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家彬: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内政权思想的分歧与整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2 次 更新时间:2020-12-24 08: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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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彬  

   摘    要:

   自中共二大通过民主革命纲领,中共内部围绕未来政权设计问题出现了瞿秋白的平民本位与陈独秀的国民本位两种逻辑的争论。随着中共对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中共逐渐将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政权主体之外,在政权的阶级属性上肯定无产阶级对政权的领导,在政权发展上强调政权向共产主义革命过渡中的作用。最终,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在“革命民众政权”的名义下整合了党内的分歧。

   关键词:平民主义; 平民政权; 分歧; 整合

  

   “平民”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目前学界多认为“平民”就是指国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这四大阶级,未意识到“平民”的含义不止一个。因此许多研究者视瞿秋白提出的“平民政权”为四大阶级联合执政,并将瞿秋白的“平民政权”等同于中共三大提倡的“平民的民权”1。部分研究者意识到瞿秋白在提出此概念时并未包括资产阶级,但视此为“平民政权”思想的缺陷,并认为瞿秋白随后又将资产阶级列入,强调“平民政权”最终还应该包括四大阶级2。实际上,中共三大提出的“平民的民权”与瞿秋白的“平民政权”完全不同,前者是陈独秀支持的四阶级联合执政,后者则是瞿秋白主张的工农小资产阶级专政。

  

   一、分歧:平民本位与国民本位

   中共二大确立了民主革命纲领,以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革命目标。此后,中共内部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形成了平民本位与国民本位两种政权思想。

   在中共内部,“平民”主要有两种含义,即“平民主义”之“平民”与“平民政权”之“平民”。“平民主义”是由李大钊较早提出的一个概念,针对的是国内的特权贵族、军阀政治,意在将西方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扩展到经济、文化、思想、教育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平民”的主体是全体国民,所提倡的核心观念是“自由”与“民主”的精神。3但在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中,“平民”的概念已将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的阶级主体仅包括工农小资产阶级,是这三个阶级的联合专政,并非学者们认为的所有革命阶级联合掌权4。1923年9月,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中,瞿秋白将资产阶级与平民对立起来,认为“资产阶级不能行彻底的民权主义”,必将压制工人、农民等平民的革命,主张“无产阶级应当引导最大多数的农民小商行民权革命到底,而以严厉手段镇服君主派或军阀派的反动,并且遏制资产阶级”,将“平民之革命民权的独裁制”视为“民权革命中最近的目标”以及“中国到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5。

   在未来政权的设计上,陈独秀最初更倾向于全体国民共同奋斗,提倡政权以全体国民为本位,建立一个涵盖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农民与工人等各阶级的民主政治,通过法律保障全体国民的自由与平等。对于革命胜利后政权的阶级属性,陈独秀并不确定,他认为既可能是资产阶级掌权,也可能是无产阶级执政,但更倾向于认为资产阶级将夺取政权。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认为“因为封建军阀及国际帝国主义妨碍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而赞成革命”的资产阶级,比“消极的中立态度”的小资产阶级更革命。总的来看,在陈独秀眼中,国民革命更接近“平民主义”,带有全民运动的特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未来的政权中都有一席之地,其所追求的是以全体国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的发展。6陈独秀的主张获得了李大钊等人的支持7。

   在大革命初期,陈独秀与瞿秋白在国内阶级关系、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差异。在阶级关系上,陈独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抱有很高期望,瞿秋白则认为资产阶级必将脱离革命;在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上,陈独秀强调民族革命是主要任务,瞿秋白则希望两种革命同时进行,逐渐向阶级革命发展。在这两点分歧的基础上,二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政权思想,而陈独秀对这两点认识的变化又构成中共政权思想整合的理论基础。

   总的来看,瞿秋白与陈独秀的政权思想有三点明显的区别:在政权主体上,前者认为主体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限制的对象,后者则坚持资产阶级也是重要的主体;在政权阶级属性上,前者强调无产阶级的领导,后者则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担任领袖;在发展方向上,平民本位希望通过无产阶级的奋斗压制资产阶级,建立更有利于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政体,而国民本位则并未过多考虑向无产阶级专政过渡的问题,倡导的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普遍的自由、平等和民主。

   陈独秀与瞿秋白思想的上述分歧,源于二人参照物的不同。陈独秀对资产阶级定位的评估与未来政权的构想,源于对俄国革命的实践以及土耳其、印度等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认识。在俄国革命中,资产阶级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于二月革命后掌权,这个事实使得陈独秀在思考比俄国更为落后的中国的革命时,不得不谨慎地对待资产阶级。8同时,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逐渐兴起的国民革命,特别是土耳其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胜利,也为陈独秀提供了重要参考9。瞿秋白对“平民”的定义借鉴了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0中有关1905年革命动力的描述,即“劳工和农民,乡村的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其压制资产阶级、准备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的设想也源于列宁此书11。陈独秀与瞿秋白政治思想来源上的差异,反映出二者在革命探索方式上的区别:前者接触马列原著少,理论水平不高,但很务实,相关认识的形成主要以实践为导向;后者由于理论水平较高,偏重革命理论的推演,用中国革命对接列宁相关理论,以列宁主义理论指导革命运动。

   中共政权思想中的分歧,受到了共产国际内部有关中国阶级状况以及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等争论的影响。马林一直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阶级革命持消极态度,认为中国社会分化不明显,“现代工业工人的人数仍然很少”,要求中共加入国民党,推进中国的民族革命———国民革命12。维经斯基则指出中共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工人运动,“巩固和扩大共产主义组织”,虽同意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但要注意“揭露资产阶级在争取各省自决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坚定性和观望态度”13。维经斯基还反对马林有关中国阶级分化尚不明显的论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已经开始出现“非常明显地分化”,并且“在组织上因而也是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为国内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14,国共合作的条件应是国民党“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工人运动”15。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尚未提出遏制资产阶级的问题。

   共产国际起初非常支持马林的主张,指示中共迁往广州,配合马林准备国共合作16。但随着1922年秋土耳其共产党代表大会被驱散,共产国际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更加强调共产党自身的壮大。1922年11月至12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拉狄克代表俄国共产党在会上提醒中共要注意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斗争,建立“牢固的根据地”,扩大在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中的影响,防止悲剧重演17。共产国际四大认可了拉狄克的观点,《东方问题指导原则》要求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共产党一方面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组织自己的力量,为实现工农“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18。1923年1月,共产国际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虽然认可各阶级联合革命的主张,但同时要求中共保持自身严密的组织机构,“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

   1923年2月马林离开俄国后,共产国际内部发展工人运动的呼声越来越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在给执委会的报告中,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很有可能投向国际资本主义的怀抱,主张“必须坚持采取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工人运动的方针”,撤销马林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身份,消除马林观点的消极影响,增加对中共的物质援助20。另外,东方部还委任与马林意见相左的维经斯基起草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重申无产阶级要壮大自己,掌握领导权,将自身发展“成为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21。身在中国的马林坚决反对共产国际决议,他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态度,仍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将中共建设成群众性政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须将工人运动置于联合其他阶级的民族革命中,服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22。

   1923年6月,在上述分歧的影响下,中共三大召开。会间,代表们围绕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了争论,特别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更引发了激烈争议23。马林仍旧坚持自己的主张,要求以民族革命为中心,不再强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认为中共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先学习民族自觉再谈共产主义。陈独秀支持马林的观点,指出“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国民革命应由力量较雄厚的资产阶级来领导,工人阶级只是其中的左翼。24瞿秋白虽然承认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可能性,也赞同加入国民党,但仍旧希望减少甚至消除资产阶级的势力,提出以无产阶级改造国民党,防止资产阶级控制革命。蔡和森、张国焘、毛泽东等支持瞿秋白对阶级问题的分析,反对资产阶级掌权,认为革命动力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会上,蔡和森还根据共产国际决议指责陈独秀放弃工人运动的独立发展。25

   结果,马林和陈独秀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意见。中共三大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承认“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共产党无法建立成群众性政党,应当加入国民党,携手其他革命阶级共同奋斗26。同时,新党纲明确指出目前革命“第一步且仅能行向国民革命,这种革命自属于资产阶级的性质”,无产阶级要“唤醒农民”,“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觉醒,“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这里所谓的“平民的民权”,即以全体国民为本位的政权,是面向各个阶级的政权,其主要政治主张如取消不平等条约、实行普遍选举、保障自由权、推行地方自治等,都属于民主主义或“平民主义”的范畴,与瞿秋白的“平民政权”思想并非一个概念27。7月1日,陈独秀致信萨法罗夫,告知中共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思想“还完全是宗法式的”,农民难以发动,而资产阶级既有力量也有意愿反帝反军阀,因此目前“只能进行国民革命”,并应收起共产主义的旗帜28。

   1922年至1923年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内部围绕中国阶级状况、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关系以及未来政权规划,形成了两种观点: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工人阶级还不强大,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帮助资产阶级推行民族革命是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因而未来的政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全体国民为本位的民主主义政权;瞿秋白、维经斯基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则强调无产阶级终将与资产阶级决战,反对在民族革命中忽视阶级斗争,反对抬高资产阶级的地位,主张大力发展工人运动。瞿秋白更进一步主张在未来的政权中,无产阶级要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压制资产阶级。马林、陈独秀的意见在中共三大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争议并未消除,分歧仍在继续。

  

   二、转变:中共对资产阶级的失望与反感

   中共三大后,中共内部的争论仍在延续。陈独秀继续反对过多地强调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29。瞿秋白则于1923年9月发表《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一文,详细阐释以限制民族资产阶级为特点的“平民政权”思想30。但总的来说,受到关余事件、学潮事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日趋反感。受此影响,中共有关国内阶级关系以及民族革命与共产革命关系的认识发生变化,为随后政权思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

在关余事件中,中共意识到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消极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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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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