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等:文化论争的检讨与回应笔谈(之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 次 更新时间:2015-06-08 22: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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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谢冕   洪子诚 (进入专栏)  

   主持人的话 

   孟繁华

   1995的文化合唱已经或即将成为历史。我们不必夸大它的重要性,但我隐隐感到,在未来的时间表上,它仍有被反复谈及的可能,这里的原因大致有二:第一,我们文化论争的传统极其稀薄,自30年代起,文化领域的论争其实都是政治意识形态之争,那里有明确的主流与非主流的话语系统和森严的“等级”关系。论争被政治发动起来,其结果必定以一方宣判另一方而告结束,政治的介入和统摄决定了它权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然而,1995年的文化论争没有这样的背景。确切地说,它是知识分子内部,因社会发展的转型利弊俱生的现实困扰所引发的一场文化争论。宽松的时代环境使各种观念都得以充分的表达,这里没有设置“裁判所”,亦没有戴黑帽子的“法官”,而参与者免不了的意气用事般的相互“宣判”并不具有威慑性的“镇压”作用,“被宣判者”第二天即可披挂上阵还以牙眼。因此,撤离了严酷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大规模文化论争于我们说来还是第一次。那些在历次斗争中流行的诸如“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等概念变得日渐模糊,并且丧失了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统一的力度或对“权威发言”的期待已不复存在。所有这一切,都预示了新的文化环境的生成,同时,它也预示了时下文化论争的复杂和共识的永久破裂。第二是指这场文化论争内涵的丰富性。论争虽然以“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理想精神”、“新理想主义”等作为主能指,但它的所指是复杂而多样的:从思想来源上看,它是本土的“忧患意识”与“乐感心态”的冲突;从角色定位看,则是“文化英雄”与“文化白领”的冲突;从价值目标看,它是着眼于理想的乌托邦与认同现实的“辩护士”的冲突;从“知识——权力”的理论模型上考察,它又是一场关于“支配”的冲突;从姿态上看,它隐含的则是社会人格假想与“愉快意识”设定的较量等等。当然,它的丰富性内涵远远超出了这种“二元”冲突的概括。如果从深层文化心理上看,它又与我们的精神传统、文学传统等历史“知识”密切相关。有些问题虽然没有被明确阐明,但显然都被触及到了, 也正因为如此, 1995年的文化论争才格外地触目。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缺乏文化论争的传统,尚不大习惯对“多元”的尊重,专制式的甚至战叫式的檄文文风,仍时常与之遭遇。我们很少有自我反省、自我怀疑的精神和勇气。瞿秋白当年曾反省知识分子的弱点:“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而今天我们常见的却是“每一个见解都是不动摇的”。凡此种种,对这场文化论争的检讨就构成了一种必要,它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促进论争的健康发展,重塑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心理;同时,由于论争尚未完结,故仍有“回应”之必要。这里刊发的谢冕、洪子诚、李书磊、韩毓海、旷新年和我本人的文章,表达的正是我们各自相同或并不相同的文化立场。

  

   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谢冕

   近期发生的围绕着文学的人文精神、道德、理想的一系列讨论,其中包括了被称为“二王之争”即涉及以王彬彬和王蒙为中心议题的思想文化论争,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已成为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最值得纪念的一个事件。

   之所以说是“最值得纪念的”,是由于这一次范围广泛的讨论,以它不具备任何权力加入或干预的色彩,以它纯粹的民间自发性而成为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实践中的绝无仅有。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人都会珍惜这样一种民主性的萌芽。这表明文学正在以自行其是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思考和愿望、不满和焦虑。文学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只听命于自己而不必听命于他人。

   也许人们会为这次讨论的随意性、“无章法”、缺乏规范而深感遗憾。毫无疑问,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但问题仅仅在于,这一切对于中国缺乏经验的人们是那么陌生,不论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他们未曾经历的一切已经使他们手足无措、不知如何行事。在他们的经验中,居高临下或出言不逊乃是一种“常态”。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平等使他们一旦行事便是“不平等”;从来没有受到尊重的言论行为一旦自由言论,亦不知如何尊重他人。于是我们看到的当前发生的这一场论争便是这样的场面:有时缺乏礼貌甚而恶语相向,有时缺乏学理而以偏概全,总之,表现为某种素养或仪表的缺憾。

   也许,人们还为讨论涉及问题的驳杂和紊乱而头疼,这当然也应归咎于讨论的“无组织”。而这种“无组织”状态正是中国文学曾有而未能实现的梦想,因而一经出现,虽窘态毕露却也不失“奇迹”。当前的中国正是这样,它的一切问题和弊端,都是由于它的这种初始性。

   但重要的是,那种基于文学之外的需要而随意役使文学的“统一号令”已经消失。而且,更为令人鼓舞的还在于,即使重复那种驱遣的意图而人们几乎可以做到“忽略”它的存在。最近十余年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曾经多次发生过重新指令文学的意愿或行动,往往以未能奏效或未能持久而告终。当然,如同80年代伴随着文学解放而孽生的负面效应曾经损害文学创作的健康那样,当前文艺论争中的欠缺冷静甚至粗暴,以及非学理倾向也损害了论争的声誉。但不论有多少弊端,文学的创作和理论所展现的无拘束状态,依然是当今文学最动人的景观。

   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以对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清算为发端,自70年代末以至整个80年代充盈着一种批判和创造的激情。这时期的文学的确展开了五四以来的新生面。由此上溯至本世纪20年代,中国新文学不论经历了何种曲折,发生了何等蜕变,但布下新文学种子的那注血脉始终不曾断流——不论人们把这概括为“启蒙”或是“救亡”或是其它什么——总凝聚着文学对于社会和公众的关注和承诺。由于近百年国运多艰,中国作家的这种使命意识便融入了浓重的忧患,还造成了新文学传统的悲凉和感伤的基色。这还仅就新文学传统而言,至于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学,其中蕴含历代文人的对于社稷生民的咨嗟兴叹,更有无可比拟的动人的丰富。

   这种回顾与对比加深了人们对90年代以远文学的异变的印象:作家精神贫乏症的流行引起人们普遍的忧虑。尤为令人不安的是,愈来愈多的作家对此视若无睹或安之若素。文学在更多的场合变成了委琐、庸常、甚而无聊的文字堆积,以及可以无限延续的绕口令或“侃大山”。当前文学由于顺应社会前进的潮流而获得公认的成就,但文学挣脱羁绊之后的放纵,使平面化和无深度倾向得以无节制漫延。这种事实同样引起了范围广泛的关切。这正是上述那些自发的和非组织的论争产生的大背景。

   这种论争的引发基于如下的考虑:当文学拥有相当自由的时候,文学同时也拥有了重大缺失的遗憾。面对文学这种水份充足的“疯长”,人们不免生出如下的质疑:在漫无边际的“欲望”之中,是否少了些责任;在即目可见的“俗世”里,是否少了些纯粹;在无处不有的“轻松”中,是否少了些凝重;……总之,当文学不再承诺什么的时候,它最后一抹理想光晕的消失是否正常?文学拥有了一切,而独独拒绝意义和深度,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这些提问的背后,的确表现出某种焦虑。在价值和观念变得多元的时代,人们几乎对一切都表现出宽容,而独独排拒对于文学来说可能意味着生命的东西,这对文学说来乃是严重的缺失。所以提问的背后表明的只是对受到疏忽的价值观一种自然而然的关切——而这种价值观在中国文人写作中有着屈原以远非常久远的历史——一种关切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理应受到尊重,它与“话语霸权”的重建或指涉无关。

   文学的事情虽涉及宽泛,但对文学规律性的体认,置身其中的人最清楚。所以,从根本看,文学的“自负其责”乃是正常的秩序。在以往,局外人对文学指令过多,甚而越俎代疱,这造成了对文学的危害已为人所共识。因此,当前的这种秩序有点紊乱或欹斜的现象,正是获得初步自由的文学行使自身权力的一种有缺陷的姿态。人们因此将格外珍惜这种看来不免幼稚、粗糙,有时还有点情绪化的初始状态。

  

   “人文精神”与文学传统 

   洪子诚

   今年春天,谢冕先生和我在北大与同行们讨论“当代文学中的理想”,主要是出于对文学现状的某种失望和不满。当时我深切感受到的是,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精神性”的因素、力量,越来越薄弱,文学的精神独立性,以及作家对人类、对社会的责任心受到嘲笑,文学写作表现的以人的同情心,对智慧、情趣的健全的关切,被当作是幼稚和可笑,而那些以严肃、真诚的态度对待生活和写作的作家,则显得势单力薄。不过,由于“理想”、“理想主义”的概念及它们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为了避免出现误解,所以我又强调: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企图在文学中重新设定一种统一的‘终极价值’,重新宣扬对世界作唯一‘客观阐释’的世界观,以及肯定用单一模式来组织规范所有人的生活、情感的这种狂妄企图”。这个“界定”是十分重要的。我甚至觉得,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对我们这些“道德迷失”和“意义迷失”的现代人设计什么具体的精神出路,或讨论哪一种价值观最为正确和合理,关键在于有没有对这种精神失落的现象表现出一种深切的焦虑和关怀,以及对人的生活与人的自身、包括美、自由、灵性的存在及发展的可能性的探索的积极性。我们不能企望所有从事文学活动的人都抱有这种目的,但至少可以期望有一批在思想与艺术上有较深厚素质的作家,表现出承担这一“使命”的意向。在一个物质、消费欲求迅猛膨胀,社会商品化过程加剧,而人的灵性、情感力量日益萎缩的时代,透过种种暂时性的因素的遮蔽、束缚,寻找灵魂归属的位置,创造生存个体从有限性的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这样的工作,除了文学、艺术和人文研究之外,还能期望由人类的另外的什么活动方式来承担呢?

   对文学与理想以及“人文精神”问题的关心,除了出于对文学现状的反应外,还有另一更重要的缘由,这便是对自身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的反省。进入90年代,“知识分子在今天究竟应当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的问题,具有一种现实的尖锐性。记得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学校教书的人,常会被学生问到:我们所学的这些(文学理论、文学史、思想史……)究竟有什么用?我们一方面为80年代初绝不会出现这类问题(那时,文学几乎处在社会生活、文化活动的中心位置)而感慨,另方面仍会以自信和自豪的口气宣称:“无用之用,大用也”。我们承认文学不是汉堡包、可口可乐,不是电子游戏机,不是“飘柔二合一”洗发水,在这种“幽默”后面,仍有我们对所从事工作的信心。而到了大家常说的“世纪末”,这种由自信自尊所支持的幽默已难以维持,剩下的是紧张的“悲壮”。更使人感到“悲凉”的是,连“有什么用”的问题,也已不见有许多人提出。我们已真切感觉到脚下土地在漂流,我们对自己的工作所确立的“学术立场”和“道德立场”也产生怀疑和困惑。因而,这并非是一种单纯的对环境的责难。

   这种在“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剧烈震荡反应,应看作是并不令人意外的现象。19世纪到20世纪,中国一直处在不断发生的剧烈的变局里,目前也是这一情势之中。有的学者指出,在文化急剧变迁的情况下,“人们似乎淹没于新的经验,脱节于旧有的传统”,他们想知道“他们属于何处,他们是谁,要到何处去”这一系列问题;他们急于与“过去”之间重建有意义的承续,来解除时代的变迁震撼,并在自我之中定住方向(张灏:《新儒家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危机》)。这种思想危机在知识分子那里形成尖锐化的状态,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我们生活在这一现实情景之中,就无法对这种社会变迁所产生的“震撼”置身事外。我们目前的困惑、彷徨和探索,目的也都在于重新定位,在于与“过去”重建我们认为可靠的承续的关联。

不过,虽然说这种反应是“并不令人意外的现象”,却也包含着某些“反常”的成份。用“精神溃败”这个短语可能过于激烈,可以改为一个较为“中性”的说法:“反应过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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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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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争鸣》(长春)199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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