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子堂 胡仁智:论法律的社会功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7 次 更新时间:2015-06-03 10:4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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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一词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如《孝经·纬》上便有所谓“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孝,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这里的“社”是用来祭神的一块地方。《旧唐书·玄宗上》中记载有:“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二程全书》中也载有“乡民为社会”。所谓“社会”意为村民集会。中国古时的“社”,也指可供志同道合者集会之场所,如“文社”、“诗社”等;有时还指一种地区单位,如“二十五家为社”。“会”为“聚集”之意。因此,两词联用,就表示在一定地方,于民间举行的演艺集会、祭神的庆祝活动;或者指许多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个地方举行某种活动。(注:参见赵震江:《法律与社会》,时事出版社(1985)。)

   今天汉语里的“社会”一词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英语中的“Society”和法语中的“societe”均源出自于拉丁语“socius”,意为“伙伴”。日本学者在明治年间最先将英文“society”一词译为汉字“社会”。近代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本社会学著作时,袭用此词。

   社会学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它的兴起是在近现代。19世纪30年代,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在其名著《实证哲学教程》中第一次使用了“社会学”这个名词。从此,“社会”成为了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社会学学者们对社会的解释多种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叫做社会唯实派或实体派,认为社会不仅仅是个人的集合,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另一派叫做社会唯名派,认为社会是代表具有同样特征的许多人的名称,是一个空名,而非实体,真实存在的只是个人。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是具有共同心理的人们的集合;或者是一种包括人类行为习惯、情操、民俗等在内的遗产;或者是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上的独立实体等等。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社会确是由一群人所组成的,但这群人中存在着一种相互关系,即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乃是由各种社会活动所形成,没有社会活动,没有人们之间的交往,便没有社会。同时,人们的交往首先是在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的经济交往,社会存在和人们一切活动的基础以及社会同动物群体的根本区别,是人们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总之,所谓社会,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活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相互作用的结果。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原因。人类要从事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活动,首先就必须能够维持生存。人要生存,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样,人们必须通过使用劳动工具去改造世界。人类的这种改造自然的能力,就是社会生产力。同时,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除了要同自然界发生关系外,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一定关系,这就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这两方面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由于在构成生产方式的这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所以它的发展对社会形态的变革和发展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变革,从而引起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的变革。但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性质,并不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而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性质。

   从古至今,人们对国家概念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国家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很难对国家下一个十分准确的定义。

   目前,在学术讨论、法律文献、日常用语中,往往从不同的视角、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国家。

   在讨论近现代国际关系时,“国家”一词往往指由政府、人民和领土组成的并拥有主权的政治实体。“现代国家最根本的属性是主权,指拥有充分的权力维护对外独立,对内政治秩序以及在其领土内拥有制定、适用和解释法律制度的最高权和独立权。”(注:《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851页。)政府即政权和机构,但不拥有主权,便不能称为国家。这是国际法上国家的概念。

   在国内法意义上,“国家”一词则指在法律上代表公共利益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特殊权利主体。国家同自然人一样有独立的人格和意思,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和责任。“国家一词是指法律上组织起来的并且人格化的社会。由于国家人格化和被看成一‘法人’,国家可以拥有财产,从事工业和商业活动,提供服务设施,对犯罪分子加以起诉等等。”(注:《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第851页。)

   简而言之,“国家”一词是指国家政权和行使政权的国家机构体系,是由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官僚集团组成的一套机构,是来自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公共权力。国家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构,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们分为被管理者和专门的管理者,后者居于社会之上,称为国家代表。这个管理别人的集团,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构,以暴力为后盾,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的手中。

   一般认为,可以把“国家”一词指称政治社会。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应,通常被称为“政治国家”,它是国家权力直接发生作用的所有政治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的关系上来讲,社会是基础的力量;国家则是驾于其上的力量。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6页。)因此,国家与社会乃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存在。国家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性的,是统治集团的能动作用,其手段主要是强制;社会的作用主要是经济性的,是社会成员的能动作用,其手段主要是自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表现为:国家承认社会的独立性,并为社会提供制度性的法律保障,为社会活动确立普遍规则,协调社会矛盾;社会反过来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能够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国家永远无法代替社会。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正如要认识故乡,就必须离开故乡,到更广阔的天地中去;要认清地球,必须离开地球,到更浩瀚的宇宙空间。我国法学前辈陈守一先生说得好:“学习法律,从法律本身来理解法律是很难的,就法律来理解法律,结果是理解不了法律的。”(注:陈守一:《法学研究与法学教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200页。)从这个意义上讲,法之理在法外。诚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认识法律,必须了解社会。

   社会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因素所构成的复合体,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在这个复合体中,任何一个社会因素的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整体的均衡和稳定。瞿同祖先生指出:“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我们不能象分析法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只有充分了解产生某一种法律的社会背景,才能了解这些法律的意义和作用。”(注:《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4页。)就是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之间乃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统一体,法律作为社会中的一种制度形态和一种规范体系,是与其它社会现象不可分割的。所谓“法律以社会为基础”,就包括了法律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和道德基础,甚至宗教基础等等。这些都是“法律与社会论”这一大课题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的一种制度。社会性质决定法律性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最终决定着法律的本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法律;即使是同一性质的社会,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法律的内容、特点和表现形式也往往不尽相同。无论如何,法律只有建立在确实的社会关系基础上,才可能是真实有效的。列宁曾把由国家制定的宪法性文件称为“成文的宪法”或者“法定的宪法”;而把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称为“真正的宪法”或“事实的宪法”。他指出:“当法律同现实脱节的时候,宪法是虚假的;当它们是一致的时候,宪法便不是虚假的。”(注:《列宁全集》第15卷,第309页。)只有“成文的宪法”比较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宪法”,才能真正具有宪法的性质。

   社会是法律的基础;如果相反,以为法律是社会的基础,那么,实质上就是强迫社会接受那些已经被这一社会生活条件及物质生产本身宣判无效的法律,把法律看成了永恒不变的东西。新的法律不可能产生于旧的社会基础之上,旧的法律也不可能长期在新的社会基础上生存。旧的法律是从旧的社会关系中产生的,它不可避免地要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必然同旧的社会关系一起消亡,因此不能使旧的法律成为新社会发展的基础。如果保存那些属于前一个社会时代的,由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社会利益的代表人物所创立的法律,这种法律肯定会同新的社会共同利益发生矛盾,因此会导致滥用国家权力去强迫大多数人的利益服从少数人的利益。马克思说:“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人的恣意横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91—292页。)他并指出,法国《拿破仑法典》并未创立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18世纪并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的发展,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

法律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问题紧密相关。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社会的多元结构基础。既然社会是一个复合体,那么,如果仅仅只有社会个别因素的现代化,还不能算是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应该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现代化,以及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的现代化。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因素,具有维护整个社会系统稳定和均衡的特殊功能。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法律以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它可以疏通社会联系,缓和各种社会冲突,由此在国内及国际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独特作用。在20世纪,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曾经发生三次巨变。这三次历史性巨变深刻影响着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及其发展走向,并极大地催发着20世纪中国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的历史性变革,产生了20世纪中国的三次法律巨变: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引发了中国从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向近代民主主义法律的历史转变;1949年的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推动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法律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法律的历史更替;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更使中国处于又一个伟大前程的起点,将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型法律,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法治型法律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社会迅速变革的时期,这一伟大变革必然带来对于新的法律的巨大需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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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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