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试论中国崛起时代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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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  

[关键词]中国崛起;国际环境;新兴大国

[摘 要]本文认为中国自1990年代初开始成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崛起的整个过程大致在2030年前后完成。在这个崛起时代,将呈现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国际环境内容与主题。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应该吸取历史上新兴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历史教训,根据不同阶段的国际环境,制定相应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被国际社会视作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舆论和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正确评估和预测中国崛起时代面临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制订正确的外交战略与政策,为中国崛起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将中国崛起时代大致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1990-2010年;2010-2020年;2020-2030年,对不同阶段面临的国际环境进行分析与评估。

一、中国崛起的发展态势与预期

对中国崛起态势的评估主要应依据中国的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态势以及综合国力的国际比较位置。

由于中国实行循序渐进的改革,保持了社会稳定,中国的经济得以在近代以来少有的和平安宁的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经济规模持续扩张。2000年中国的GDP是1980年的6.3倍,超额50%实现了80年代初提出的翻两番的目标,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到2003年,按汇率计算,中国的GDP在2002年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增长,GDP总量列全球第六位,外贸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跻身全球贸易大国行列,外汇储备4000多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列全球第二位。

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实力及其世界排名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张,特别是它现有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态势,已经充分地显示出中国崛起的态势,对中国崛起的前景有乐观的预计。

李善国和翟凡认为,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具备保持相当快速增长的能力。根据他们的预测,中国经济从2000年到2020年平均潜在增长速度可达7.3%左右,按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多。到那时,按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即相当于1997年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而GDP总量则可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居世界第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GDP总量可能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估计,到2020年,中国GDP超过美国。 莱曼兄弟公司估计,如果中国以预计的平均每年6.2%的速度增长,那么到2030年,中国将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德意志银行2002年的研究报告认为,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则认为,中国在今后10年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将不容置疑。目前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国德国和日本将很快被中国赶超。 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15年将为11—12万亿美元,与美国一样。

根据中国经济的现状,特别是根据中国经济每十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莱曼兄弟公司和德意志银行的预测比较合理,因此,大致可以确定,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可望超过日本和德国,居美国之后列世界第二,并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在一般情况下,中国要达到或超过美国经济的规模,可能需要50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鉴于中国巨大的人口,中国的人均GDP要达到世界前列,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就中国崛起的角度而言,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中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旦中国经济规模达到全球第二或第三的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显得更为强大。

综合国力是指一国所“具有的同本国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要素的综合力量”。 综合国力的物质要素大致有:地理、人口、经济能力、军事能力、科技能力等;精神因素包括:民族特性、国民素质、政府效能、外交性质和国家凝聚力等等。 对综合国力的计算有多种不同的方法,相应地有多种不同的测算结果。

根据胡鞍钢和门洪华对中美日俄印五大国8大类战略(经济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知识技术资源、政府资源、军事资源、国防资源)及其主要指标的计算,1998年,五大国的综合国力依次为美、中、日、印、俄。根据他们的计算,到1998年,中国综合国力占世界总量的7.782%,居世界第二位。 但这种计算对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存在的内在缺陷估计不足,因而对中国综合国力估计偏高。

国内比较有影响的评估当属黄硕风和王诵芬等人的研究。黄硕风运用混沌学、系统学、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的原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专家知识与建模计算相结合的体系集成方法,建立一组旨在测算综合国力值的“综合国力动态方程”。根据他的测算,1996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序居世界第七位。 1997—1998年依然排第七位。 如加上港澳地区,综合国力有所增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王诵芬等人按赋权方案测算,199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在世界第九位。 王诵芬等人预测,到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将突破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排在美国、日本、德国之后,超越法、意、英等国。 但在综合国力方面,中国到2010年列第8位,列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之后。 由于综合国力中精神因素计算很难,因此,难以有一个公认的科学计算和结果。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当中国的经济规模进入世界前三强时,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国际战略地位及中国文化的全球性影响力的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将基本达到相应的层次,上述两位学者对中国综合国力若干项目的预测过于保守。同时,也由于他们评估的年代比较早,也容易得出比较保守的评估。综合前述各种不同的计算方法,本文认为,在不发生意外的情况下,基本可以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20—2030年间可望超越德国、日本,保守估计在2030年左右,中国将有可能在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上跻身世界两强之列。此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在世界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中国将崛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兴强国。中国赶上或接近美国的经济规模和综合国力,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本文认为,能够成为世界第二、东亚第一的经济强国和综合国力强国,对中国来说,就基本实现了民族复兴。由于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综合国力居东亚第一,特别是其国际影响力也主要在东亚地区,同时考虑到中国并不追求世界霸权而主张多极化,因此,从民族心理的意义上和外交目标的意义上来说,成为东亚第一强国并在世界居前列,则基本满足了中国民族复兴的愿望与要求。

由于1978年到19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处于恢复性增长时期,规模也不大,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也还没有被当作一个崛起的新兴大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与影响也不突出,因而还不被视作进入了崛起阶段,而只是崛起前的预备阶段。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中国经济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霸权国家美国的关注,中国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的内外因素俱备。因此,本文对中国崛起时代的起讫时间定在1990年代初期至2030年前后,并以此划分不同的阶段,评估相应阶段的国际环境。

二、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

对中国崛起国际环境的评估,首先需要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其次要研究和分析中国崛起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国际政治格局及其走向;第三要根据中国崛起时期的不同阶段具体分析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

1.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国际环境不只是单一的状态,它实质上体现着国际社会与具体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及其状态。正如建构主义者所强调的,除了物质因素,国际关系是相互建构的。因此,国际社会对一个新兴大国的基本看法,对它的认同与接受程度,构成为新兴大国国际环境的一个基本内容,这一基本内容对新兴大国国际环境的整体走向,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这种国际环境中最突出的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1992年,美国学者罗斯•芒罗在《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危险来自中国》一文中提出:“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中国将对我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他在与理查德•伯恩斯坦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认为,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两位作者认为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亨廷顿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中仍以现在的速度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他说:“未来的世界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和美国的领导人协调两国各自的利益的能力,及避免紧张状态和对抗升级为更为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而这些紧张状态和对抗将不可避免地存在。” 美国国内的鹰派势力和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等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作一种威胁。西方学者中持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人,也认为中国崛起将导致中国对国际政治现状的挑战,引发中国与现有国际秩序的冲突,因而具有危险性。

尽管有“中国威胁论”的存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特别是中国在国际上的一系列积极作为,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有了更多积极的评价。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学者认识到与中国接触的必要性和意义,对中国在国际上负责任的态度给予肯定。在日本,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指出,中国崛起对日本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认为,日本必须敞开胸襟,毫无偏见地看待中国,不要惧怕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应该投入到即将腾飞的大国的怀抱,应该具有“利用这个国家经济实力来谋求发展”的胸怀。 在新加坡,李光耀和吴作栋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新加坡和东南亚国家都是一种机遇而不是威胁。李光耀指出:“中国寻求通过贸易而不是领土扩张获得增长。中国是通过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以及技术的和平合作来为其人民寻求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使用武力征服领土和谋求一个势力范围或一个贸易集团来获取。”他认为,“中国决定(开放)是亚洲地区和平、稳定和增长的一个最为显著的因素。” 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也一再强调中国的发展对马来西亚和东南亚国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他认为,中国不只是东南亚产品和服务的巨大市场,也会成为东南亚的主要投资国。东南亚应该共享中国繁荣和稳定所带来的机会。中国的经济起飞对马来西亚是一件好事,而良好快速的发展也肯定有助于促进亚洲的繁荣。

由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中国的国际形象得到明显改善。中国积极调解朝核问题,在反对恐怖主义,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积极负责地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得到了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明显增加,也使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崛起有了更积极和正面的评价。从发展趋势看,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积极负责的姿态,并能积极应对一系列可能造成不利舆论的突发事件,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际舆论环境将会不断改善,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从中国崛起的全过程看,中国崛起必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权势格局,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利益集团在这个过程中的利益得失并不相同,因此,类似于“中国威胁论”等不利舆论也将长时间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影响力向全球的伸展与世界各国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与中国相近的国家会感受到中国的挑战与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的伸展,加深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它既有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利益和增强彼此信任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贸易摩擦与纠纷。在人权、宗教等问题上,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舆论压力。如果上述几种因素纠织在一起,不排除面临不利国际舆论压力的可能,但由于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和外交行为的基本面的积极性影响,不利舆论不会长时间影响中国外交和整体的国际环境。

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崛起时代的国际舆论环境相对适宜于中国的发展。冷战时期,美国等国将中国视作敌人,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所谓“输出革命”十分仇视和不满,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又将中苏两国走上对立道路,甚至出现1969年的边境冲突。中国崛起时代的国际形象显然不同,尽管有不少“中国威胁论”的出现,但总体上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将中国明确视为敌人或敌对力量,理性的政治家也多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的崛起。国际舆论环境的上述特点,对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统一,相对比较有利,或者说中国有可以加以营造的空间。

2.崛起时代的国际格局与时代特征。

 

中国崛起于冷战结束的时代,国际政治格局与时代特征与冷战时期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崛起时代的国际环境。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国际权势格局从两极走向亨廷顿所说的“单极—多极的体系”。 美国成为全球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实力远远高于其他大国,在军事、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等多方面,都具有别国无法相比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它的军事实力,享有最名副其实的超级地位。美国希望建立它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一些美国人也自诩为“新罗马帝国”。美国的实力和行为,赋予世界政治以某种“单极”的特点。在另一方面,世界上的其他主要大国,如中国、俄罗斯、法国、德国等大国,都主张建立和推动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欧洲联盟的扩大和一体化的加强,将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增强它的权势和影响力,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俄罗斯、印度的强盛,也使世界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单极—多极”趋势同时存在。亨廷顿指出:“美国显然更愿意建立一个它作为霸权国的单极体系,而且它也经常这样行事,好像这种体系已经存在了似的。另一方面,大国们则更愿意建立一个多极体系,以便它们单独或集体寻求自己的利益,而无须受到实力更强的超级大国的限制,胁迫或压力。它们感到受到了美国寻求全球霸主地位的威胁”。同时,“超级大国试图建立一个单极体系的努力促使其他大国作出更大的努力来实现多极体系。几乎所有的地区大国都越来越坚持自己寻求各自不同利益的权利。它们寻求的这种利益往往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 伊拉克战争期间法、德与美国的矛盾就体现着两种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政治格局将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制约美国的“均势”。特别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国际政治中的单极力量仍将强盛,多极化力量无以制约单极的力量,甚至由于世界其他大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和矛盾,给美国诸多可资利用的空间,无法形成对美的“均势”制约。

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不仅无力单独挑战美国的单极地位与它主导下的秩序,而且基本上不存在借以联合抗拒或挑战美国单极体系的其他大国。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可以有多种的制约,甚至遏制,战略余地较大,而新兴大国中国的战略选择余地较小。它一方面在经济上对美国存在较深的依赖,另一方面,也需要利用霸权国家所维系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秩序和自由贸易体系。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在整个崛起过程中,在国际政治权势格局和战略互动方面,相对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的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对新兴大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作为经济相互依赖中脆弱的一方,维护经济安全,避免金融危机,确保战略资源的供给,构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尽管如此,冷战后的时代特征却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成长。冷战后时代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几种基本因素上升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世界主要大国间体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大国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在可预见的将来并不存在。这是一个约翰•穆勒所说”大战过时了”的时代。 由于大国间的相互依赖和共同利益的存在,大国间战争的代价之大,使战争成为无法承受的、不明智的和愚蠢的行为。另一方面,尽管安全问题仍是国家的首要问题,但在后冷战时代,在大国间存在相对安全保障,经济问题成为比较关注的问题,国际机制在协调各国间矛盾中在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制约大国间冲突的发展。在贸易国家兴起,虚拟国家兴起的时代,领土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罗斯克莱斯指出,资本、劳动力和信息的可流动性和在经济中相对于土地的重要性的上升,不再存在对土地的迷恋。发达国家宁愿开拓世界市场而不愿获取领土。一种虚拟国家,它的基于领土的生产能力已经下降的国家,是生产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逻辑结果。他指出,国家的经济战略现在至少已经与军事战略同等重要,驻外大使已经成为贸易和投资的代表。行政部门对主要的外贸和投资交易像二十年前对政治和军事问题那样予以关注。国家的经济联系如同神经联系人的头部和身体各部位。在此状态下,国家间的冲突的危险下降了。 虽然在一些边缘地带或欠发达地区,宗教种族冲突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对人类危害加深,但大国之间被这些因素拖入相互战争的可能性很小,相反,在共同利益的推动下,为着解决这些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世界政治将步入一个大国协调的时代。格莱格•拉斯摩森指出,当代世界具备了大国协调的条件:允许平衡的权势分布;没有一个大国持孤立主义立场;各主要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他指出,与创建大国协调相关的因素包括:各大国均对现行秩序感到满意;它们都认识到战争的巨大代价;一些协调的规范已经制度化;能够表达声音的机制业已存在于解决特殊问题的大国组织之中。这些因素在促进大国协调的形成。

在这种时代,国际政治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力也较以前任何时期强,并且借助舆论、国际制度、国际法等发挥制约作用。国际政治文化主流正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过渡,战争的合法性受到文化的多种约束,大国之间的战争难以启动,除非出现重大的事态和急剧的国际政治变动。

总之,中国崛起时代是可望避免大国冲突的时代,能否实现与各大国,特别是与霸权国家的和平,取决于在一些重要利益冲突问题上能否找到妥协的办法,化解矛盾与冲突。

3.不同崛起阶段的国际环境评估。

基于对中国崛起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国际环境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特点,影响中国综合安全主要因素各异。

如前文所述,中国崛起时代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国际政治格局均相对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在中国谨守韬光养晦政策,推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前提下,中国面临大规模冲突与战争的风险随中国崛起向不同阶段的推进而呈现下降趋势,但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转型中的国家,其国际环境仍具有复杂性。

在中国崛起的第一阶段,即从1990年代初至2010年前后,国际社会,特别是霸权国家对新兴大国崛起有一段心理的不适应期,对新兴大国的疑惧和警觉使霸权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不时出现从接触到遏制之间的摇摆。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新兴大国未来国际政治行为趋向的不确定性和不明朗,另一方面是霸权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做好接受一个新兴强大的中国的心理准备,尤其是一个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类别上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大国。1990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明显地呈现出矛盾心态,美国需要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上和国际安全上符合美国的现实国家利益,但它无法认定一个新兴的中国未来会是伙伴、竞争对手或者敌人。对中国定位的不确定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几度摇摆,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政府一度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之后布什政府又提出发展坦诚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基于美国历史上不得不参与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美国对待它自认为具有不确定性的新兴大国的预防性办法是接触与遏制并用,一方面鼓励中国融入现行的国际秩序,促进它认同现行的国际秩序,从一个不满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转变为一个基本满足现状,并最终融入现行秩序的国家。这是对美国霸权的维护最有利、成本最小的办法。理查德•N•哈斯的规制主义以及一些接触派的方案,包括兰德公司的报告均体现了这一企图。 美国及其盟国对待中国不时采取一些牵制措施,在所难免,1990年代以来在人权、宗教、台湾、西藏、WTO等问题上均体现了它的意图。

由于在2010年前中国的经济实力不算强大,中国经济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相互依赖尚未达到较高的水平,特别是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依然突出,因此,遏制中国的成本相对较低,在一定条件下,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甚至战争的风险始终存在,需要双方通过一定的妥协、协调加以规避。主要的冲突点在台湾问题上。台湾自李登辉上台以后,“台独”势力取得合法地位直至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推动一系列的“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的措施,推动意在改变现状的“公投”。特别是岛内一些势力意识到时间对己不利,意在中国处于崛起的初期阶段,实力有限,而自身社会转型有着诸多困难之际,借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等重要时机,企图改变台湾的现状,制造台湾独立。 中美两国虽然在维持现状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能否避免被台独势力拖入战争,或被导致双方的冷和平状态,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因素。因此,虽然中国在这阶段的国际环境中也面临能源、金融等方面的安全问题,但最重要的不利因素在台湾问题引发的不确定局面,要靠有效的大战略防止不确定性变为冲突和战争。本文的评估与阎学通的预测基本相同。阎学通认为,“2003年中期至2004年中期和2007年中期至2008年中期,将成为中国今后10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期。”他认为,中美虽有因台湾独立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避免战争升级为世界战争或引发大规模军事入侵仍是可能的。

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即大致从2010——2020年左右,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扩张,经济规模可望跻身世界前三强,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增强。中国与各大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与美国经济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有所缓解,各国与中国共同利益增加。中国市场和中国经济对于各国包括美国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一方面是相互之间利益上的交织,另一方面是遏制中国的成本和代价过大,不仅其他大国不愿参与代价巨大的遏制行为,即使作为首要强国的美国,也因代价过大和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安全而最终放弃遏制政策。但可能采取代价较小的、红利较多的和平演变政策。到了这一阶段,维护中国的稳定与繁荣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的学者预测,假设美国的经济维持2%的增长率,而俄罗斯、印度、巴西以及中国等几个主要国家经济均维持6%的增长率,欧洲维持2%,日本维持1%的增长率的话,到了2015年,美国在这几个重要的经济实体中的相对地位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到了2015年——2020年,单极体系的基本格局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而开始逐渐弱化。美国即使试图遏制中国也会感到力不从心。

但是,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社会思想将出现更多的变化,如果在转型期中国自身出现问题,“台独”势力将可能乘机滋事,美国则将可能采取对待前苏联和平演变之策,干涉中国内政,借以制约中国的崛起。

这个时期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需求急剧扩大,同时,中国需要开拓全球更广阔的市场。中国的海外利益能否得到维护,特别是石油的供应,对中国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各大国特别是美国在争夺战略资源问题上,有可能采取一系列制约中国的措施。但这种制约不同于战争,不足以从根本上阻止中国的崛起。另一个对中国有主要影响的国际环境因素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即如果此时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对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打击,而且可能导致美国利用不对称相互依赖,利用中国在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打击和制约中国的崛起。

在中国崛起的第三阶段,即从2020年前后到2030年前后,根据本文的预测,中国经济继续呈上升趋势,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较大提高,社会基本上度过了最艰难的转型期,社会的民主化程度加深,国内的法治体系趋于完善,出现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国际上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崛起的现实,霸权国家也无力摧毁和制约中国崛起,也不存在利用中国内部问题制约中国的空间,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更为广阔,或者通过一定的形式基本得到了解决。中国的国际环境将可能取得自1840年以来的最佳状态。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将全面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

此时中国自己面对的问题,大多也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如能源、环境问题和全球经济危机的问题。

这一阶段对中国最大挑战是如何避免新兴大国的历史悲剧,在权势上升后,能否保持克制和理性,以建设性姿态改革现有秩序,避免自行挑战现行秩序,是能否避免大战和保持发展态势的关键。也即是说,此时塑造国际环境的主动权在中国自身。但是即使在这个阶段,中国与美国的实力仍有不少的差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还很大,中国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能力,中国仍需要与美国等国家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广泛的合作,共同治理全球问题,保持对己有利的发展趋势。

三、新兴大国的应对之道

根据乔治•莫德尔斯基和罗伯特•吉尔平的研究,国际政治围绕着世界领导权或霸权的争夺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世界政治也随着霸权更替而发生体系的变革。在维持霸权与争夺霸权的过程中,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必然发生战略性的矛盾与冲突。从历史上看,新兴大国随着自身的崛起,必然要向霸权国家发起挑战。从1500年以来,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苏联先后成为挑战国,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上,还没有一个新兴大国通过向霸权国家挑战而赢得过全球战争的胜利。相反,新的世界强国通常是前一个霸权国家的同盟国或合作者。

中国作为21世纪将崛起的新兴大国,需要吸取历史上新兴大国失败的历史教训,审慎地处理好与霸权国家的关系。就主客观条件而言,中国可以避免与超越历史上新兴大国失败的命运。就主观方面而言,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明确,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也永不称霸。中国历史上从没有成为世界霸权,也没有这样的企图。因此,中国不会像历史上新兴大国那样主动地向霸权国家挑战,向现行国际体系挑战,不会主动地卷入世界争霸战争,也就可以避免重蹈它们的覆辙。中国主张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不仅自己不称霸,而且也以开放的心态欢迎世界其他国家的崛起,与现行国际政治秩序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可以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从客观方面看,中国崛起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相互依赖加深,主要大国间在经济上正呈现“一荣俱荣,一衰俱衰”的状态,国家间,包括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的交叉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水平,大国间的战争的可能性甚小,而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明显增强。

本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冷静地分析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和进程。就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而言,一超多强的结构对新兴大国有诸多的制约,但是,从现行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势看,这种演变正在朝着有利于新兴大国崛起的方向发展。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决定了世界经济从中心向边缘的扩展,到一定的时期,边缘也会形成自己的经济中心。31中国正在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中心。国际资本对中国信心的增强和外资的大量流入;中国对外贸易的扩大,特别是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提高;科技因素向中国的流动及带来的中国经济素质的提升;中国在国际机制与大国协调中的地位的提高以及世界多极化的力量的增强,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国际秩序演变对中国有利的一面。如果不被意外的或人为的因素破坏,这种趋势基本上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可以说,现行国际秩序的结构并不令中国满意,但中国对这种秩序演变的方向与结果可以有所期待。乔治•凯南指出,“绝对安全和完美的国际环境从来就没有实现过”。32因此,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将不再是反对和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而是要顺势而为,努力维持国际秩序目前的演变方向,不被全球化中的失利者和反对力量阻碍与扭转。静待国际秩序的“和平演变”,并且顺势而为,不仅可以避免历史上新兴大国的悲剧,而且最终将实现自身崛起的目标

因此,中国在整个崛起过程中,需要加强与美国的交往与合作,通过交往增加信任,减少美国对中国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通过合作,增加共同利益。中国还应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使霸权国家和其他国家都意识到中国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性国家,而不是颠覆性国家,从而让世界认识到中国崛起对国际政治的积极意义,欢迎、接受和容纳中国的崛起。既然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对中国比较有利,中国就需要与美国和其他大国一起,加强全球治理,以维护和平安定的国际政治秩序,维护对中国崛起至关重要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国还需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国际环境的内容与主题,作出相应的战略准备与对策,以应对不同阶段国际环境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挑战,使中国能够比较顺利地从一个阶段发展到下一个阶段,最终实现“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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