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杨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5-06-12 22: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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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   洪子诚 (进入专栏)  

   洪老师:

   您好!

   很高兴能有机会与您讨论文学史写作的有关问题。近年来当代文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广 泛关注,缘起于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和陈思和先生主编的《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下简称《教程》)的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讨论《教程》的文章 中说,我对这两部文学史的敬意,不仅仅针对它们解决的问题,同时还针对它们在探索 中暴露或“制造”出来的新问题。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批评是要怀有敬意的”,所 以,我们应该批评值得我们批评的东西。

   在我看来,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著述,都有一个潜在的对话对象,那就是80年代占主 导地位的文学史叙述方式。90年代以来,包括文学史写作在内的人文学科的知识状况都 发生了变化,这些新的知识范型在文学史的写作中有什么体现,两部当代文学史在哪些 方面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在哪些方面仍然受到80年代文学史叙述方式的制约,无疑都 是圈内人非常关心的问题。

   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以一种著名的“断裂论”结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即所谓左 翼文学开创、到文革文学发展到顶峰的“政治化文学”中断了“五四文学”的“纯文学 ”传统,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接续了“五四文学”,使文学回到了“文学”自身。 这一模式在“现代文学”中的实现,是“五四文学”(启蒙文学)主体地位的重新确立以 及左翼文学、延安文学的边缘化,表现在“当代文学”中,则是“新时期文学”的主体 地位的确立以及“50—70年代文学”的边缘化。“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被逐步排除 在“现代文学”之外,甚至在一些更为激烈的“断裂论”中被置入文学/非文学(政治) 、启蒙/救亡乃至现代/传统等类型化的二元对立中加以确认。

   《文学史》对80年代文学史的超越,正是从这一关键的性质认定上展开的。在您的《 关于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我读到了如下的文字:

   50—70年代的文学,是“五四”诞生和孕育的充满浪漫情怀的知识者所作出的选择, 它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应该说具有一种深层的延续性。

   许多讨论《文学史》的文章,都注意到了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这部文学史不同寻 常的“冷静”的历史感,有人称之为“史家笔法”与“史家风范”。然而,这些评论大 多从“叙述风格”甚至作者个性、修养中给予解释,而对《文学史》在方法论上的创新 却注意不够。其实,从《文学史》表现出来的这种让人久违的“冷静”来源于不同于80 年代的“史识”。将50—70年代中国文学视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而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意义决不仅仅在于命名的差异,而是在这样的构架中,我们再也难以用一种简单 的二元对立模式来结构文学史,——至少,当我们不再用“现代”与“传统”、“文学 ”与“非文学”、“现代文学”与“非现代文学”、“启蒙”与“救亡”这些二元对立 的价值范畴来结构文学史时,另一种文学史——一种具有“学术”意义的文学史才有可 能生长起来。

   这显然已成为《文学史》的自觉意识:

   对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选择与处理,表现了编写者的文学史观和无法回避的价值评析 尺度。但在对这些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文学运动、理论批评等进行评述时,本书 的着重点不是对这些现象的评判,即不是将创作和文学问题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抽取出 来,按照编写者所信奉的价值尺度(政治的、伦理的、审美的)做出臧否,而是努力将问 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中国当代文学史•前言》第5页)

   对于这一时期的激进文学思潮及其实践(“大跃进”文学、“京剧革命”等),也试图 摆脱单一的政治伦理评价的方式,在文学史的“学术”层面上给予评价。(洪子诚《当 代文学概说•序言》,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以80年代的文学史眼光理解这种对“价值”保持警惕的“学术”立场,恐怕并不容易 ,讨论“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更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因为在“十七年”乃至“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叙述框架中,“革命文学”继承、发展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精神实 质,并且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应属于现代文学的范 围。这种叙事方式对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当代文学”(50—70年代的中 国文学)的理解就是建立在对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超越之 上。而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重构正体现为对这种“等级制”的颠覆。因此,可以说,80 年代的文学史研究者建构和维护的,是一种经过艰难的拨乱反正才建立起来的“正确的 ”等级制。

   构成《文学史》理论突破显然不是在两种“等级制”之间进行的选择,而是对“等级 制”本身的质疑。我注意到您的一篇文章明确谈到过这个问题,您认为,在80年代以前 占主流地位的文学史如王瑶、唐弢的文学史中,“现代文学”的核心,“是一 种‘等级制’”,表现为左翼文学或左翼文学的派别处于“主流的、支配、唯一合法存 在的位置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当代文学”高于只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 的“现代文学”。而80年代以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等级又被颠倒过来; “现代文学”,而不是“当代文学”的学科规范、评价标准,成为统领20世纪中国文学 的线索(见洪子诚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现代文学’”,《文学评论》1999 年第1期)。

   这种以“真实性”为名、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不断互换的等级制正是 福柯一再讨论的“排斥机制”。在福柯看来,“真实性”是历史地分化和发展的,不同 时期的真假标准完全可能不同,一个时期的真理在另一个时期可能作为假的知识受到排 斥。与此同时,认知意志受到制度的支持,不同的制度会支持不同的真假标准,人们都 寻求把自己的话语建立在真实话语标准之上,而把其他话语作为虚假的话语排斥出去。 “我认为如此依赖于制度支持和分配的认知意志倾向于对其他话语形式施加一种压力, 一种限制的权力”。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正是以这一排斥机制为解构对象的。 福柯主张将知识放在更广泛的社会范畴中加以考察,在社会范畴中,考察知识的家谱, 看一看是哪一种社会力量使知识产生出来。这显然不是要否定真实真理的存在,而是尝 试用另外一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当然,作为一个命题,真与假的区分不是任意的、 可修正的、制度化的、极端性的。然而,问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出,那就是在我们 整个话语中,那在我们历史上持续过如此多世纪的真理意志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 或者如果我们问:在一般意义上,是哪一种分化主宰着我们的认知意志,那么,我们就 会发现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排斥系统的存在”(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 版)。

   遗憾的是,在80年代建构的知识语境中,无论是对“50—70年代文学”的“现代性” 的讨论,还是对80年代主流文学的权力机制的揭示,常常被贴上“左派”的标签,甚至 被理解为对盖棺论定的“文革”的肯定。在我看来,导致这一“误读”的原因,在于知 识语境的差异。这些批评者大多弄不清“现代性”和“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 他们那里,“现代性”是“现代化”的同义词,其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正 确的”“现代性”而不是在“不正确的”“非现代性”的范畴内讨论“50—70年代文学 ”乃至全部20世纪左翼文学的意义,被顺理成章地理解成对历史的翻案文章。然而,在 后现代的知识语境中,“现代性”主要是一个反思性的概念。不同于长期以来被视为客 观历史进程的“现代化”范畴,“现代性”使“现代”变成了一种不断被人们建构的主 观意识形态,利奥塔形象地将“现代性”称为一个“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后 学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为对现代性知识与现代社会过程的双重检讨。福 柯的一系列著作如《规训与惩罚》、《癫狂与文明》、《性史》,等等,都揭示了人的 解放、人道主义和自由的许诺背后掩盖着的由排斥、监视和规训机制构成的权力关系。 因此,将“50—70年代文学”放置在“现代性”范畴中进行认识,至少就我的理解而言 ,根本不是对这一时期文学的重新“肯定”,而是对包括“50—70年代文学”在内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反思”。在80年代的语境中,好像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需 要“反思”,事实上,在现代性环境中“反思”社会主义与革命的历史,意味着对一种 历史意识的确认:如果不充分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我们根本无法真正“反思”激 进主义,“反思”革命。

   许多读者对《文学史》中大量使用的引号可能会非常不习惯,其实这可以理解为思维 方式转换的一种标志。记得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曾经发生过一场有关真假现代派的 讨论,在人们为中国是否出现了“真正的现代派”而争执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曾经就 这个问题讨教于一位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派的西方学者,请他区分一下中国的“真”“假 ”现代派,这位学者告诉我,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他 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会发生一场关于“现代派”的讨论,为什么作 家要将自己的小说命名为“现代派”,以及为什么评论家频频使用“现代派”这个概念 ,——或者说,他想弄清楚“现代派”这个符码在中国的生长谱系。

   可以说,他研究的只是“所谓的”现代派——打上引号的现代派。显然,这个学者已 经将我们关心的问题转换成另一个问题——将“真”与“假”的“价值”问题转变为“ 知识谱系学”的问题,用《文学史》的话来说,是变成一个“学术”问题。

   我正是在此意义上估价引号的意义,当《文学史》如此频繁地使用引号的时候,意味 着作者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知识观,那就是作为历史的研究者,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历史 本身,而是关于“历史”的“叙述”。——从杰姆逊的“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接近历史” 到德里达的“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还有什么方式比这种文学史叙述更能体现中国当代 文学研究知识范型的转换呢?

   接下来,我希望与您探讨的是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8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方式如何影 响了包括《文学史》和《教程》在内的9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

   昌切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学术笔谈《从启蒙立场到学术立场》中,认为组织《文学 史》中的一对关键词“一体”与“多元”仍然是一对二元对立范畴,说明《文学史》没 有能够真正摆脱80年代的“启蒙立场”而进入真正意义的“学术立场”。虽然我对是否 存在“真正意义”的“学术立场”持保留态度,——在我的理解中,知识考古/谱系学 主张搁置价值判断,恰恰是要将语言哲学问题置于人际话语实践的境地,考察其在权力 的实践的范围、伦理的范围中起的作用,即恰恰是要将我们的批判工作置于种种特定的 社会、历史、政治关系中,始终从这些关系出发来进行批判和指导批判。因此,我认为 这一批判最大的生命力,不是来源于对纯粹的学术立场的追求与承诺,而是来源于它的 逻辑中包含的自我批判的动力和机制。不过,我对昌切对《文学史》隐含的二元对立模 式的解构是非常认同的。在此,我希望能够对这一话题作进一步的展开。

   文学史观的不同必然会导致文学史的多种写法。采用形式主义批评的文学史写作注重 的是文学的“内部研究”,关注的是超时代的文学性的演变,如果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方 法、新历史主义批评乃至福柯的“知识考古/谱系学”,文学史家的注意力则主要在文 学与时代、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学史》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制度——权力 对文学生产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极为详尽地探讨了50—70年代文学的一体化过程,显 然是一部侧重“外部研究”的文学史。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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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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