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崔燕:《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人权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0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10: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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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子堂 (进入专栏)   崔燕  

   【摘要】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青年毛泽东针对“其时”的社会现实,阐发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认识与思考。“民众的生存”问题是《早期文稿》时期毛泽东最为关切的人权主题。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女性的婚姻自主权是尤其需要重点关照的社会问题。女性人权的实现不仅需要女性的“个人自立”式的觉醒,而且需要社会承担起创设女性自觉条件的“责任角色”。平等价值,是《早期文稿》时期毛泽东人权观念的核心价值关怀。平民主义的“无血革命”是民众争取人权的理想途径。

   【关键词】《毛泽东早期文稿》|人权观念|婚姻自由|平民主义|平等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与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共同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一书,收集了毛泽东于1912年6月至1920年11月间的所有文稿,是研究青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史料,具有文献的学术探究意义。[1]对《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学术探究,既可以考察出毛泽东逐步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心路历程,亦可以考察出其时的各种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潮对青年毛泽东思想成长并逐渐成熟的影响状况,还可以窥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学术思想的累积演进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即是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阶段性探究。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非常丰富。毛泽东有关人权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

   本文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的人权观念为考察对象,以《毛泽东早期文稿》中人权观念的文本存在状态为核心问题意识,试图揭示出《毛泽东早期文稿》所跨越时间段中,青年毛泽东对人权的“其时”的现实思考。

一、人权的基本属性:生存关照与平等享有

   (一)作为最基本人权形态的生存权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最早对人权主题提出理论阐释的文章是“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是1912年6月间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读书时写的一篇作文。文末的总评语记录下了当时的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对该文的评价,即认为该文“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并认为该文“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青年毛泽东通过商鞅徙木立信的史实评论,探讨了有关“法”的以下两点认识:其一,青年毛泽东认为法令具有为民众谋求幸福的社会功能诉求。法令具有“善”与“恶”的区分度。“善”的法令能够为民众谋求幸福,国家对能为民众谋求幸福的法令应当竭力保障其施行。“恶”的法令不仅不能增加民众的幸福,而且会危害民众的现实生存。对于“恶”的法令,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益就必须全力予以阻止此等法令的颁布与施行。其二,青年毛泽东认为商鞅前后两次变法所制定的诸如奖励耕织、废除贵族世袭特权、推行连坐法、合并乡邑镇为县、废除井田制、按丁男征赋、按军功授爵、统一度量衡等新法是“良法”、“善法”。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商鞅变法的诸种新法之所以是“良法”、“善法”,其原因在于商鞅所制定的新法的制度创设目的是为了利国利民。商鞅之法具有“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的社会范导功能与社会保障功能。在这里,青年毛泽东将评价法的“善”与“恶”的评判标准设准于与民众生存息息相关的各种现实权利的设置与保障之上,是青年毛泽东对法的评判标准的重要表述,亦是青年毛泽东有关人权本质认识的重要表述。

   青年毛泽东认为,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①毛泽东认为,其时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英国燃料业矿山业造船业大罢工、法国巴黎的政治运动大罢工、美国的电报电话人员罢工、意大利的罢工、德国的罢工、匈牙利罢工固然有着各种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夹杂在其中,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工人因为缺粮而产生的饥饿。毛泽东呼吁人权的普遍性与普惠性,并呼吁通过实现人权的普遍性与普惠性来实现人类的全面解放。青年毛泽东通过引述美国工党领袖龚帕斯(1850—1924)有关实业专制的论述即美国工党欲在其后的美国国家事务中有发言权就不许实业专制,来阐发其对人权的普遍性与普惠性的认识。毛泽东虽然对龚帕斯的“不许实业专制”的政治宣言的实现可能性表示怀疑,但却对龚帕斯的“不许”表示赞许。因为此种“不许”是对少数人特权的限制,并且此种“不许”是对多数人人权实现的可能性贡献。

   生存权是世界的最大问题,吃饭问题是民众生存的首要关注点。青年毛泽东极力推崇自14世纪至16世纪期间欧洲文化和思想空前发展的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是西方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亦是西方世界的人的主体存在价值凸显的运动,还是西方世界的人的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宣扬人文主义对人自身存在价值的关注与解放,反对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蒙昧主义,打破以神学和经院哲学为思想基础的对人的本体存在的禁锢与束缚。青年毛泽东认为,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人类应当如何生活?”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题。而欲对“人类应当如何生活?”这一社会主题提出解决的路径与方法,就必须从宗教、文学、政治、选举、社会、教育、经济、思想以及国际等诸种具体层面实现人的思想的解放。具体而言,在宗教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实现宗教信仰自由。在文学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由少数贵族所控制享有的贵族的、古典的“死形”文学变革为平民的、现代的“有生命”的文学。在政治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由独裁政治变革为代议政治。在选举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由有限制的选举变革为无限制的选举。在社会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由少数阶级的专制社会治理形式变革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社会治理形式。在教育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实践并实现平民教育主义。在经济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实践并实现劳获平均主义。在思想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实践并实现实验主义。在国家方面,欲实现人类的生存价值就必须实践并实现国际同盟。

   在“问题研究会章程”②所列的诸种需要研究的问题中,有相当篇幅的问题涉及人权主题。在有关教育所需研究的问题陈述中,教育的普及问题、强迫教育问题、社会教育问题、不惩罚问题等问题涉及教育权的公平享有与公平实现。在有关女子所需研究的问题陈述中,青年毛泽东尤其关注女子人权的内涵研究与女子人权实现途径研究。诸如:女子的参政问题、女子的平等受教育问题、女子平等从事社会交往问题、女子的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废妾问题、放足问题、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问题,等等。针对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权的剥削与压迫,青年毛泽东设计了有关劳动问题的研究项目,并认为应当从劳动时间问题、劳工教育问题、劳动住屋及娱乐问题、劳动失职处置问题、工值问题、小儿劳作问题、男女工值平等问题、劳工组合问题、国际劳动同盟问题、劳农干政问题、强制劳动问题、余剩均分问题、生产机关公有问题、工人退职年金问题等诸方面的研究中力求找寻到实现劳工劳动公平人权的可行路径。“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把他们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3]为了实现人权的经济维度保障,青年毛泽东特别从经济自由问题、蚕丝改良问题、茶产改良问题、种棉改良问题、造林问题、开矿问题、纱厂及布厂多设问题、海外贸易经营问题、国民工厂设立问题、铁路改良问题、铁路大借外款广行添筑问题、无线电台建设问题、海陆电线添设问题、航业扩张问题、商埠马路建设问题、乡村汽车路建筑问题、裁厘加税问题、盐务整顿问题、京省财权划分问题、税制整顿问题、清丈田亩问题、天赋均一及加征问题、币制本位问题、中央银行确立问题、收还纸币问题、国民银行设立问题、国民储蓄问题、模范村问题等方面论述人权实现的经济维度。对于诸种关乎民众生存的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研究,即直接研究和间接研究。直接研究是指经过实地调查环节而从事的研究。间接研究是指无须实地调查或者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而从书册、杂志和新闻报刊中着手从事的研究。无论何种研究方式,对于各种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即关乎民众真实生存状态的探究。青年毛泽东在“问题研究会章程”中提出了当时中国需要研究的71项共144个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青年毛泽东面对社会的诸种现实问题充满了“问题意识”,而且希望通过对这些具体问题的理性思考与理性探讨找寻到贴近社会现实的“解决行动”。[4]

   (二)赵女士自杀的“个案悲剧”及女性人权的制度保障

   针对1919年11月14日发生的赵女士自杀事件③,青年毛泽东认为,人权是一个包括所有人在内的、所有人共同享有的“作为人”所应当享受到的基本权利,应当解放束缚于女性之上的各种现实的“刑具”。女子与男子在生理上具有平等性,青年毛泽东形象地将此种男女生理上的平等性具体化地描述为“头的平等”与“腰的平等”。在毛泽东的政治伦理思想中,贯穿其思想体系始终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平等”的正义观。[5]女子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应然”的人权,但现实的境遇却是女子成为男子施加于其身各种“社会刑具”的“受罪之人”。脸上的脂粉是黔文。手上的饰物是桎梏。穿耳包脚是肉刑。学校家庭是牢狱。女子所受到的社会不公正对待是对人权的践踏和破坏。为了结束女子“痛之不敢声,闭之不敢出”的人权缺失状态,青年毛泽东呼吁,欲脱离此种不重视女子人权的社会罪恶就只有兴起“女子革命军”,以女子自身对人权的主张与诉求来实现女子与男子平等地享有人权。

   青年毛泽东认为,赵女士之所以自杀的原因在于赵女士深陷由社会、母家和夫家共同构筑的“三面铁网”之中。赵女士自杀个案事件的发生揭示出旧有的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对女性的遏制。婚姻应当是男女自由意识的和合。赵女士的根本悲剧在于社会并没有给予女性以平等的人格。社会剥夺了赵女士婚姻选择的意志自由。此种社会的“意志自由剥夺”在其根本上是有中国旧有的家庭制度(父权母权)和中国旧有的婚姻制度(父母代办)所“共谋”的。赵女士的“个案式”的“人格缺失”是旧有的无视女性人权的社会制度的现实体现。由于认识到赵女士自杀的“个案悲剧”的“内里”的社会制度的“共谋”真相,毛泽东呼吁社会一般男女青年就“改革婚制”、“婚制如何改革”问题广泛探讨,以征求到这个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由此可见,青年毛泽东通过其时的赵女士因婚姻自杀的“个案悲剧”上升到对女性婚姻自由、婚制改革、女性人权保障的理论高度予以重视和审视,并希望通过全社会的重视与探讨以寻找到革除旧有制度束缚的“制度”的解决之道。赵女士的“个案悲剧”与社会机制之间存在关联性。在社会营造的“男女极端的隔绝”状态中,深陷“母家—夫家—社会”关系网中的赵女士是无处“逃亡”的。此种女性“无从逃亡”的关系网束缚是社会制度的现实显现。

赵女士自杀事件具有“社会觉醒意义”以及“女性觉醒意义”。青年毛泽东引述鲍尔生《伦理学原理·序论》中所阐发的“人类之体魄及精神,其势力皆发展到至高地位,而没有一毫歉仄”。伦理学原理,从伦理学角度论证人的“生”最高限定性。人类心理中具有欢迎“生”而排斥“死”的信念。自杀是对人的生理自然状态的“反抗”的终止,是对生理的“奇变”。在生物界中,各种生物的自杀现象亦是很少。综合以上的学理论证,毛泽东认为,自杀在伦理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学的学理意义上都不具有合理性,并进而认为自杀是社会习惯对“求生法则”的剥夺。自杀心理是异常剧烈的希望的破灭,是对其生存环境的“不善处置”。社会在女性的自杀现象上扮演了“尽行夺去希望”的角色。赵女士自杀事件内涵着反抗强权的精神,此种“人格”的彰显途径具有悲剧色彩。青年毛泽东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尤其关注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努力以“革新”人的主体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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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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