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松泉:寻求汉藏精英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03 次 更新时间:2008-05-06 09: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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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泉  

  

  最近西藏发生的骚乱和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显示了中国国内汉藏两个民族之间一定程度的矛盾与分歧,虽然表现在少数人身上,但确实是现实存在的,因而是不能够回避而需要正视的,需要回归到现实层面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在这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汉藏两个民族的精英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各自表达自己的立场与看法,努力寻找建设性的共识,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隔阂和误解,消除基本的分歧,共同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族群和谐。

  汉藏两个民族应该没有特别深刻的根本性的利益冲突,这两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已经有相对比较悠久的历史,因而不同于所谓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两个民族在追求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方面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但两个民族在文化、宗教和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水平方面确实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就引发了一些矛盾。一般情况下,国内的两个民族之间可以通过各自的精英分子表达思想、讨论、争论,在互动中寻找解决分歧消除误解的办法。在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存在缺失的。北京在推动与藏族精英的沟通和交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赢得不少藏族精英的认同,使他们一起参与到国家的建设中来,但是,就总体的范围和影响而言,还是很不够的,主要在于缺少两个民族的精英之间的比较频繁和广泛的对话和交流。从客观上来说,西藏的高原气候限制了交往,语言和宗教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主要的是缺少共同的舞台和机会,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西藏许多的精英分子存在于寺庙内,他们有思想有文化而同时又是僧侣,他们对其他藏人有影响力但与中国其他民族的世俗人士比较少交往。这样,汉藏两个民族的精英之间就比较少交往和沟通,也无法产生思想的交集。因此,中国国内现在日益发达的公民社会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表达中,还很少有他们的参与。另一方面,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和公民表达的机制上也还有待改善,汉族的精英的表达还不够充分,其他民族相对就更难一些。如果不是达赖的存在和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汉族精英可能很少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希望与汉族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

  北京在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也显示了对待西藏同胞的真诚和平等,但因为沟通与交流的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误解和分歧也积累了不少,这给“藏独”分子误导民众提供了空隙。事实上,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汉藏两族精英可以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寻求共识。

  首先是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问题和西藏的“独立”与否问题。两个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已经很久,彼此没有实质性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西藏独立不仅不存在任何现实可能性,而且也不存在任何的可行性。也就是说,西藏如果寻求“独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困难甚至倒退,一些国际势力可能需要利用西藏牵制中国但不可能真正为西藏人民谋福利,而在这方面,北京现在为西藏人民谋福祉倒是真诚的,没有工具性考虑而是出于对自己的公民的负责。北京每年对西藏进行大量的财政转移支付,东部地区还在进行结对扶贫,除了资金援助,还进行一些项目建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东部地区的经济繁荣正在给西藏带来发展的机会。“独立”不仅只会徒劳地引发冲突,而且失去很好的发展机会。现在连台湾当选领导人都意识到要加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西藏不是更有需要在中国这个大市场里发展和繁荣自己吗?达赖说愿意西藏留在中国的大家庭里,那么,西藏就不存在“独立”不“独立”的问题,而是如何推进自治完善自治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讨论和沟通,就可以取得成效,因为这里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了。其实,西藏问题的实质,与中国其他地区没有本质的区别,不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压制和反压制问题,而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与推进和落实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和人权问题,中国各民族在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上具有共同的需要,也是共同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北京也在不断地改进政治和治理。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现、自由民主比较完善的时候,西藏的自治体制也一定得到了完善,也就不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两个民族的知识精英在这方面是可以找到共同点的。

  其次是宗教自由问题。应该说,1978年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在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方面采取了不少错误政策,引起了不良后果。但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北京一直在落实和改进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且不说在西藏,就是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你都可以看到信徒的宗教活动。西自布达拉宫,东到舟山普陀,试看哪个寺庙的香火不旺?在今日中国,正可以验证一句古话:盛世修佛。前些年,中国还隆重地召开了世界佛教大会,而这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地方,这个党一直是主张无神论的。可见,宗教自由在中国总体上在不断推进,如果说存在一些问题的话,也是由于与达赖的政治分歧,或者与梵蒂冈之间的一些关于主权与权限的分歧而造成,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应该可以得到全面的解决。

  达赖一直强调的另一点是保护西藏文化问题。这与宗教自由问题一样,在1978年以前是个问题,今日不是根本性的问题。1949年以后,北京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有比较错误的认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现在不仅西藏人,汉族也是痛惜自己传统文化的被破坏。古老的北京城已经面目全非,北京的古城墙没有了,其他很多的古迹消失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失传了。现在,随着“申请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热的出现,无论中国政府还是民间,对本民族的文化保护都非常重视,这也包括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其实,现在的很多汉族人也喜欢西藏的文化,“青藏高原”这首歌唱遍了整个中国。一位达赖的诗:“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桶,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在网上也颇受汉族网民的喜爱。西藏有悠久的历史,也有丰富灿烂的文化,这些大多也是汉族和其他民族都喜欢的。值得指出的是,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存传统文化是汉族和藏族共同需要面对的问题,这里不存在北京有意识破坏和消灭藏族文化的问题,而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难题。另外,也还需要用发展的眼光看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文化也是需要变革的,它本身也有变迁的内在动力。不能把一些文化的变化指责为毁灭。换句话说,藏文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保持藏语教学的同时,推广普通话,这不是对藏文化的破坏,而是有利于藏族自己的发展的。如果不学汉语,无法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流,最不利的是藏族人民。现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多达几千万,在一个国家内的藏族难道还不要学习汉语?就连蒙古国一些人还送子女到内蒙学习汉语,这不能够理解为是破坏藏族文化。同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一直自觉而非常努力去学习英语和其他国家的语言。当然,如何保护西藏文化还值得探讨,北京也有责任做得更好。

  还有达赖提出的大藏区概念。中国的行政区划已经有数十年,也不是随意可以改变。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如何落实和完善自治的问题。如果自治得到完善了,自由民主体制下,也不是非要一个民族划一个行政区域的。从世界发展潮流看,民族融合是发展的趋势,美国是这样,未来欧洲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也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历史。融合不是单向的同化,更不是消灭,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冷战后出现了一些分裂倾向,分裂比融合似乎更吸引一些人,由此也引起不少的冲突。但是,融合这个趋势不会改变。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发展,都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至于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个性如何保存自己的文化,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开始的问题。

  汉民族人口占绝大多数,对少数民族,属于以大事小,需要用仁,需要更多地理解和倾听藏族人的声音;同样,藏族人也需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来处理与汉族的关系。两个民族的精英之间真需要有更多的对话交流沟通甚至辩论,如此才能找到共识,共同建设一个既属于汉族也属于藏族的自由民主与繁荣的国家。

  

  2008,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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