东亚的地区合作,必须考虑美国因素。美国地理上当然不属于东亚国家,但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都无法否认美国在其中的关键角色作用。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利用其优势地位大力推行多边主义,在全球层面创立了联合国等。地区层面,在欧洲构建了多边同盟,在亚洲其本意也是要构建亚洲版北约,只是考虑到日本在东亚的“受遗弃国家”( pariah state) 地位,以及美国其他盟友对多边性制度安排并不热心,才决定以双边同盟的形式经营东亚,于是就有了东亚今天的局面。就现实而言,无论你从军事的角度、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其他角度衡量,美国的影响都非一般性的“存在”。如果想使东亚的地区合作更加有效,就无法对这种现实视而不见,任何浪漫的想法或设计都不具有可行性,

基于此,我们自然有必要准确把握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当下立场和态度。不可否认,“9·11”以来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倾向明显加重,由此带来的是世界性的反美主义高潮。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将美国外交与单边主义划等号,因为在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今日,美国外交都是多边主义与双边、单边主义混合使用的。正如单边主义让美国付出世界性反美主义高潮出现这一沉重代价一样,在美国看来,多边主义同样要有代价。对于美国这样一个既是权势霸权又是制度霸权但基本属制度型霸权国家而言,多边主义的制度性安排无疑有利于其长远战略利益,但短期内必然要受其约束,失去程度不同的“行动自由”。因而美国对多边主义的立场基本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既不愿失去多边性制度安排带来的好处,也对因必须承担的义务而使其“行动自由”受限顾虑重重。表现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美国在几乎绝大多数领域都“领导”了或力图“领导”建立国际性的制度结构,而一旦认为代价超出预期,便会成为已有或即将形成的制度安排的“破坏者”。从前一段时间布什和布莱尔联合倡导“有效的多边主义”可以看出,多边主义这个大旗美国是一定要举。不仅美英,多边主义也是世界各国外交中一个重要的选项,对于小国如此,对于有相对独立行动能力的大国而言同样如此,这不仅与其战略目标息息相关,也因为它有国际道义和丰富的内涵在内。当然,每个国家判断“有效”的标准自然会有不同,这也是需要艰难“谈判”才能达致相对统一的问题,也因此,切忌任何对多边主义的浪漫想法或期待。

东亚的前途取决于各国合作的程度,东亚的地区合作必须是多边主义的有效合作。到目前为止,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区主义合作,基本还是一种多边外交,也即多边主义的初级形式,如何推动该地区向多边主义的高级形式即制度性安排的方向发展,应是必须着手解决的一项根本任务。应该说,经过冷战后东亚各国的努力,地区合作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合作的愿望和合作的意识有了某种飞跃,而且各种次区域性的合作安排已初见成效,从而为东亚地区主义合作奠定了相当的基础。但要真正推动东亚多边主义的有效合作,综合考虑地理要素和角色要素,就必须努力创造最关键的一大条件,即能否解决大国合作问题,尤其是中、美、日之间的合作问题。三国并非没有合作的战略基础,其中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需要三国共同努力去挖掘,舍此别无他途。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共识,即多边主义的制度性安排最符合三国和整个地区的长远利益,尽管要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毕竟多边主义的制度建构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需要我们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作者简介:张敏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5年第08期 第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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